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辛勤耕耘，潋江弦歌
1943年1月至1945年2月，我在兴国县教育科长任内，在改善小学师资，提高小学教育质量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调动了各种积极因素，取得一定的成绩，赢得了奖誉，较在余江，又跨进了一大步。不仅受到了八区（宁都）专署的嘉奖、省教育厅三次记功令的颁发，而且在江西省参议会给了兴国县教育的较好评价。
1943年1月，我主动放弃中央驻赣的铨叙处注册股长（委任最高级——一级）来到兴国县就任委任七级的县政府教育科长，一因单位闹派，且工资调整赶不上物价飞涨的形势逼迫，二因旧东廖上璠诚意特邀，并转达了中央参政员王有庸（即王平秋）、江西省参议会副议长王有兰（王孟迪）兄弟指名特邀（因为我在余江贵溪两县任内办理地方教育多次受奖，小有名声），帮助整理兴国县地方教育。为此（廖上璠要亲属把王氏兄弟原信给我看过，区区小我不能不感动），一叶轻舟就由茅店到达了龙口（原赣县，现兴国小镇），县政府已派轿车接我们行李及绮云母子（人力轿和车），旱行40里到达兴国，在民教馆（当时在鼓楼旁）空出房间让我们居住。这盛况，是一般僚属所未有，待以上卿之礼，能不感奋。
兴国县是一个大县，在赣南十几县中，几与南康齐名，是人文荟萃之区，历代人才辈出。远的不说，中央参政员王有庸，江西省参议长王有兰，公路处长胡嘉诏，大学教授，还有专员等不少权势人物，教育事业有一定基础，中学有私立平川中学、私立光华职业学校、五个区中心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很高。还有江西著名的私立豫章中学及负特殊使命的上海新建中学均迁校在城区，江西省图书馆设有分部。余江与之相比，小鸡大鸟，无与伦比。但又为什么本邑巨绅提及要求整顿家乡教育，其中主要原因系人才多，派系多，教育队伍不纯，教师不安于位，影响教育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与人才的培养使用。全县主要有城乡两派，派中又夹有姓氏宗派。王姓办平川中学，黄姓则办光华职校，城内黄姓办培源小学，刘姓办龙兴小学，李姓办崇礼小学，张姓办崇厚小学，欧阳姓也办有西成小学。各立山头，各自为王，当权者既不熟悉教学事务，师范毕业生多被冷遇搁置，甚至外流。针对此种情况，我先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掌握了五所中心小学校长、四所私立小学校长均系派系权要人物。师范毕业学生未得重用，任教务主任者寥寥二三人。再行对症下药，从充实和加强领导、教学骨干入手，不管姓氏，不管派别，校长和教务主任必须主要任用师范毕业生（兴国邻县有两所师范：赣县乡师、宁都乡师）。在其他部门供职的师范毕业生礼聘回校任教。两个县督学中，改任钟祥佩（飞鸿调来）、李鸿（崇礼调来），在钟李两姓求之不得，获得重要地位，在钟李二督学以凭空被擢用，有知己之感。廖县长已授予我特权，许我便宜行事。不久，各完全小学教师队伍焕然一新。这样一来，完全小学校长、教务主任多少都向我靠拢，个别的也正在物色，我已和赣县宁都乡师，其中特别是宁都乡师校长李允强，原是我大革命时期战友，我重用师范生受到校长的支持，李涤就是李允强推荐的。我还和这两校的学生相约，在校好好学习，回县后保证作最优安排。由于师范生当了地方学校的权，学教育的人安心办好教育，自是天经地义的事。县里还规定，反对关门办校，中心小学辅导地方小学，小学辅导保学，层级负责。县里又像过去在余江县一样，加强督学（师范生与科员也被任命为视导员），履行视导职能。这样一来，仅仅半年，地方教育确是改了观，再没有听到派姓纷争的事，算是上了轨道。
教师队伍有了提高，但毕竟师范生不多，即师范生中也不少人在教学上很差劲，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培养与在职培训双管齐下。自己培养的是以后县办了一所简师学校，此是后话。更主要的是提高广大的在职教师队伍，寒暑假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集训是一直抓紧了，和督学们全力抓这一工作。在这里却不再强调师范生，只要抓紧学习，边教边学，一样是会出好教师。同时，也在此靠拢一些非师范生但能乐业勤业的骨干。记得1943年的暑假，那次讲习，盛况空前。全县小学教师毕集（私立小学教师自愿），中心小学辅导和初小、保学（第二次中心小学则在学区中小学习不再集中），为了促进教学，城区中心小学还办了暑假实习班，仿师范生实习例听课上课。这次效果很好，普遍有了提高，事后还提拔了一些非师范生的教师在领导岗位上工作。
兴国县较富庶，县财政收入较充裕。县长既授我尚方宝剑，允许创新，在教师待遇上也优以保障，地方上的教育公款公产，不断继续清查，充实学校设备，而且允许酌收米贴（当时私立中学收稻谷，每学年每学生至少也几斗，乡村少点）。外加推行了学生供膳制（即按学生逐人每学期供给教师三餐膳食，不再有米贴），先是高兴地区试行，家长接待教师伙食，尽善尽美，以为款待好了先生，先生会格外照顾自己小孩读书，每学期不过两三次，花费不多。后来区中心小学也是如此，中心小学教师不过十人，学生多，可以轮餐计。当时我们去视学，学校一声通知“查学员到”，伙食格外丰盛，我们也叨光。对学校来说，可省工友开支，对教师来说，改善伙食。后来很多地方推行，这对地方教育事业是有帮助的。没有儿童上学的人家，不须负担，心里也舒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推行的方法，利于教师，利于学校。
师范生治校，是天经地义的事。县里师范生不多，两所省级师范收录学生名额也并不很多，无法满足需要。因此与县长并邀县内外巨绅协商，认为适应需要，首创简师（四年制，招收小学毕业生）。
在兴国县，由于我的身份关系，已超出了教育科只管地方小学的界限，我办了县立师范，也经常到私立平川中学去看看（只说是参观）。另外因战时两所有名的完全中学南昌私立豫章中学和上海新建中学在县城，省督学来，会邀我去视察，当然受到款待，同时也特地请我去解决一些与地方间的问题。宁都专署也曾为我开了个庆功会（表扬性质），专员李懋还私下授意邀任专署三科科长，他不知道我在廖县长处有三重津贴（绮云挂名税捐稽征处，我内部仍兼民教馆长薪），当然我不会去。甚至近在泰和的省教育厅长，除来过兴国视察（我在农村深夜赶回六十里回程接待他），不久又召见我，我去了泰和省教育厅，又见着了他。他对我倍加赞许，而且和我商议在兴国设置省国民教育第二实验区（第一实验区在泰和，主任由国民教育股长杨建勋兼），要我筹划（但一直因为战事迫近未建成，到抗战胜利后，我去新建，才下委我为江西第二国教示范区主任）。初教科（二科）贺鉴仟（是解放时江西八老之一，永新人），他告诉我，当我离贵溪后，曾找过我（因为当时我有点名气），只是未找到我的通讯地点，不久知道我已去了兴国。他的意思要调我到教厅二科国民教育股接杨建勋之职，我因家属不便移动谢绝。自此以后，我和教厅关系十分密切。日寇迫近泰和时，教育厅全部迁来兴国，我将民教馆全部楼房让给教厅办公。后来如果不是曹浩森走、王陵基调来、程厅长去上海教书，我也许在抗战胜利后就被调进江西省教育厅了。
兴国之行，真是值得。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行署教育处工作，与兴国旧友还是热情迎送。我到兴国去，也受到教育人士（包括当时教育局江局长在内，是当时江背中心小学教师）之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