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匹瓦克的书比巴斯奈特晚了10年，除了共同的关怀之外，时空的差距显然会产生不一样的课题。大体上而论，斯匹瓦克比较关注新世界的现象，前面我提到她呼吁新比较文学应当关注生态，显然是有她的在地性。大家都知道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一个美国人发明的字，1978年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美国文学研究的《爱奥华评论》（TheIowaReview）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10年之后，1989年美国西部文学学会举行年会，会长格棱·乐甫（GlenA．Love）发表大会演说《重估自然：生态文学批评刍议》（“RevaluingNatureTowardAnEcologicalLiteraryCriticism”）；2003年乐甫出版专书叫做《生态批评实践：文学生物学与环境》（PracticalEcocriticism：Literary，Biology，andtheEnvironment）。就这些文献看来，生态批评具有相当强烈的美国本土性——尤其是西部地区意味（Wesling2006，Zapf2006）。这一点与本次会议倒有一些巧合。
研究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文学史上有一种必然的邪恶：任何文学运动或思潮出现时，发起者和从众都希望在以往的历史中寻找到思想的渊源，这种现象我曾称之为“创造祖先”（theinventionofancestors）。生态批评自然也不例外。从欧洲移民来的美国人来到了美丽新世界，以亚当自许，照理说应该前无古人。但是生态批评家往往把他们没有传统的传统，勉强上溯到艾默生（RalphWaldoEmerson，1803－1882）和梭罗（HenryDavidThoreau，1817－1862）等人身上，他们甚至以为在梭罗的作品中找到“ecology”这个字，后来版本注疏家证明这个可疑的字原来是“geology”，使得他们空欢喜了一场。要替生态诗学溯源是极端困难的事，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恐怕是最古老的文学题材了。很多所谓的源头都是马克思批评所谓的过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可能决定的因素太多。
2004年伦敦洛特基出版的工具书《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把这种论述溯源到1962年第一本环保论著：瑞秋·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TheSilentSpring）。我记得1972年刚开始在大学教英文时，就用了这本书当教材。如果我们把批评流派产生的原因追踪到非文学因素，那就更困难了。许多人认为1960年的思潮，如反越战、追求东方神秘主义、嬉痞式的原始主义生活方式、环保意识的抬头，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正是美国“深度生态学桂冠诗人”史耐德（GarySnyder，1930－）的自然诗盛行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走出美国的场域，会发现环保运动的政治化取向与实践，是在西欧开始的；就社会实践而言，西欧的环保运动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成就。1970年代德国成立了绿党（dieGrünen），受它影响之下的文学研究也属于生态批评的一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生态文学和批评在德国发展成功。
有趣的是“ecocriticism”（生态批评）和“ecopoetics”（生态诗学）这两个字在1989年电子版的《牛津大辞典》（OED）上都找不到；OED上有“ecology”（生态学，1873）和“ecosystem”（生态系统，1935）这两个字。“ecology”（生态学）这个英文字于1873年由德文的“oekologie”翻译过来，造字者是达尔文的德国门生黑克尔（ErnstHaeckel，1834－1919）。这门学问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处理生物与环境（包括生物与非生物）在时间中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演化作用（coevolution），它有两个主要的课题：适应（adaptation）和遗传（heredity）。至于“ecology”在OED出现的另外一个定义，在时间上比较晚：“生态问题，如政治性议题的工业污染，多半和政治运动有关，譬如西欧的绿党。”《牛津大辞典》引述的最早的例子，是赫胥黎（AldousHuxley，1894－1963）1963年的《生态政治学》（“thepoliticsofecology”）。各位可以想见，我们近年所讲的生态批评都是属于第二种定义的，有道德意涵和政治活动性的概念。这种用法窄化了生态学，并误导了学者。
因此，和一般论述不同，我把生态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它和大多数以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近似，包括深度生态学（DeepEcology）、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后现代生态学等，它们发展出教条和阅读策略，以政治姿态和伦理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无论是当代的或古代的；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ecosystem）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实证性和系统性。什么是生态系统？《牛津大辞典》指出的出处是1935年坦思理（A．G．Tansley）的著作《生态学》，“生物与其他生物和非生物的互动所建构的关系系统”。1963年的一个例句表达得最清楚：“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的基本单元，由动、植物和它们影响的环境构成。”这些说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我手边使用的生物学课本所下的两个定义大体相同：（1）“某地区所有的生物总体和非生物的互动”；（2）“某生物社群以及其物理环境”（Campbell，Reege，MitchellandTaylor2003）。这本书中有一句话，“海洋是地球上最大、最少被探索的生态系统”（页678）。我们必须以互动的系统概念来思考生态现象。
当然，我们的兴趣不是生物学，而是文学，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生物学方法论对比较文学的渗透。生物学与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便有密切关系；学界流行的许多文化理论，泰半具有生物学基础，却鲜少为人提到。透过正文化作用，物群生物学发展出“殖民论述”；环境生物学发展出“生态诗学”。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些问题。
现在我要举两个生态科学文学研究的实例来结束这篇历史性回顾，它们是我最近5年完成的科研项目，除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过之外，也已经先后在爱沙尼亚塔尔吐大学的符号学杂志上出版。第一个研究是寄生现象，这是一个生物学课题。也许有人会问：这跟文学有什么关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说你这个人不长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是个寄生虫。这难道不是生物现象的引申吗？再不就，我们说国王的宫廷里有一大堆谄媚的佞臣，说他们是寄生虫。文学作品描述这种现象蛮多的，尤其在17世纪的英国文学里面，它和传染病的流行以及显微镜的发明有密切的关系。在20世纪末，各种新疾病，如爱滋、非典、禽流感，突然快速蔓延，更使得疾病论述进入每个人的生活里。这篇论文的导火线便是在港、台和内地爆发的SARS（或非典）。
我根据20世纪初爱沙尼亚出身的德国生物学家乌也斯库耳（JakobvonUexkull，1864－1944）的环境（Umwelt）学说，和共同演化论，分析了一些文学和理论文本，探讨其中处理的寄生现象。乌氏的生物符号学理论复杂，无法在此详述。基本上它探讨动物（包括人）作为感官个体，透过符号的放送与接收，形成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动物所建构的世界，无异于把广大的、没有边际的自然，作了一个选择性的、功能性的建构。人的世界跟动物其实很像，我们会用文字、绘画等象征系统传达信息，动物也有信息传达和制造意义的方式。人虽然是高等动物，但他和低等动物有相当的延续性，比如说，他的生物本能还在。
第二个例子显示出环境生物学或生态科学的另一层次，与人互动的不再是其他生物，而是非生物的自然因素。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和南亚遭逢到前所未有的海啸袭击，死亡人数达到25万。人溺己溺，我在阅读日以数十计的报导和分析时，联想到天灾人祸现象的符号学含义；换言之，如何从符号学的观点来考察这些现象——这也是自古文学作品一再处理的课题，只不过没有系统性的符号学理论出现。同时我也开始把手边阅读过的材料作初步的整理。2005年6月，芬兰以马它的符号学研习营举行会议，主题之一是当红的“全球（化）符号学”，我提交了一篇论文《灾难符号学——另类全球（化）符号学》。我主要的命题是：从地球科学和社会科学出发的灾难研究却已成显学，然而符号学在此似乎未曾着力。我根据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和18世纪经验哲学家汤玛斯·瑞德（ThomasReid，1710－1796）的符号理论，并参考目前从事灾难研究的社会学家的论点，演绎出一套人（以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灾难互动的模式。
这两件研究个案都属于生态研究，但是作者尽可能地保持科学研究的严肃性，不做政治与伦理的介入与判断。我认为这是生态论述，到目前为止比较被冷落的一块。这也可以算是我给生态政治学论述所开的一副处方吧。
五、结论
上述两个学术新课题——后殖民论述和生态论述——的被纳入比较文学研究，并影响到它的发展，再一次地显示出危机和比较文学有着不可须臾分离的关系。表面上看来，巴斯奈特和斯匹瓦克所认可并提倡的，以身份政治为基础的课题的出现，可以被解释为已经成为典范的学科，无法面对和处理新课题的挑战，因而不得不借危机这种演化机械，来化解僵局，因此也无形中证实了比较文学作为危机文学的论述。然而，反讽的是，她们搬演的危机文学建立在本身缺乏自觉性与批判性的基础上，反而证实了比较文学作为批评文学的论述。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用来解释从韦勒克开始的一部比较文学危机史。
刘献彪／山东潍坊学院
对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的几点想法
——与老友新朋沟通对话
一、几点建议
因为历史给自己以机遇和宽容，让我从现代文学教师转变为比较文学教师。半路出家，实非始料所及。
常言道，历史是面镜子。在新时期30年比较文学历史面前，照照自己，反思自己，真是甚为感慨。以比较文学教龄而论，近30载的岁月，匆匆而去，自己也成为圈内一位老教师了。进入老教师阶段，可谓喜忧参半。喜者何？忧者何？就不细说了吧。聊以自慰的是：在近30年比较文学途路中，虽说历经曲折与艰辛，却始终坚持边学习、边耕耘、边思考。以思考而论，当然想了很多，但想得最多的还是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或者换种说法，叫它比较文学传播、普及、应用也行。因为，在我头脑中，教学、教材建设，实际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播、普及、应用的具体体现。
说到这类问题，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也可以说是老掉牙的话题。如此这般的老话题，在比较文学圈内，或我的老友新朋中，有感兴趣或重视者，也有不感兴趣或不屑一顾者，这很正常。至于我自己，坦白说来，对之却耿耿于怀，几十年都不断在想这个问题，甚至谈起来就带劲、带感情，乃至颇有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那点神气。随着年龄增长和新世纪的到来，理应改之。然而，积习难除，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
下面就谈谈自己对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的几点建议。
第一点是构建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新体系。
第二点是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更好地为塑造新世纪人才服务。
第三点是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与时代同行，推动时代前进。
第四点是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积极挖掘、开发、应用其丰富的资源，尤其是人文精神资源，普及大众，为大众共享。
二、关于构建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新体系
为什么要构建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新体系？是否为时过早？对此，我的想法是：其直接原因是因为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遇上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理应抓住，迎接挑战，赶上形势，更好地发挥比较文学教学、教材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已经到了讨论、研究和构建比较文学教学、教材新体系的时候了。不是为时过早，而是恰逢其时。
那么，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面对何种机遇和挑战呢？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时代即新世纪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高科技化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其二是学科即比较文学学科理念、姿态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其三是教学、教材即新时期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30年历史本身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其四是接受对象和活动空间即学习比较文学的学生和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学校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其五是队伍即比较文学教师、研究工作者、学者队伍的发展壮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其六是教育理念即教育科学、理论、观念、思想发展变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等等。
上述种种机遇与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视为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的背景、基础和条件。探讨、构建教学、教材新体系，离不开其背景、基础和条件。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某种教学教材体系的形成与确立，往往与其社会、背景、学科基础、理论、思潮变化，大众需求等有极其密切的关联。比较文学教学、教材建设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我认为，从主观和客观的需要及其条件而言，到了逼上梁山，非研讨构建教学、教材新体系不可的时候了。
那么，构建新世纪比较文学教学、教材新体系应该从何着手？注意那些问题呢？
从具体操作来说，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和重视。
第一是构建教学、教材新体系的出发点，着眼点问题：要以新世纪、学科、接受对象的实际为出发点、着眼点。换句话说，要站在新世纪、学科、接受对象的前沿，以其为起点，紧紧盯住它，并牢牢地站在这一起点上面不动摇。
第二是构建教学、教材新体系的落脚点和归宿问题：要以各种不同的接受对象为落脚点和归宿，从塑造新世纪人才的需要来构思教学、教材的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