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他的蛮横，我十分愤怒。我说，镇上有许多干部对这件事有看法。陈彬不屑地撇撇嘴，马上宣布散会，并从此对我爱理不理。一次我去县政府办事，正好遇见了县长。县长问我，你们那个陈书记是不是坐上了桑塔纳。我如实上告。县长很生气。马上派人调查了这件事。调查的结果是收回了这两辆车。并责令陈彬和镇长作检查，通报全县。
事情过去一段时间，陈彬在大门口遇上我，冷不丁问我说，车的事是不是你向县里汇报的？我愣了一愣，很快点头说，是的。陈彬冷笑一声便走了。
陈彬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工作泼辣，很有魄力，但胆子也大，主观武断。这年年末，办公室主任给我送来一份镇全年工作总结。总结中的几个数字引起我的怀疑，我对办公室主任说，国民生产总值、农民人均年收入这几个统计出入太大，与我了解的情况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实事求事，不能虚报，你重新核实一下吧。办公室主任很为难地摇着头。我还是坚持让他回去重新统计。他嘟嘟哝哝始终没敢答应，最后才说，这些数字是陈彬书记定的。他们不敢擅自改动。我不想再为难他，便去找陈彬了。陈彬听完我的话，垂着眼睛半天没说话，后来苦笑一声说，邵镇长，这事你就别再说了。这几个数字可能有一点小出入，但基本上还是差不离的。我说，这几个数字不是差不离。有的数字明显不符合实际。村民年均收入那里有一千元，怕连六百元也不到。陈彬便不耐烦了，提高了声说，我们镇去年是全县的先进，全地区先进，今年报六百，怕是奖旗边也摸不着哩。邵镇长你还是考虑一下全镇的荣誉吧。我仍固执地说，当不当先进并不重要，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陈彬斜了我一眼，说，咱们别争了，材料已经报到县里，重新统计也来不及了。我说，材料可以要回来么。陈彬便站了起来，拍着桌子恼怒地说，要什么，要要你要去。说完甩开门撇下我走了。
那天我思想斗争很复杂。去不去向县委说明实情？我心里矛盾得很。最后我还是向老张反映了实际情况。老张愤怒地拍着桌子说，我说的是么，城关镇就在县委的眼皮底下，也没见他有这么惊人的成就嘛。
这年的三干会上，城关镇不仅没有被评上先进，反而被县委书记点名批评虚报浮夸。陈彬又作了检查。而镇上对我的处理比做检查更尴尬。我发现，我在镇委班子里突然变成了孤家寡人。陈彬和镇长视我为政敌，副镇长、副书记，还有镇各委的干部也都远远地避着我。我的办公室没有几个人敢来坐一会。后来我还发现，许多我应该参加的会议也不再通知我。陈彬喜欢星期天开镇委会，直到我调开城关镇，我才知道他们是以找不着我为借口，不通知我出席决定重要事项的会议。
我问心无愧，但我又忍不住有一促被闲置的苦恼。也就在这段时间，我与鲍艳丽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生过孩子的鲍艳丽与结婚前的鲍艳丽判若两人，逐渐暴露出她虚荣，娇惯、暴躁的性情，那个温柔、善解人意的鲍艳丽再也不看不到了。
我头上那个“英雄”的光环，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消失了。我在她眼中。已不再高大、神秘。也变成几年之前那个倔傲，落魄。怪涎的邵合作。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对我日益强烈的失望。她原先大概以为我一直辉煌下去，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当作电影明星一样追着瞻仰。没想列，我很快就被历史淡忘了。人们再遇到她，再也不把她当成英雄的妻子来去羡慕和敬仰了。有一天回到家，她很恼怒地说，某某某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她的闲话。她很气不过。她的心境逐渐变得浮躁和不满。
起初，是因为一些家务琐事，稍不如意，她便摔盆砸碗，恶语伤人。我的忍耐被她视作窝囊，她变本加利，常常扔下我和孩子去跳舞或者回娘家去住。她还反对我看书，坚定地认为是书本毒害了我，使我变得迂腐。不通世理。
她对我的期望值很高。原先以为我会官运亨通，过了两三年，见我还是个副科级，便催我去找老张，找县委，把我调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对她的劝说，我坚决地拒绝了，而且表观出深深的反感。直到这时，我才彻底明白了，我们的婚姻是一个错误。
在我的处境最为被动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找老张，我不是怕老张小瞧我，而是我根本就不会仰仗任何人，即便老张偶而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也没有将实情告诉他。我不愿增添他的烦恼。然而烦恼却时时围绕着我，我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在陈彬的授意下，副镇长以下的干部都对我封锁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镇上许多重要事件，都是在发生之后我才了解到一些零碎的信息，陈彬想用这些来使我屈服，或者将我排挤出城关镇。
我没有停止正常工作。每天依旧按时上班，按时下班，没有事，我便读书，做笔记，思考一些问题。我没有因为个人的委屈去寻找陈彬工作中的失误，但我听到，看到或是有人向我反映并证实确有其事的问题，我还是按照组织原则和规定程序向县委县政府做了反映。我的反映全部石沉大海。反映的结果是，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与我接近，向我反映问题了。人们都在都在躲避我。而曾与我关系比较近的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陈彬的报复。
那天，我第一次在家独自喝酒。我很少喝酒，特别是在家里。除非有客人来，从未独自喝过酒。那天，我喝得特别多，把多半瓶二锅头都喝了。我心中充满了愤概，一杯一杯地往肚里面灌，感觉不到苦，也没像以往觉得辣。我感觉到酒就像白水，只是觉得头晕目眩，鲍艳丽带着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已经醉卧在桌子上。鲍艳丽吓坏了，赶忙把我扶到床上。她不迭声地责备我，她说，你吐吧，吐出来就好了。
我摇摇头，她说，你喝点醋，醋是醒酒的；我说，我不需要醒，我现在觉得挺好的，什么都忘了。她又说，我知道你心里憋得很难爱，你说吧，有啥话，你就全说出来。我说，我什么也不想说。她说，你这样会把自己憋出病的。我说，你带者孩子去吧。我想一个人呆着。
鲍艳丽没有走开。她坐在我的身边，把热毛巾敷在我的额头，说，我知道你是因为单位上的事呕气。你去找张书记谈一淡，让他给你调个地方。我摇摇头，说，我不想麻烦他。他工作很忙，鲍艳丽脸便阴了下去，眼睛瞪着我说，我看你真是个榆木疙瘩，书呆子，窝囊废。我听她骂着，闭了眼。我觉得自己轻飘飘的，像一片羽毛，风一吹，就会刮走。我感到这样很好，很轻松，再没有沉重的感觉。鲍艳丽继续发着她的牢骚，我的听觉忽即忽离，她牢骚大致意思是，自从她嫁给我，什么光也没沾上，倒惹得天天不愉快。这大概是实情。她走亲戚向我要车坐，我没有车给她，也没有利用关系找过车。她职称没有评上，我也没有去为她活动。她弟弟大学毕业，想分到县政府，我也没有托人说情。我什么也没有给她办过。连曾经有过的“荣誉”，现在也变得一钱不值了，我这个，“英雄”已彻底地被人遗忘了。然而我还在自以为是什么“英雄”，架子摆得老大。
我听不下去了，欠身坐起大声说，你走吧。鲍艳丽跳了起来，也大声冲我喊道，你不想听了是不是，你从来没有听过我的，你如果早听我的，现在副县长都当上了。我说，我连这个副镇长都不想当了，我去当农民。然后把床头柜上的水杯重重地砸在了地上。瓷片溅得满地都是。鲍艳丽惊叫一声，忽地窜到里屋嚎啕大哭起来，儿子也随之尖声哭叫起来。
我却懵懵懂懂地睡着了。以后的两个星期，鲍艳丽不再和我说话。吃过晚饭，扔下我和儿子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了。
她跳舞去了。过去因为我的不喜好，她只隔三差五去跳一次，现在天天去跳了。而且回来也很晚。我没理她。我向县委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愿意做一个普通干部，或者去县属企业也可以。
县委一直没有答复我，到是鲍艳丽突然在县银行被提升为信贷科的副科长。大概由于心情好转，她主动开始和我说话，对我像客人似的小心翼翼起来，我趁她心情好，告诉她我的辞职决定。她一听，又炸了似得一蹦很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真是蠢透了，不可救药了。你马上给我把辞职报告撤回来。
我没理她。第二天她又换了一种办法，很早便从单位回来，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莱，我懒得和她多说，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觉得她虚荣得讨厌。她当时嫁我，因为我是什么“英雄”，并不是真正爱我。我娶她，也并没有慎重考虑，仅仅因为她相貌酷似刘阳。我们的结合是一次错误。
鲍艳丽向我盈盈地笑，给我倒了满满一杯酒。我说，我不喝酒。她说，喝吧，喝吧，男人那有不喝酒的。经不住三番五次的劝说。我勉强喝了一杯。与那天醺酒不同，我今天感觉这酒很辣、很苦，喝得我连连咳嗽。她急忙过来拍我的脊背。我推开了她。
鲍艳丽坐在我的身边，给我挟菜。我说，你吃你的，我自己挟，我不习惯别人伺候。她翻了我一眼，然而就像对孩子一样说，你听我的话，找找县委，找找老张，你当副职也这么长时间了，也该提拔了。我嫌恶地盯着她，说，你别说这些事好不好，我不会说的。我只想清清白白活人。她拍了一下桌子，悻悻地说，清白算个屁，你到清白，谁说你好了。我心烦。她又拍了一下桌子，这次力量很重，把酒杯拍倒了，酒洒了一桌。她狠狠地说，我就要说，除了我说，谁说你呢。我站了起来，说，你说吧。然后我就朝卧室走去。她想拦我，又见我阴沉着脸，就恶声恶气地指着我说，邵合作，我算看扁你了。然后就扑在桌上哭了起来。
在鲍艳丽伤心痛哭的时候，我的儿子阳阳一直用惊恐无助的眼睛看着我。阳阳虽然已经习惯了我们的争吵，但每逢鲍艳丽脾气发作，他仍然神经质地发抖。我去抱他，他冷冷地推开我的手，用幽怨和责备的目光盯住我不动。我的心不禁有些自责。我也是在父母争吵中长大的孩子，我深知大人的吵闹对儿女心灵的伤害。过了一会，我又去摸他，他还是坚决地拒绝了我。
为了儿子，我从此竭力避免发生冲突。在她没什么来由的发泄中，尽量保持克制和忍耐、然而矛盾还是时时发生。我不知道该说怎么办好。我想过离婚，但一想到阳阳那双痛苦悲伤的眼睛，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为了阳阳，我也得维持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婚姻。
几天以后，县委组织部打电话让我去一趟，说县委经过研究，决定调我去东阳镇，还是任副镇长。组织部的人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没想法，我的父亲和家人就在东阳镇。然后，我问他们，陈彬的问题你们为什么没处理？组织上再宽容他，他会犯大错误的，组织部的人惊得瞪起了眼睛，说，你怎么这么说话。陈彬同志这几年工作很出色，很快就会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你千万不敢乱讲没纪律的话。我说，我是对党负责，才讲这话的。组部的人就摆摆手，说，好了，你可以走了。想休息几天也可以，不需要马上报到。
从组织部出来，我去了老张办公室。老张不在，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老张住院已经一个多月了。我急忙向县人民医院跑去。进了医院大门，我才发现自己没带礼品。想去街上买一点水果，后来一想，算了，老张不会在乎我空着手。
我找到了老张的病房。推开门一看，老张正仰坐在床上看书。我奔了过去，眼泪不由地在眼圈里转动。老张拉着我的手，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刚刚知道你住院。我问他是什么病，他说是肝炎，不过已经稳定了，很快会出院。
老张问我工作好么。我摇摇头，说，组织部巳调我去东阳镇工作了。老张很冲动地拍着床板，说，这不是发配你么，你别去报到，我一会儿给书记打电话，你孩子还小，工作也不错，怎么能把你打发到那儿去呢。我忙说，这是我自己申请的。接着把我这两年的情况讲了一遍，说，我也愿意换个地方。老张还是愤愤不平，说，这个陈彬，许多人对他有看祛，可书记县长还一直庇护他。就因为书记给他爹当过秘书，事事迁就他。我说，你安心养病吧，我不该告诉你这种事的。老张责怪我，说，你早应该向我反映。我说，我向县委反映了多次，县委一直没有表态。老张就感慨地摇摇头，说，这几年不比从前了，许多地方都不正常了，这样下去，真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群众现在骂娘的太多了。我说，我现在还思考了些问题，还写了几篇稿送到了报社，但都没有登出来。老张说，现在都是报喜不报忧。让你鸳歌燕舞，谁敢登你的批评文章。我说，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倡导民主，权力就会变成腐化堕落的温床。可是，我们还在一天天放弃监督。这时，有护土进来送药，老张摆摆手说，合作，你别说这些事了，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我却一时无话，我还处在方才的激动之中。
沉默了一会老张说，你可能还没听说，我要去政协了。我惊愕得张大了嘴。老张又说，住院前，地委就找我谈话了。因为我生病，才没宣布。我说，依你的年龄，还不该进政协呀。老张忽然怪怪地笑了一声，说，我在班子里也算个刺头咧。哈哈。老张拍拍我的手，很动情地说，我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无所谓了。你还年轻。我很为你担心。有句话我现在想想，也很有道理，水至清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看来还是难得糊涂。我这辈子就吃了脾气的亏。你要汲取我的教训。我痛苦地摇摇头。悲怆地说，我糊涂不了呀。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闭起眼睛。老张一时无言。
知了在病房外面的树上不停地叫着，叫得人心里十分烦躁。老张突然给我说，小鲍不会同意你去东阳工作吧。我点点头。老张见我沉默不语，就又说，你和小鲍是不是不太合谱？我又点点头。老张就拍拍我的手，以长辈的口吻和我说，家庭关系还是要处理好的。
我想说我很难处理好。果然，我回去一说。要去东阳镇工作。而且还是副镇长，鲍艳丽就指着我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对我说，邵合作，你活该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披头散发的鲍艳丽很像一个女巫。面目狰狞得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