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译介学导论》和《比较文学学科地图》为例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比较文学在我国大陆的重新崛起、卢康华、孙景尧两位学者联手推出我国第一部大陆学者自己编写的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以来，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发展可谓异常迅速，尤其是“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通论”类的教材更是数量众多，或是集中国内各高校专家集体合作编写的，如高教出版社出版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乐黛云主编）、《比较文学》（陈惇等主编）等，或是以一两人之力（包括由一人率所在学校学术团队）完成的，如陈惇、刘象愚的《比较文学概论》、孟昭毅的《比较文学通论》、王向远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曹顺庆等著的《比较文学论》等等，总数不下20种。国内比较文学界之所以在“概论”“通论”类的教材编写方面、尤其是在学科史和学科基本理论概念的梳理方面，取得的成绩特别大，这恐怕与目前国内各高校的比较文学教学现状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开设的比较文学课程多为“比较文学概论”性质，这样，编写的教材自然也与这一课程相适应。
然而，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概论”、“通论”类教材毕竟属于最基础的入门教材，这对于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不甚了了的中文系本科学生来说，甚至对于刚刚考入比较文学专业、准备投身比较文学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来说（尽管后者对比较文学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但毕竟对并不系统，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也未必很清晰），编写一本“概论”、“通论”类的比较文学教材当然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随着比较文学学科日益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立了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博士学位点，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我们的比较文学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仍然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编写“概论”、“通论”类的比较文学教材上，这就有点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因为对于已经入门的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们来说，对于相当数量从事比较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青年教师来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本仅仅讲解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概论”、“通论”类教材，他们更感兴趣的应该还有具体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如何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向相关领域纵深推进。这就要求我们的教材编写者还要能提供能对读者和教材使用者进行方法论训练的比较文学教材，提供能深入阐释比较文学各具体研究领域的专门教材。
令人欣喜的是，实际上国内比较文学界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已经在身体力行了，比如李万钧早于20世纪80年代就推出了厚厚的一大本《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以丰富翔实的中外文学史料展示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类型学的研究。另外如曹顺庆、孟庆枢等，也都有比较诗学、东方文学比较领域的专著类教材问世。不过有意识地推动这方面的教材的编写，也许还是应该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严绍璗教授主编的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正如严绍汤玉教授在该套教材的“出版总序”里所写的：“比较文学繁重和复杂的学科教学，迫切需要一套相应的教材和读本。这套教材和读本，既要能够表述本学科基本学术内涵，又要能够表现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相对合理和稳定的公共成果；既要能够阐述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学科真理性和前瞻性的见解，又要能够表述作为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体验和文本解析特征。这套新教材的根本宗旨，应该在于使中国人明白到底什么是‘比较文学’，并且使对这一学科有兴趣的中国人懂得到底应该怎样做‘比较文学研究’。”
我尤其赞同严教授以下这一观点：“目前，比较文学的教材基本上是依靠译介国外的学科著作作为学科教材和读本。国内流行的由学者们撰著的（包括我们参与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原理’和‘比较文学概论’，乃至‘高等原理’等等，起到了‘启蒙’和‘救急’的作用，但由于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国外对一学科学理的阐述，几乎没有中国文化和文学文本参与其间，也没有作为学者本身参与实践的体验，虽然给了读者不少的知识，但读者却常常觉得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难以把握。不少有兴趣的研究者也仍然徘徊在学科的门前，不得登门入室之道。”为此，他呼吁：“点检我们学科教材与读本的建设，我们深感应该集合学科诸位同仁的力量，改变在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层面上四分之一世纪中以国外著作为主，以本国学者阐述著作为辅的学术尴尬状态，重新编撰一套我们深切期望的具有上述四个特征的比较文学学科教材。希望这套教材能够提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并引导更多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青年能够较快地走进学术之门。”
对严绍汤玉教授上述关于编写比较文学教材的理念我颇有共鸣。在最近完成并刚刚出版的《译介学导论》以及目前正在编写的《比较文学学科地图》两书中，我尽力想体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理念。这里，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就本人在编写这两本教材过程中的粗浅体会，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一、《译介学导论》：学术专著教材化
众所周知，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或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崛起而逐渐被国内学界注目的。经过了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译介学不仅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界，而且也已经成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研究界的一个众所瞩目的新兴研究领域。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把译介学列为当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八大课题之一，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计划更是又一次把译介学列为国家“十一五”期间的外国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些举措表明译介学正在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在此背景下，在“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列入《译介学导论》一书，显然是有其现实意义的。但是，在编写《译介学导论》之前，我已经有《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新视野》两本专著行世，我关于译介学的理论和思想在这两本专著里已经有比较全面的表述。于是，如何在编写作为教材的《译介学导论》时不受先前两本专著的影响，让《译介学导论》真正体现教材的特点，同时还要体现“系列教材”主编严绍璗教授上述关于比较文学教材的理念，成为我编写《译介学导论》时时刻不忘的一个目标。
《译介学导论》的写作一开始还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我在该书的“绪论”和第一、二、三章里对自己的译介学思想作了一番清理，从三个大的方面论述了译介学的基本原理：首先是交待了译介学的历史渊源，然后又介绍了当前国际和国内的学术背景，最后阐述了译介学的理论基础。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利于读者（包括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尽快进入译介学研究领域。
“绪论”部分我主要论述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著名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在其于1993出版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中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之后，更是引起了国内比较文学界对两者关系认识上的混乱。因此，在“绪论”部分着重分析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之间的差别，以及比较文学视野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角和所揭示的新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绪论”也谈了翻译研究在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方面的贡献。
书的第一章则主要阐述了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前的国际译学背景。译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然而译介学并不是平白无故地发生、发展起来，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外翻译研究史上绵延千年的“文艺学派”为它提供了非常丰富、扎实的文化积淀，而最近三四十年来国际译学界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直接促进了译介学在当今国内外译学界和学术界的蓬勃发展。
书的第二章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国内翻译界和译学界，具体论述了国内翻译界在译学观念认识上的滞后问题，这也是在当前中国我们研究译介学的现实意义。但是有一个问题本来在这一章里是可以谈、但我没有展开谈的，那就是与国内翻译界在译介学认识上的误区适成对照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比较文学界，他们对于译介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误译的研究意义和价值问题、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当代文化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等等，都觉得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没有任何疑问。而在中国的翻译界和译学界，却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充满疑虑、不解甚至反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来承担中国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任？因篇幅关系，我以该书中对这个问题没有展开讨论。不过这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空间。
书的第三章讨论的是译介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创造性叛逆。我觉得只有承认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才有可能谈得上译介学中的其他问题，诸如“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的主体性”、“译作的相对独立价值”以及“误译的价值”，等等。因此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书的第四至第九章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该书前三章探讨的是译介学研究的实践层面，第四章谈的是文化意象的传递与误译问题，通过对这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我想让读者能够从文化层面上去发现和思考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第五、第六章分别谈了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和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关系与区分问题，这是两个非常大的问题，里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发展，对此我在第十章里有所说明。后三章也即第七至第九章，展示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前景，我仅仅选取了解释学、解构主义和多元系统论三个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其实译介学的理论研究前景远不止这三个层面。但具体谈了这三个理论以后，读者就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去发掘新的理论研究层面了。
最后一章，也即第十章“无比广阔的研究空间—译介学研究个案举偶”是我专为该书设计安排的。没有这一章，我觉得这本书的教材特征就不够明显，仍然会让人有专著的感觉。其实，这一章的设置也正是受了绍汤玉教授在该套系列丛书“出版总序”里所说的话的启发，即他说的，我们的比较文学教材要“展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特征，并力图使读者在理解学科的总体学术框架的同时，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研究层面中体验学术的实践要领”，让读者能得其门而入。本书第十章从曾经从我攻读译介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挑选出五篇论文，以具体展示译介学研究的空间和前景。由于这些论文的作者本身都是青年学子，尽管其中有几位作者也已经是国内学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了，但他们与读者的距离毕竟相对比较接近，读者阅读他们的论文时也就更易受到启发。
《译介学导论》作为对研究生的授课讲稿，我曾在上外和川外两所外语院校分别使用过多次，似乎在川外使用的效果更好些。这也许跟川外对研究生的理论训练较上外更为全面和扎实些有关吧。自2001年起，我应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的邀请，每年都抽出一个学期赴重庆为川外的比较文学专业、翻译专业和英美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集中开设十至十二讲译介学系列讲座，讲座结束后我要求学生撰写学期论文作为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用。令我大为欣慰甚至惊喜的是，每次交来的学期论文中总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论文为非常优秀的论文。事实上，每年这些优秀论文中也确实有三至五篇被有关学报和学术杂志录用发表。因此，我最初在构想《译介学导论》写作的计划时，还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想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一篇川外学生的相关论文，这样一些学生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感觉更加亲切。但后来考虑到教材的篇幅有限，最终只能遗憾地放弃这个想法了。当然，局部的使用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译介学导论》是否真正体现了严绍汤玉教授和我本人关于比较文学教材的理念，还有待广大其他院校的比较文学课程的实际使用和验证。
二、《比较文学学科地图》：突出学术规范和研究的可操作性
《比较文学学科地图》一书的撰写也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起初，复旦大学出版社邀请我撰写的同样是一本《比较文学概论》，我当时就表示，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好多种“比较文学概论”类的教材和专著，我再写一本很难有所突破，更难创新。此事于是便拖了下来。之后，我在国外访学时偶然发现一本译学专著，发觉这本专著的写法与我理想中的比较文学教材甚相吻合，于是便借鉴这本译学专著的写法，提出编写《比较文学学科地图》的计划，复旦出版社的领导听了也甚表赞赏，这样我就开始了《比较文学学科地图》一书的编写。
与国内现有的比较文学“概论”、“通论”类教材有所不同的是，我在编写《比较文学学科地图》时设定的阅读、使用对象是正在从事、或准备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大专院校文科教师和研究生，尤其是后者。我在写作时假设，本书的阅读对象对比较文学学科并非一无所知，他们有的甚至已经读过好多本“比较文学概论”之类的著作，看过不少篇比较文学的论文。然而，尽管如此，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研究范畴、基本方法论、最新进展及其特点等等，又并不尽然掌握。更有甚者，其中还有一些人由于初涉学术殿堂，他们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要求，对学术研究成果从最初的构思到最后成形、以及提交审查、参加答辩等过程，也不十分清楚。
这样，《比较文学学科地图》一书的内容基本上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共三章，分别是第一章“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第二章“比较文学研究的类型”和第三章“比较文学的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