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先回来，娘一看见我额上的肿包便向我俯冲过来，嘴里“呀呀”地，象老母鸡咋了窝似的，娘说，咋弄的，告娘，咋弄的。谁打你了，娘去找他。我不紧不慢地喝着汤，摇摇头说，没人打我，是我自己撞在了树上。娘不相信，看着已吓得脸色灰白的邵解放，说，解放，谁欺负弟弟了。邵解放结结巴巴地说，没谁欺负，真的，没人打他。娘就叹了一口气，轻轻地用手揉我的肿包。邵解放放心地长舒了一口气。对娘说，他们以后谁再欺负合作，我就揍他们。他边说，边讨好地望着我。他又说，今天不用合作和我挑水了，我一个人能挑，以后家里的水，全由我挑。说完放下碗，挑水去了。看着他出去，娘问我，你哥最近学习咋样。我说，不咋样。娘无奈地叹了口气，说，你说他也不嫌丢人，和弟弟一个班，还不好好学。我就说，我们老师说了，他不是学习的料。娘说，娘也认了，不逼他了，由他去吧。
三天之后，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去汾河玩水，不小心冲进了漩涡，死了。一个月之内，没人再敢去玩水。但活着的男生还在我背后，诅咒我这个“叛徒”。我很悲哀。作为同学，作为班长，我揭发他们，只不过是想劝阻他们别去“玩命”，听从学校的禁令。但他们并不承我的情，依旧仇视我，一直仇视，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后很久。
任老师说，为什么女生也不投你的票呢。我说，老师，这你也应该知道。任老师困惑地摇摇头，说，我还真不知道。
我们班的女生最初对我也是很友好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她们共同的“情人”。我经常可以看到她们目光里对我的敬仰和爱慕。她们常常向我讨好，主动给我纸给我笔，还把一些零食塞在我的课桌和书包里。她们经常借口找我问作业，到我家玩。帮我做家务，帮我看弟弟。她们还因为我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在我面前彼此贬低。虽然我长得不英俊，个子还矮，这并不影响我在她们心中的光辉形象。男同学为此对我充满嫉妒，他们经常恶作剧地给我写一些小纸条，“秦丽娟是邵合作的婆姨，”“许萍和你是俩口子。”“邵合作和黄美艳睡觉了。”有时，他们公然把这些脏话写在黑板上，或者写在我们下学必经之地的墙壁上。后来，我发现除了一个长相极丑的女同学，其余女生都与我成了“夫妻关系。”那时，我并没有以此为荣，相反，我认为这是我极大的耻辱。在六十年代初，公众情人的含义是“小流氓”。而我当时连一点“流氓意识”也不曾产生过。如果说，我心里曾喜欢过谁，就是后来成了邵解放亲密战友的白晓燕。
然而，我最先得罪的却是白晓燕。白晓燕曾悄悄送给我一支英雄钢笔，这在当时，是无比珍贵的礼物。我直到三年级，还没有用过钢笔。娘只给我们买铅笔，至多买一只油笔心。所以我好久都为这支笔激动不已。我开始时拒绝了她的馈赠。但她三次放在我的文具盒里，并且说，这样的笔她家有一打。
白晓燕在十二岁的时候，就显出了美人胚子的轮廓。她既禀承了她娘雪白的皮肤，水灵灵的大眼，还继承了她爹身材的挺拔。她漂亮、富有、而且豪爽，出手大方。她在女学生中鹤立鸡群。是女生之王。但她的学习成绩却很差，常与后来成为她未婚夫的邵解放不相上下。她在女生中，也是最玩皮的。从小娇生惯养，使她无拘无束。她经常领着三五个和她一样胆大的女生，去学校后面的菜地里，拨农民的萝卜，擦抹擦抹就在教室里毫不顾忌地大嚼大吃。她们还在上学路过的葵花地里，偷葵花吃。偷农民的庄稼，在我们这个偏僻的矿区，在我们学校并不是太大的事情，几乎每个学生都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谁也不以为耻。倒霉的是，白晓燕那天刚从菜地里回来，就让一个老农民跟踪上了。他一直追到学校，追到我们教室，并在我们教室的地下发现了证据：胡萝卜缨子。
老农民怒不可遏，逼着任老师查出窃贼。老农民说，我不在乎她们吃几个萝卜，她们把我们的地扒翻得乱七八糟，你们去地里看看，两亩萝卜都让她们糟踏了。老农民蹲在教室门口不走，他说，今天不查出来是谁毁了萝卜地，他和我们任老师都不用回家了。
任老师又气又急，只好挨个审问。照例，没有一个学生承认。他们个个信誓旦旦，说自己绝对没有去偷农民的萝卜。课堂审问没有结果，老师就把我单独叫到了办公室。任老师充满信任地望着我，说，邵合作，你是最诚实的孩子，你从来没有说过假话，你说，咱们班谁去偷了农民的萝卜。
我的确从没撒过谎，我觉得我不能失去老师的信任，而且也不忍心看任老师无技可施的窘困模样。我就说了。我说我来学校的时候，看见白晓燕手里攥着俩个胡萝卜，课桌里还放着三个萝卜。任老师为这个线索兴奋得两眼冒光。她当即将白晓燕传到办公室。白晓燕一看见我，就用美丽的大眼睛瞟了我一眼。她还心存侥幸。所以，任老师让她交待的时候，她的嘴很硬，死活不承认，后来任老师就用手指着我说，邵合作看见你手里拿着萝卜了，你还抵赖。白晓燕脸刷地就白了，她无比怨恨地瞪了我一眼，默认了，并且供出八个同谋。
白晓燕及八个“案犯”既被迫从家里带五元钱作为农民的补偿，又在全班面前做了检查。白晓燕从此与我一刀两断，而且，那八名女生也一起骂我“叛徒”。那天，我一下失去了九名“情人”。
我的“情人”还在一个个地失去。那时，全国已经开始了学雷锋运动。学校也号召我们学雷锋做好事。每班都挂有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登记簿”。谁做了就在上面记一道。谁做得多谁就可以被评选为“雷锋似的好学生。”做为班长，这个登记簿由我掌管。同学们为了当小雷锋，每天都围着我，让我给他们登记做过的好事。譬如帮助老大爷挑水，扶着老大娘过铁路，给军属打扫院子。有的学生每天都要我登记两三件，好像她们一天什么也没干，只做好事了。他们做好事的精神，是那么可贵。为了帮助一位老奶奶寻找在矿区的儿子，饭也没吃，觉也没睡，走了五六个小时。
我很快发现她们在做假，在编造先进事迹，在自己头上罩美丽的事实上不存在的光环。因此，在她们再找我登记汇报的时候，我就不厌其烦刨根问底地查问。许萍那天告诉我，她拾金不昧，把捡到的两百元钱送还给失主，失主感动得都要哭了。她说得那么逼真，把她刚刚发现这笔巨款的心情说得也那么真实可信。她说，两百元钱哪，相当于我爹三个月的工资。我真想把它悄悄拿回家去，我奶奶生病住院，也正等着钱用呢。可我马上一想，我不能这样做。失主也许现在正为失去这笔巨款焦急呢。他也一定等着用这笔钱呢。我又想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仿佛看到毛主席正用慈祥而责备的目光看着我。我就决心把这笔钱还给失主。可失主在那里呢？我便在矿区到处找，到处问，我找了整整六个小时，终于在小坑口找到了失主。失主一看到我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动的热泪。他说我，你真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我被这个故事感动了，站在我周围的几个同学也感动地“呀呀”地惊叹。但等我抬起头来再看许萍的脸，就从她兴奋的表情中，发现她造作的神色，而且，她的眼睛躲躲闪闪，始终不敢与我对视。我产生了怀疑。我问她，那位失主是谁？她说，我不认识，事后也忘记了问他姓名。我说，他在那里住着，总该知道吧。她说，这我也忘了。我说，你怎么忘得这么快呢。你做得这件好事太有意义了。完全可以给学校汇报，在全校表扬。许萍的脸立刻就红了。她嗫嗫嚅嚅地说，我做好事不是为了表扬，也用不着给学校汇报。我说，应该查问一下失主的名字，这么一大笔钱呢。许萍马上生气了，愤愤地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你爱登记不登记。说完后恼羞成怒地一甩小辩走了。
我还是将这件好事汇报了任老师。任老师很激动，说这件好事应该报告学校，这是咱们班的光荣。任老师就把许萍叫去了，核实这件好事的来龙去脉。许萍究竟底虚，刚被任老师问了几句，便埋下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得很悲痛，她终于承认，这件拾金不昧的故事是她用了两天时间编造出来的。她看见许多同学都做了许多好事，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就想压倒她们。任老师很严肃地批评了她，并作为一个警戒，在全班会上讲了。在学雷锋做好事中不得无中生有，虚报瞎编。
事后，许萍对我恨得咬牙切，她在一张纸上画了类似我的一个人头像，并写了我的名字，用火柴点燃，将我“火化”了。我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可靠，但许萍一直对我十分仇视。从那以后，我俩再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三十年后，我在火车站看到她。那时她已是一家工厂的什么科长，她还是没有和我说话。从她慌乱和蔑视的眼睛中，我知道她认出了我。她仅仅斜睨了一眼，便领着可能是她女儿的一个姑娘，急匆匆走了。其实，碰面的那天，我并没有想起几十年前的这个“丑闻”。我只是奇怪，事到如今，她还对我如此的仇恨。她难道怕我当着她女儿的面揭出她的这个疤痕么。
最近几年，许多地方都在流行“同学聚会，”我们那个班的同学也认认真真搞了一次，是由白晓燕发起组织的。我这个从未过门的嫂子，已是百万富婆。她曾托人捎给我一张“请柬”。但是那天我没去。我把自己反锁在家里。拒绝同学们来看我。我想，我还是不去的好。类似许萍这样今生今世都与我不共戴天的人，怕有相当一个数目。我曾揭露过他们每一个人的虚伪和痛处。他们大概至今还不能宽恕我。而依我这至今仍难以改悔的认真，难免会在聚会的时候，对某个男生提醒他的裤扣没有扣好，露出了不该露出的地方。也说不定会脱口而出，说这个女生打扮得怎么像个妓女。
几十年后，我才明白，每个人都有虚伪的一面，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阴私。对这些虚伪和阴私，尽可以在背后议讨，甚而嘲笑，但是，你绝不能当面指正，尽管你出于公正，出于无私，出于对他（她）的负责。这就是国人的面子。伤了面子，就伤了她的尊严。她就会仇恨你。我就经常是一个被仇恨的对象。所以，我没去参加同学聚会，尽管我很想，三十年之后，一睹他们的尊容，或者芳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