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者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译文
孙子说：战争的指导法则是，使敌人举国屈服是上策，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人的“军”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人的“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人的“卒”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人的“伍”就次一等。因此，百战百胜，还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经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所以，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方针，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是打败敌人的军队，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制造攻城的大盾和轒輼，准备攻城的器械，几个月才能完成；构筑攻城的土山又要几个月才能峻工。将帅控制不住自己忿怒的情绪，驱使士卒象蚂蚁一样去爬梯攻城，结果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而城池依然未能攻克。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军屈服而不是靠硬打，攻占敌人的城堡而不是靠强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是靠久战。必须用全胜的战略争胜于天下，这样军队不致疲惫受挫，而胜利却能够圆满获得，这就是以谋攻敌的法则。
因此，用兵的原则是，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有与敌相等的兵力就努力战胜敌人，兵力少于敌人就要坚壁自守，实力弱于敌人就要避免决战。所以，弱小的军队假如固执坚守，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将帅好比是国家的辅木，将帅对国家如能像辅车相依，尽职尽责，国家一定强盛；如果相依有隙，未能尽职，国家一定衰弱。
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前进而硬让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后退而硬让军队后退，这叫做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就会使得将士迷惑；不懂得军事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疑虑。军队既迷惑又疑虑，那么诸侯列国乘机进犯的灾难也就到来了。这就是所谓自乱其军，自取败亡。
预知胜利的情况有五种：知道可以打或不可以打的，能够胜利；懂得多兵与少兵不同用法的，能够胜利；全军上下意愿一致的，能够胜利；以己有备对敌无备的，能够胜利；以己有备对敌无备的，能够胜利；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君主不加牵制的，能够胜利。这五条，是预知胜利的方法。
所以说，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有危险；不了解敌人但了解自己，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既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么每次用兵都会有危险。
赏读
本篇阐述关于进攻的谋略，包括用兵的原则，战术的选择，指挥的确立和预见胜负的方法，强调“知波知已，百战不殆”。关于用兵的原则，孙子认为，最理想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把“伐谋”、”伐交”的策略放在优先地位，以力争全胜为基点来制定方针。孙子主张“伐谋”、“伐交”、“伐兵”并举，实质上就是进行政治、外交、军事的总体战。
关于用兵的战术，要根据敌我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打法。主张速决战、歼灭战，以优势兵力对付敌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则要避开敌锋，保存军力，掌握主动。关于确保指挥和预知胜负的方法，孙武强调作战指挥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了解战情的君王不能任意干预。
最后的结论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些见解完全体现了一个古代军事家的卓越识见和才能，尤其是《谋攻》所提出的关于决策的理论并不仅仅适用于战争。在管理科学上同样适用，如做决策时即可采用“知己知彼”的原则，选取有效手段来获取对方信息，并依据信息合理分配力量以求最后胜利。全文文笔凝炼，峻洁严明；句式简短，多用排比，给人无庸置疑之感；且内容深刻，说理透彻，富于气势，斩钉截铁，无可辩驳。晏子使楚——《晏子春秋》
题解
本文选自《晏子春秋》。《晏子春秋》是一部汇总记叙春秋时齐国晏婴言行的著作，共八卷，分内外篇，凡二百一十五章，旧题春秋齐晏婴撰，实系战国时人之作品。该书语言含蓄而且富有哲理，人物形象生动，故事简短有趣，颇具文学价值。
原文
（一）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间，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二）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译文
（一）
晏子出使楚国，因为晏子身材矮小，楚国人故意在大门旁边开了一扇小门来迎接晏子。晏子拒绝从小门进去，说道：“出使狗国的人，从狗门进去；现在我出使的是楚国，不应从这扇门进去。”迎接他的人便改道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晏子谒见。楚王说：“齐国没有人吗?”晏子回答说：“临淄有数百家人，人们展开衣袖便可以遮住太阳，挥一把汗就可变成大雨，人多得肩靠着肩，脚挨着脚，怎么叫没人呢?”楚王说：“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你出使呢?”晏子回答说：“齐国派的使臣，各有其专责，那些贤德的人，就派他们出使贤德的君王，没有贤德的人，就派他们出使没有贤德的君王。我是最无贤德的人，所以只能出使楚国了。”
（二）
晏子将要出使楚国，楚王听说了这个消息，就对身旁的近臣说：“晏婴，是齐国极善言辞的人，现在他将要到来，我想羞辱他，用什么办法呢?”近臣们回答说：“在晏子来的时候，请让我们绑一个人在大王面前走过，大王就问：‘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是齐国人啊。’大王又问：‘犯了什么罪?’我们就回答说：‘犯了偷窃罪。’”晏子到了，楚王摆宴接待晏子。饮酒到高兴的时候，两个小吏绑押着一个人朝楚王这边走来。楚王问道：“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小吏回答说：“是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盗吗?”晏子离开坐席回答道：“我听说过这样的事：橘生长在淮河以南就成为橘，生长于淮河以北便成了枳，它们仅仅是叶子相似，而果实的味道却不相同。之所以像这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是水土不同啊。现在人们生长在齐国不会偷盗，到了楚国便偷盗，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善于偷盗啊!”楚王笑笑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讨没趣了。”
赏读
俗语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反击是最有力的。晏子大概是深得其中三味了。齐楚相交，齐弱楚强。晏婴身材短小，相貌平平，楚仗势设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高人一筹的智慧，齐国受辱是必然的。因为如果从正面讲道理，义正辞严地说友邦往来不应失礼，则会导致剑拔弩张，自取其辱。而晏子却别出一辙，用近似归谬的方法，针锋相对地推出“使狗国者，从狗门入”的道理，使楚王自讨了一个没趣。这种高明的反击手段，不仅维护了自己的人格，也维护了自己的国格。
第二个故事中的橘枳之喻，入楚则盗之比，顺水推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蕴反击于形象的比喻之中，亦庄亦谐，有理有节，以致楚王也只有讪笑和解嘲之份了。察今——《吕氏春秋》
题解
《察今》是《吕氏春秋·慎大览》中的第八篇，是全书中十分著名的一篇论说文，主要体现了先秦法家的历史进化观。“察今”就是明察当今形势，据以制定法令制度，它既是篇名，同时也概括了全文题旨。
原文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于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欲异。口惛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龟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滩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
译文
第八：君上为什么不效法先王之法?不是其法不妙，而是因为先王之法不能效法。先王之法，经历了前代而流传下来，有人增益，有人损减，这怎么能够效法呢?即使人们没有损益，仍不可以效法。夷、夏之言，古、今之法，因语言的差异法规也有所不同。所以古代的语言大多不同于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法令大多不合乎古代之法。有着各种不同风俗的人民，也与此相似。他们所希望的目标相同，但具体的做法又相异。由于言语不通，人们交往起来感到不愉快，犹如舟车衣冠滋味声色具有差异一样。人们总是自以为是，与此不相合的则极力诽谤，天下有学之人大多好辩，言辞虽然激烈，却往往颠倒是非，不求其实，互相毁谤，以胜过别人为能事。（照此说来），先王之法，又怎么能够效法呢?虽然人们可以得到它，可不应效法。
先王之法，总是适应其时代的需要，时代不可能与法并走，即使现在古代的法令有了，仍然不能效法。所以应该舍弃先王的成文之法，取法其所以立法的道理。先王之所以制订法令，为什么呢?先王之所以制定法令，是人为的，而我们自己也是人呀。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是一样的，别人与我也是一样的，有道德的人，贵于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所以观察堂下日影，可以知道日月运行、阴阳变化；看到瓶水结冰，可以推测天气寒冷、鱼龟躲藏；尝一小块肉，可以知道一镬、一鼎肉的调味。
楚人欲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作了标记，后来澭水猛涨，楚人不知道，仍按照原来的标记晚上偷渡，溺死了一千多人，军营惊溃如同房屋倒塌。当初他们作的标记是可以引导渡河的，现在水已有变化，增加了许多，楚人却仍按表而导渡，这是其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今天的君上效法先王之法，与此相似。当今时代与先王之法已不相适合了，却仍要说这是先王之法而效法之，以此治国，岂不悲哉!
故治理国家无法则乱，守法而不知变革则悖，悖、乱均不能够立国。时代变了，时光相移，变法是应该的了。譬如良医，病有万种变化，药也随之有万种变化，病变而药不变，当初还是长寿的人，现在也会中途夭折的。故大凡行事必须依法而动，变法者应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化。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过失的事了。不敢议论法令者，是普通百姓；敢于以死守法令者，是在职官吏；能够因时而变革法令者，是贤明君主。所以天下有七十一位圣人，他们的法令各各不同；不是所为者相异，而是时势已有不同。所以说，良剑期望能割断东西，并不期望如镆铘之类的好名声；良马期望日行千里，并不期望有骥、骜之类的称呼。那能够建功立业者，才是先王所期望的“日行千里”呵。
楚国有个过江的人，他的剑不小心从船上掉入水中，便急忙在船上刻下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所掉下去的地方。船靠岸后，即从他所刻的地方下水寻找。船已在向前走去，可是剑不会走，以这种办法求剑，不是很令人困惑吗?以过去的法令治理国家，与此相同。时代在向前走，而法令不可能走，以此治国，不也是很难的吗?
有个路过江边的，看到一个人正把婴孩带来，准备投入江中，婴儿啼哭不已。他问其缘由，那人说：这是因为其父善于游泳。其父虽善于游泳，他的孩子难道也善于游泳吗?以这种态度处理事物，必将悖于常理。楚国为政之法，与此也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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