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识字求学
我刚三岁多,母亲就开始让我识方块字了。母亲还准备了方块字盒,我兄弟二人各有一盒方块字。方块字背后有彩图,就是叫我们看图识字。开始时,每天识4个字,以后逐步增加。后来,每天要识十多个字,一直到把这盒方块字认完。次年,我5岁了,刚好三姨夫参加二次革命湖口起义失败归来,便由他在父亲公事房厢房里教我们弟兄二人读《论语》。《论语》是古文言文,三姨父的任务就是教我们一段一段读,用朱笔圈点,对不认识的字则重点讲和读。回忆起来,我读是读了,但书中的意思却一点不懂,只能生吞死背,唯唯诺诺说是。不过,一个收获就是认识字了。他每教一段,便要求死读硬背。第二天早上再背给先生听,如出了错,必须重新再读再背。这种读书方法,事后想起来等于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以后大一点了,父亲给我又请了名师来家教《孟子》,读《诗经》,无奈都不解文义,味同嚼蜡。《孟子》虽有一点故事,仅仅一小段儿,引不起我的学习兴趣。直到后来,1920年我当时进入南昌有名的戈氏学馆(私塾),学的是《大学》《中庸》,还是讲的大道理,一点也不懂,如山东人说的“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戈氏学馆老师讲的是自编的中国史、西洋史,都是讲古代的,我也觉得格格不入。倒是在练习写字方面,我有一点点兴趣。特别是学馆老师指出我们过去写、读的错别字、音。
还有怪病的事。记得六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那时,家里住在山区的德兴县城,住在县衙府里。不知怎么搞的,我一到中午,便会从脚下开始,长出一颗一颗绿豆大小的红疹,一直向肚皮上发展。这种红疹,如针刺一般痛不可忍。以后大哥也同样生红疹了,不过他比我要轻一些。发红疹以后,十分疼痛,坐卧都难过,如针刺在下身。但是发作一阵后,疼痛又会悄悄消失,到吃晚饭时光,痛苦全部消失,照常可以行动。可是,第二天中午起,又开始疼痛,天天如此,从开始疼痛到消失,需一个下午时间。当时父亲在县城请遍了名医,甚至赶到乐平县找了一个大医生到德兴为我兄弟俩治病,但都找不出病根来,也说不清楚病因病理,大都各开各药,当瘴毒治疗,收效甚微。后来,有一个乡村医生诊断说,这不是瘴气造成,而是吃坏了什么东西,他开了清血止痛除毒的药,而且从山里挖来一种草药,每天洗下体。这样,疼痛慢慢好了一些。大哥好得很快,不过二三个月就恢复正常了。但我的病情却持续了大半年。最后虽然治好了红疹,但却落下了两腿瘫软的怪毛病,不能行走,进出都要人背负,而且骨瘦如柴,像是得了软骨病和脚气病。父亲又广求名医,最后得出的药方是进补。于是大吃驴胶、虎骨等药。因为当时德兴深山有虎伤人,公家奖励猎虎者,经常有人抬虎来县城请奖,当地药店也炮制了虎骨、驴胶等名贵药,正好满足了我的需要。每天晚上,父母吃炖品时,都会给我安排一碗,猪蹄筋或者是鹿蹄筋(德兴有鹿),有时里面会有特地从南昌买来的“哈土蟆”(东北名宝,实际上是一种干蛤蟆),炖得稀烂,用鸡汤为底汤。尽管我不愿吃,但母亲非逼着吃,还要吃干净。就这样,半年多下来,不要说出房门,就连床也很少下,好在两个丫头菊英、菊仙小心服伺,连洗澡也由她们动手。小便她们送上尿壶,大便把我抱到母亲的马桶椅(掀开桶盖,内有马桶)上。吃饭也是由她们把托盘送到床上,我靠着栏杆吃。只是,这半年不准许吃荤腥。巧的是,那年9月间,城外马王庙有庙会,大演神戏,因为当时我身体日渐好转,便准许叫游福(管家)背我去看神戏。一连十几天,我可高兴了。不过,哪里是去看戏,我只是叫游福抱我坐在旁边的饮食摊上大吃零食,什么油炸的麻圈、油饼,煮的桂花汤圆,还有煎饼糖糕等,吃得口里流油,大饱口福,不亦乐乎。十几天下来,我心情特别愉快,身体也迅速康复。驼子王妈告诉祖母说:“二少爷逛庙会,菩萨帮了它,身体强壮多了。”
这一病大半年,才恢复了正常,可以走路了。期间,不要说读书,连识字也停了。家迁到分宜后,请了名师曹仁仓来家,才开始正规家塾读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