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玫瑰酷儿误入反问句的雷区,不禁愧疚于色,满腮桃红。他知道自己的不狡黠。在野蛮横暴的反问句后,他想设置温软款款、循循善诱的设问机构。他开始期望赖锡斯的臀尖上出现特异的功能,特异的属性,特异的力量和温度,能够启蒙冥顽,化卵石为禽鸟,用恐龙的复活来传证旧游戏主义的亘古永存。作为新游戏主义的范例,他不想使自己流俗于那群无神论者。他们明明是在有神论神学的基石上乍着小胆儿建立无神论体系的,却从来不敢承认有神论是一切科学或无神论的本元。他们竭力把神隐藏起来,能埋没就埋没,不能埋没就佯作忽略。
现代人追求着与尘世更为贴切妥近的关系。信仰的本能,把人类的目光导向天国,人们宁愿放弃现世的安全,享受,直至生命,也不愿失去在天国中的位置。人的游戏本能介于人的世俗生活和天国生活两种本能之间。它既不被前者所玷污,又达不到后者的高度。如同一个孩子,在阳光之下,成人的争竞之外,玩着他心爱的游戏。它使天与地之间的联系,神国与俗世之间的联系,神与人之间的联系,有了一层透明而润泽的膜体。“凡要承受上主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人与天国之间的距离,只有儿童才能缩短。
儿童游戏因此而成为人类是否能够战胜死亡、永生永活的保证。重要的是,游戏主义当抛弃世俗哲学逻辑推论式的思想方法,而效仿《圣经》神学的启示录方法。它把“游戏是一切”的观念严格地限定在天国之下。游戏被视为寓言的程序。“游戏是一切”仅仅是一种寓言性的说法。游戏主义因此包容了另外一个哲学反思:世上的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成全,都不足以阐释规律、宇宙或人世。新游戏主义者否认哲学是“超然于世界的思辨”。
从新游戏主义的立场看,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并不像他们自诩的那么“独一无二”,那么“观看”。他们也是参加竞赛甚至买卖的人,也是游戏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加者都是游戏人,不论组织者,卖饮料和纪念品的人,运动员还是观众。唯独神是操纵者。只有操纵者,才是真正的旁观者。旧游戏主义和新游戏主义的真正分野,在于前者认为人的思想游戏是超越一切的,后者认为人的游戏无论层次高低,都局限在人的规范中,包括思想游戏和哲学游戏:用游戏概念无法笼括超性的神国世界。新游戏主义之前的全部哲学流派,都有一副妄自尊大的面孔。
于我,小说家尼可斯·卡赞扎基斯的道路富于证验性。14岁之前,他生活在希腊克利特岛上,与渔民、牧羊人、农民和小商小贩朝夕共处。漂移到纳克索斯岛的一所修道院后,他开始了毕生都在苦苦进行的精神与肉体、行动与沉思默想的斗争。在雅典,他发现了尼采。在巴黎,他师从柏格森。此后,他进入一个禁欲苦修时期。在马其顿阿索斯山的修道院中的修行结果,令他失望。他回到尼采。再从尼采转回到释迦牟尼。再从佛陀转向列宁。
又从列宁转到古希腊的神话人物奥德修斯。漂泊的最后,他重新回到基督怀抱。他认清了被耶稣视为假救主的两大世俗诱惑:婚姻和革命。在《基督的最后诱惑》中,他深深地向基督精神跪下双膝:只有爱,基督之爱,才能征服一切。恐龙会在化石蛋中完结么?一个委婉的设问句引发了我对新旧游戏主义的思索。旧游戏主义同所有妄自尊大的哲学潮流一样“骄傲”,新游戏主义则因谦卑的品性在向上主的怀中回归。从游戏到游戏,从儿童游戏到儿童游戏,这是先祖猫眼靓丽男的道路。“从拥抱到拥抱,儿子到儿子”,这是玫瑰酷儿的道路,一条卡赞扎基斯式的游戏主义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