高俊
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都是依存民族文化而生成发展的。紫砂壶艺也不例外。宜兴紫砂壶器始于北宋中期。初创阶段不但工艺粗劣、且无文化气韵，因此只能是盛水煮茶的日用器皿。但是紫砂泥丰富的泥色。良好的可塑性以及高温熔烧下的热稳定性，为紫砂壶器演变成紫砂壶艺提供了基本条件。
元代，壶工运用简单的铭刻图样装饰壶器，题材十分广泛，日、月、神、鬼、山、水、鸟、兽无所不有。特别是以华夏图腾龙凤标识制成嘴、把，铆接在壶体上的“龙凤壶”，初步吸收了上古文化的精粹，造型奇特，雍雅大度，具备了收藏价值。当时制作比较精细的壶器，大都供士人墨客、达官显贵烹茶赏玩。
真正把宜兴紫砂壶器领人艺术殿堂的是供春。供春（亦名龚春、袭供春）明弘治正德年问人，宜兴籍四川参政吴颐山的随侍书僮。吴颐山入仕前寄居宜兴湖滏九里山金沙寺读书作文。供春陪伴左右，耳濡目染，深受影响，故时论文章、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供春虽为书僮，实乃文士。供春见寺曾抟泥为壶，甚觉有趣。日久，渐悟制壶其法，偶发奇想，制作了“树瘿壶”，后称“供春壶”。供春以文人的眼光审视紫砂壶器。第一次运用“师法自然，超越自然”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创制了“树瘿壶”。此壶呈粟色，如古金铁嘴，把仿树枝弯曲形状，壶体朴雅古茂，酷似百年树瘿。“供春壶”的出现使紫砂壶器在艺术上迈上了一个台阶，由器成艺，开创了“花器”壶艺流派。
同一历史时期，宜兴制壶工匠，借鉴供春以自然物象为第一素材，溶入自然思想情感，创制“供春壶”的成功经验。以瓜果、花卉的筋纺和瓣型为基础，创作了瓜棱、菊花、水仙等茗壶，称之为“筋纹器”，与光器、花器并存于世，形成紫砂壶艺的三大主流流派。
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更是民族文化的血脉所在。我国的书法篆刻艺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文字和文字语言的深刻内涵。真、草、隶、篆各具风韵，在世界上独村一帜。书法篆刻是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华夏文化宝库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同时，书法篆刻艺术又是其他艺术门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源。紫砂壶艺以其兼容并蓄的艺术涵盖功能，吸取书法篆刻艺术精粹，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品位。
元末明初，金沙僧寺以指脶为标识，印在所制的茶壶上，别于他人。壶工竞相仿效，一时流行。成为壶器最早的“印章”。明代天启年间，壶器盛行铭刻和署款之风。一般制壶名手无不精通书画篆刻。陈用卿在紫砂大壶上镌刻的“山中一杯水，可清天地心”成为壶铭中的千古名句。陈鸣远的书法造诣独步紫苑壶界，其款字有晋唐风格，所制壶器多为文人墨客和官宦人家收藏。一些不善落墨的壶工，则请善书者代理壶铭和印铃。有名的书画师陈辰等人就是最早的专门替壶工提刀代镌的书人刻家。从那时开始出现了专业刻字人员，他们把书画装点在壶器上，使之成为壶艺的附属艺术，增强了壶艺存在流传的穿透力。
清乾隆二十三年，邵玉亭所制“荷莲壶”，式度精严，一边饰以堆贴荷莲，一边镌刻乾隆诗句，格调高雅，被遴选入皇宫，成为皇家藏品，由此宜兴紫砂壶器名声大增。一些官宦文士相继加入制壶刻壶行列，出现了一批名人名作，促进了紫砂壶艺的发展。
嘉庆年间，溧阳县宰陈鸿寿（号曼生）自创壶式18种，后称“曼生十八式”。绘制成图由制壶名手杨彭年制作。陈曼生在书法篆刻、绘画诗文方面颇有成就，所刻壶铭皆有神韵。“壶随字贵，字依壶传。”陈曼生在溧阳为官三年，所制壶器不下百把，流传甚广。
咸丰年间许多文人墨客酷好砂壶题款，并把砂壶作为馈增亲友或同僚的礼品，以至壶价陡升。收藏者也与日俱增。时人称砂壶收藏者为“壶公”。南壶公瞿应绍，上海人，常到宜兴收购茶壶，并在壶体上撰铭、刻文、镌画。北壶公张这洞，同治二年探花，常命下属到宜兴定制壶器，自撰铭文。他们收藏的茶壶，壶底均留有各自的印章，亦文所溢然。
清代中期，宜兴的壶器制作，大体可分普通日用壶和特制工艺壶两大类。普通壶注重其实用功能，并不追求工艺技巧和文化含量。特制壶则在保证其实用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完善工艺技巧和提高文化韵味。壶器之装饰。集工艺美术大成，交替运用书法、绘画、篆刻、浮雕、贴花、镂空、坭泥、彩釉、搅泥、磨光等手法。因壶而异、择宜而施；形成了独特的、丰富多彩的紫砂文化。
道光年间，书画家、收藏家朱坚著《壶史》，对紫砂壶器的生成和发展作了论述，而后日本学者奥玄宝收藏中国名壶32件。其中紫砂壶29件，逐一绘成图样，并予评解；编纂《阳羡茗壶图录》刊行于世。由于中外学者才子为宜兴紫砂壶器著书立说，极大地扩展了紫砂文化的涵盖面。
光绪年问，国内外兴起紫砂收藏热，前代留存下来的“区区藏品，不足以供无尽的取求”，于是仿造古器之风盛行。一些有实力的收藏家专请有名壶工上门制作仿古壶器。历任广东、湖南巡抚的吴大澄，高薪约请名匠黄玉麟依式仿制供春的“树瘿壶”及祖传的钟鼎和古陶器。黄玉麟在吴府深研古器，仿制古壶，艺日进，名益高。他制作的掇球、书扁、石瓢等铭壶，精气浑成。古意充盈，成为一代宗师。此外，金石书画家吴昌硕、任佰年、吴远等名人均参加抟泥制壶、铭文镌画，留下千古精品。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壶器销往日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英国、法国、秘鲁、智利、墨西哥、意大利等国。程寿珍制作的掇球壶、仿古壶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俞国良、汪宝洲、范福奎等人制作的传炉、柿壶、东坡提梁壶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工艺博览会上获优秀奖章。紫砂壶艺以其深厚的华夏文化底蕴，独特的工艺技巧，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宜兴紫砂壶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积极培训从艺人员，从根本上提高他们的文化艺术素质。一批有实践技能的青年工艺制作人员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其他大专院校接受基础理论专业培训，形成了一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重传统又善创新的艺人队伍，为繁荣紫砂文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誉满紫苑壶界的任淦庭、朱可心、顾景舟、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蒋蓉等老一辈紫砂壶艺大师，皆出身贫寒，但刻苦好学、博闻强记、学识丰厚。他们设计制作的壶艺作品文化底蕴深厚、重气求精，含蓄大度，“等量黄金难易其器”，均系不可多得的传世珍品。笔者以为，要提高宜兴紫砂壶艺的文化品位，永葆其发展态势。首先，要培养一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工艺水平的从艺人员队伍；以人为本，方能兴壶艺而流百世。其次，从艺人员要善于吸取华夏文化的营养，溶入个人设计理念，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笔者以“范蠡创陶”传说为题材，创作了《古荆壶》，运用变形手法将烟翠条纹点缀壶体。似荆条、似水波、似曲径，蕴含浓烈的古陶文化。此壶参加2001年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评比，荣获银奖。以古代兵符为壶饰的《虎帐谈兵》壶，被南京市博物馆永久收藏。第三，壶艺创作人员要正视改革开放和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实际情况，坚持紫砂文化的民族性，以其独特的材质、独特的造型、独特的工艺、独特的文化背景，制作出更多更好的壶艺精品，让紫砂艺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永放灿烂光辉。
（载《江南论坛》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