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受的教育，是“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间屡因中苏关系的变化而茫然莫名究竟，但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大党，一夕之间，忽而瓦解。
这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谜。七八年过去，偶然从一些相关报道的字里行间，仿佛得到一点启发。比如说在群众“上街”的热潮里，捷尔仁斯基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推倒的———捷尔仁斯基何许人也？他是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后第一任肃反委员会即“契卡”主席。因他死得早，不是被斯大林镇压的，所以整个五六十年代，也曾是中国青年的偶像之一。有关他的传记性文学作品，就印行过《燃烧》、《穿黄狼皮大衣的人》，今天60多岁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记得。他的塑像一直挺立在莫斯科前契卡也是后来的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门前。
其竟被推倒也，恐怕并不是针对他个人，上世纪90年代初的苏联人跟他不会有什么个人恩怨，但他所创建的这个部门执行过例如肃反扩大化一类滥杀无辜的命令，“以革命的名义”树敌过多，为苏联共产党结怨甚深，捷尔仁斯基遂也就成了遭恨的象征。
金雁在《新俄乡纪程》中，说人民抛弃了苏共，是因为苏共抛弃了人民，抛弃云云，不失为温和的说法。苏联人民长时期所遭受的经济剥夺和政治迫害，是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能施加的。
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怎么会从我心目中的光辉形象，变成了实际上是苏联人民的对立面呢？
最近从《作家文摘》上看到黄苇町著《失落的尊严———惩腐备忘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的部分章节，勾出了一个大致的历史轮廓。
黄文指出，苏共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如前所述，苏共十分缺乏党内民主。又长期以党代政，形成了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应该说，这三制使领导人以言立法，以言废法，以人治代替法治。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
黄文说，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有很多，“有一个在当时被我们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层中的腐败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他们所攫取的特权和财富之多，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去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诸子孙。”黄文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他认为，剧变以后的进程也表明，“最大的赢家不是黑市倒爷，甚至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成员，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今天俄罗斯的新显贵。”
看来，从苏联“亡党亡国”中得到最大好处的这些新显贵们，不少原是前朝遗老，早先党和政府官员中的“老同志”；当他们还披着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外衣，以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的时候，就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利禄之徒，他们坚持的其实只有一条原则，就是所谓“现在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一俟国内发生政治危机，他们乐得如黄文所说的“一呼百应，顺水推舟”，在政权易帜之后，继续做他的官，发他的财。
40多年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赌注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几代身上。我们都不止一次地学习讨论，以提高警惕，寻找抵御之法。当时我们相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的语录，认定要搞垮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也必是“思想领先”，由思想文化的侵袭和腐蚀入手，而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似乎也就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嫌疑人。今天想想，未必尽然。有比意识形态更有力的东西，那就是金钱，竟被我们忘记了。尤其对于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人，一些具体的物质利益就能左右他们的思想行为。毋须来自敌对势力的腐蚀，先就腐败以至腐烂，自我颠覆了。可以说，江山变色，由腐败始。
套一句我们传统的话儿，所谓“亡党亡国”的最大危险，“乃在萧墙之内”！
我没有看到全书，不能对全书作出评价。然而书中涉及苏联解体缘于官僚特权阶层大搞腐败、与人民为敌这一分析和论述，至少接触到部分的真实，可读。过去在“文革”中骂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纯属瞎说。今天，在苏联和苏共都已瓦解之后，探讨一下十月革命的故乡何以会一朝“红旗落地”，苏联的人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应该不仅是历史学家所关注的课题。
1998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