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自认为《波士顿人》是“我写过的最好的小说”。使人吃惊的是，它一出版，立即遭到批评家的嘲讽，而且詹姆斯永远都无法从这个阴霾中恢复。攻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它的长度：故事拖拉（《民族》），没有人看完了此书（《天主教世界》）；第二，仍然是对于詹姆斯分析习惯的不耐烦：“对于感情的长篇分析、细小事情的描述……使人愤怒”（《雅典娜神庙》），作者“自己沉湎于对琐碎事情的令人乏味的分析之中”（《拨号》）；第三，强烈反对詹姆斯对令人不快的事情的沉醉：《波士顿人》有一个“令人厌恶的主题”和“庸俗的人物”（《纽约论坛》），奥利弗与弗瑞娜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然也不合理”（《大西洋》）；有些批评家甚至无法断定它应受到批评还是赞扬。那么，它究竟描写了什么呢？
无论如何，主题非常地具有民族性、典型性。我想写一个非常美国化的故事，一个非常具有我们社会状况的特征的故事，我问我自己什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最显著的、最独特的方面。答案是：妇女的状况、性情感的衰退和女性的躁动。
这是詹姆斯对他创作《波士顿人》的意图所作的描述。的确，美国女权主义者也发现詹姆斯确实大量揭示了被父权文化囚禁的女性的生存状况，或者说存在着在当代文化下将女性的社会和心理状况理性化的一种唯美主义。但是，在后期的女权主义者当中，詹姆斯因为经常被认为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19世纪末资产阶级的性别歧视而被抛掷一边。凯特·米勒（Kate Millett）的《性政治》根本没有提及詹姆斯，即使在第三章“文学”部分，“性革命，第一阶段：1830～1930”，所以当人们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选集中没有发现詹姆斯时，人们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如艾伦娜·萧华特（Elaine Showalter）的作品《女性的解放与文学》（1971）中唯一被包括在内的男性作家的作品是易卜逊的《玩偶之家》。
在约翰·卡罗斯·柔（John Carlos Rowe）看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詹姆斯的含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称之为“研究的忽略”；第二，公然的抨击；第三，近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詹姆斯是19世纪作家中表现屈从于父权文化的女性心理影响的先驱。女权主义者所感受到的詹姆斯的含混性还反映在某种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在理论位置上代表着政治活动不可避免的方向。
由于詹姆斯早期的作品沉湎于“上流社会”的主题与人物，有关女性的枷锁的表达不如描绘劳动女性的小说那样深入和突出，所以女权主义者批评詹姆斯无力重新评估社会的花言巧语，除了展现妇女受奴役的社会、心理影响外，别无他能。因为女权主义者已经不再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事业，更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的贵族式的娱乐活动，它倡导与劳动阶级的直接接触与认识。女权主义者政治目的的明确性与詹姆斯艺术的含混性使詹姆斯不被前者瞩目。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将詹姆斯作为女性作家的研究。
卡伦·卡斯顿（Carren Kaston）的《詹姆斯小说中的想象与欲望》与詹姆斯的女性主义主题最相契合，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女权主义者利用理论方法对詹姆斯的人物和小说理论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诠释。如在《亨利·詹姆斯的写作与阅读》中，苏姗娜·卡普拉（Susanne Kappeler）通过假设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文学关系想象成19世纪婚姻中令人不满的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关系，发现了詹姆斯后期作品中读者的中心作用。卡普拉认为：自我对他者的需要基本上是心理的需要，而婚姻作为社会形式无法满足詹姆斯人物的这种心理需要；因此，“文学”和与之密切相关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统治中更具威胁的其他形式的现代补偿。卡斯顿清楚地论证了詹姆斯对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预料，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认识到詹姆斯的女权主义，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父权文化中视角的有限性。卡普拉更加细致地论证了詹姆斯的正反两个方面，隐含着詹姆斯的“女权主义”必须从使他既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幻想家又成为一个普通的维多利亚晚期的绅士的心理传记中提取。柔的方法与卡普拉的一致，只是结果不同。柔的解读发现了他和詹姆斯时代的父权价值。
詹姆斯再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的复杂心理如此成功，部分地归因于他与她们一样，处于边缘、无力的境地，使他能将女人的社会心理连同自己的心理史转换成正式的美学。他总是使用“另外的性别”女权主义来作为他文学的部分力量以确保他的作者身份。这使他的女权主义与更加进步发展的20世纪的女权主义相比，极其有限。这倒并不完全因为他是“早期的”，关键在于他屈服于一种“文学”模式，而这种“文学”模式无助于揭示任何重新评估社会的有效方法，只是寻求艺术的安慰。《波士顿人》和《波英顿的珍宝》是詹姆斯女权主义的集中体现，两篇小说都用特别悲观的笔触再现了反常的家庭和婚姻关系。
在《波士顿人》中，许多批评家倾向于将奥利弗与弗瑞娜之间的关系视为同性恋，朱迪斯·菲特勒（Judith Fetterley）指出：批评传统夸大了她们之间的关系，压制了对于更具威胁性的父权价值的控告。菲特勒列举了詹姆斯是怎样在他的小说中、他的通信中、他的笔记中指出她们两人关系的普通、自然和健康：“詹姆斯一点儿也没有微微暗示他正在写一部有关不正常、不自然、不正当的故事，或者故事的戏剧性在于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力量与堕落的力量相抗衡。”菲特勒所见到的“深深的女权主义”关注的是《波士顿人》怎样将父权价值以习俗和其他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如爱情、礼貌、帮助和慈善事业的假相展现出来的。然而，对于菲特勒来说，重要的不是揭示在兰色姆南方教养掩饰下的各种各样的父权力量与权威，而在于揭示小说中的女性是怎样“允许”这种力量的存在，甚至使用它们的形式的。菲特勒最好的阅读办法是将奥利弗与兰色姆合起来阅读，而不是将他们仅仅当作试图控制弗瑞娜的竞争者。
我认为，《波士顿人》是美国女权主义发展的艰难历程的体现。
这篇小说体现了詹姆斯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既描写社会生活的光明的画面，也不放过令人厌恶的场景。如奥利弗优雅的起居室，弗瑞娜一家所在的肮脏的剑桥大街，夏天鳕鱼峡闪烁的温柔灯光，充满霉味的改革者的会场尤其是人物的塑造贴近生活，再现了社会动荡时人们的思想状况。在这篇小说中，詹姆斯开始采用反映者人物，但是并没有像后期小说那样完全依赖这个反映者人物，摆脱叙述者的作用，使得反映者人物本应客观的叙事带有浓厚的叙述者人物的主观思想，也就是说他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此时还没有后期的那样彻底，还留有全知叙述的痕迹。小说的开头是以贝西尔·兰色姆这个南方的保守者的视角开始的，他是书中的一个主要人物詹姆斯的反映者，詹姆斯正是部分地通过他反映了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更是通过他体现了社会的父权价值。
乍看之下，人们很容易认为兰色姆代表着男性的力量、传统的秩序和保守者的智慧，体现了社会的父权意识与文化，就像一些评论者认为的那样，兰色姆是“第一流的聪明人，完全地‘未被重构’，坚持‘非进步的’阳刚之气、勇气和骑士精神等诸如此类的想法。兰色姆有一套可以凭借的文明原则”，仿佛隐含作者是认同并赞成他所体现的父权价值的，其实不然。隐含作者对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冷静的、疏远的冷嘲热讽，通过讲述者的声音表现出来。“贝西尔·兰色姆是一个拥有第一流智商的年轻人，然而他也意识到经验面的狭窄”，他的头、眼睛被反复提到，而且往往带有讽刺语气。“他的头总是高高抬起，大大增加了他的身高；这是一颗易于在人群中，在一些陪审团中、或是政治舞台上、甚至是铜质奖章上被发现的头”，“那一些，尤其是那双带着闷火的眼睛也许暗示着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美国政客，或者，另一方面，它们只不过证明了他来自于加罗里那或者阿尔巴马”，“他的话语充满着高谈阔论，带有非洲人特有的浑厚、受人赞美的语调，暗示着广袤的棉花地”，“他有着巨大的成功的欲望”，在他的眼中，恶性“纯粹是一种可以解释的意外事故的特殊情形”，女人“基本上是次于男人的，当她们拒绝男人们给她们安排的命运时无限地令人讨厌”，“女人的立场就是要愚弄男性”，他喜欢她们“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感到对世界上的政府有责任，他确信羌塞勒小姐就有责任感。假如她们能够足不出户而且被动应对，除了这样没有别的感觉，将公开场合留给男性的话，那就好了”。在他的眼中，女权主义者都是一群“病态的”女性，没有女性特征或性扭曲：
当他第一次见到奥利弗时，他发现：“这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有着浅绿色的眼睛，体形瘦削，行为紧张，很明显她是病态的，她的病态如同白天一样分明。”“她烦躁不安而且试图掩盖”，“她的本质就像一只在暴风雨中颠簸的小船”，“悲剧性地害羞，甚至不能正视镜子中自己的眼睛”，属于那种“对事情极为认真的那种人”，她具有“北方人自然的能量”，她的眼中“没有快乐，只有义务”，“她是一个没有笑声的女人”。
路娜夫人的头发“卷成一束束的，就像一串串的葡萄；她的紧身胸衣似乎紧得要爆裂一般”；弗瑞娜可以预见有一个“扁平的年轻胸脯”；波之爱小姐毫无曲线，“轮廓看起来就像一捆干草”；法琳德夫人的手是“一只细腻的、肮脏的、民主的小手”；普郎斯医生“高而瘦，皮肤干燥，性格刚强，没有曲线，没有变形，假如她是一个男孩的话，倒有几分像女孩，而现在，普郎斯医生一点儿女孩的痕迹都没有”
这些描写不仅与她们各自的生活相符，而且指向詹姆斯所要阐明的社会关系及其复杂性。社会的混乱、政治的困扰，都体现在人物、尤其是妇女的畸形而奇特的性生活中。
路娜夫人，精力充沛，极其随便，声称掌握了女性的传统资源，可总是给人一种荒谬可笑的形象。她似乎总是从她的闺房整装而出，带着计算性别的武器，荒谬地认为性的力量的伟大，反倒销毁了她个人的性别。“路娜夫人正带手套；兰色姆从未见过如此长的手套；它们使他想起长袜，他想知道手肘那儿没有袜带她是怎么弄稳的”。然而，尽管如此，她还是詹姆斯塑造的一位有女人味的、迷人的女性，虽然她的性别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堕落成获得社会认同的武器。
有趣的是路娜夫人与奥利弗在道德上和心理上的差异成对称分布，而且詹姆斯竟然把她俩设计成互相讨厌的姐妹，很显然是为了加强戏剧化的效果。奥利弗将性冲动当作自己目标的敌人，路娜夫人则将它当作自我的武器；奥利弗的性冲动被激进的狂热主义所淹没，路娜夫人的性冲动则为保守的寄生生活所降低；奥利弗总想冲击社会，路娜夫人则只希望得到社会的安抚。其实，奥利弗对女性作用的排斥与路娜夫人对它的利用有许多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对自己作为女人的生活的背叛，一个通过大的意识形态，一个通过毫无价值的虚荣；两者都不真正“属于”任何团体，奥利弗虽然认同改革者的事业，却与她们保持相当的距离，路娜夫人更不能割舍她所热望的上流社会；而且两人性力量的浪费伴随着社会疾病侵入她们的心灵，使一人痛苦，一人脾气变坏。
在小说中，除了弗瑞娜以外，女性都远离中心，缺乏女人味，极不正常。老一代的代表法琳德夫人，这个“著名的妇女解放运动的使徒”和“老废奴主义者”，“只爱事业”；波之爱小姐忙于慈善事业，穿着从无变化，连笑的时间都没有，“假如有时间的话，她会有机会微笑的”；中年一代的代表是普郎斯医生，代表着女权主义的极端。她是一个喜剧性的人物，态度生硬，缺乏情感，工作勤奋，不时地学习，因为“我不想让男医生超过我”。她成功地做到了奥利弗想做而又无法处置的事情：即彻底否定作为女性的生活。她仿佛为女权主义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一个经济上、情感上、生活上完全独立的女性。
如果说詹姆斯将弗瑞娜当作一个引起我们赞同的“正面的”道德力量的话，她的刻画极为失败。她太年轻、太无经验，不能担此重任；若是将她当作两种文化争夺的焦点的话，极为成功。因为在此情况下，只需要让她比其他女性天真无邪、美丽迷人、易为他人接受即可，而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可是，即使这个在兰色姆眼中是“为爱而生”的、表面看来女性味十足的年轻姑娘仍然不乏咄咄逼人之势，她对于男性自信心的打击丝毫不会弱于女权主义者的公开抨击，这种发现使兰色姆心寒不已。在小说结尾处的一段中，弗瑞娜问兰色姆：“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想法写出来呢？”兰色姆感到“这个问题再次触到了他的失败；令人奇怪的是她为什么不能不碰它，每次都要击中它”。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弗瑞娜的作用展示美国家庭内部女性的反叛与攻击。
但是，给予兰色姆沉重打击的还是奥利弗，他的表姐。
我们诧异地发现这个“拥有第一流智商的年轻人”对奥利会，她最喜欢的是那些不可思议的会议，参加者“都是巫师、巫婆、媒体、召灵者、咆哮的激进分子”，“她是一个女雅各宾，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她生长在改革的城市里”，“她想改革太阳系统假如她能抓住太阳的话”。弗的观察与毫不在意和了解女权主义的家庭妇女路娜夫人的思想惊人地相似。在路娜夫人看来，奥利弗非常准时，前后不会超过约定时间一分钟，“她非常诚实，是奥利弗·羌塞勒，充满公正”，“她是某种宿命论者”，奥利弗从不参加晚然而，从叙述者关于奥利弗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寻求义务，满足良心对任务的呼唤是她的天性”，“她天性中最秘密、最神圣的希望是将来某一天她有一个机会，会为某件事而死，成为一个烈士”，就像她的两个兄弟一样，“为北方的事业而献出生命”，“她专心地培养了一个理论，使得她能够避免差异，与普通生活打成一片”，所以，每次出去开会，她都会像贫穷的姑娘那样步行到街口，“为什么她应该坚持自己优越于普通女孩呢？”，她很独立，不想欠男性的人情，所以，当她带着兰色姆去开会时，为了不给兰色姆造成保护她走出街口的错觉，她竟然一改平常的习惯，直接坐车去开会，而且下车时也拒绝了兰色姆的搀扶。她想用钱“为人类”，“为他人为可怜的人做些事情”，她说：“我想把自己奉献给她们；你们知道吗？我想知道掩藏着的和看不见的每一件事情。我想走进那些孤独的、可怜的妇女的生活。我想靠近她们帮助她们。我想做些事情。”后来她确实用她的钱来从事女权主义运动，她付钱给弗瑞娜的父亲，让有演说天赋的弗瑞娜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成为自己的代言人。
可见，叙述者对奥利弗的叙述是真实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兰色姆对奥利弗和其他女权主义者是带有男性的偏见的，或者至少是不理解的，就像具有自恋倾向的路娜夫人一样。这就使得我们对于这个“拥有第一流智商的年轻人”的智商表示怀疑，对于他所代表的父权文化的公正性进行置疑。
在中央公园，他对弗瑞娜谈到这个“时代”，他想拯救它：
从这个最值得诅咒的女性化中整个一代都被女性化了，男性的声音正从世界上消失；这是一个女性的、一个神经质的、一个歇斯底里的、喋喋不休地讲黑话的时代，一个语词空洞、虚假微妙、夸大孤独、溺爱敏感性的时代，假如我们还不留神的话，它会导致平庸占据统治地位，会带来从未有过的虚弱、无聊和装腔作势。男性特征，大胆和忍受的能力，去了解但还未感受到现实，直面世界并且逆来顺受一个非常奇怪而且部分来说是卑鄙的混合体那就是我想要保存的，或者，就像我说的，是我要恢复的，而且我必须要告诉你：当我做此努力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会在意你们女士们会怎么样！
这番话透露出男性的狂妄与自私，对女权主义的仇视与不理解，对正在逝去的父权文化的留恋与痛惜。
有趣的是，奥利弗也有一段关于“时代”的抱怨：
奥利弗一直对当代判断上的轻浮与和善持有异议；在她看来，许多人虚弱到低能，看不见所有的措施与标准，滥用最高级，喜欢被愚弄。这个时代似乎松懈不堪而且士气低沉，我相信，她指望女性成分被人感受到并且更加尖锐地发出声音。
我们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兰色姆与奥利弗两人对“时代”的看法非常一致：这个时代缺乏阳刚之气。所不同的是兰色姆要恢复父权文化的主导地位来拯救这个世界，而奥利弗则要用女权主义主张来改造。这表明：如果说兰色姆“具有第一流的智商”的话，那么奥利弗也“具有第一流的智商”，女人毫不逊色于男人。如果说兰色姆与奥利弗对于弗瑞娜的争夺是异性恋关系与同性恋关系之间的争夺的话，倒不如说是父权文化与女权文化之间的争夺。最终兰色姆取得了胜利，表明异性恋胜过同性恋，父权文化胜过女权文化。但是，小说的最后一句寓意深刻：“恐怕随着她将进入的远离灿烂的婚姻，这些将注定不是她最后要掉的眼泪”，表明兰色姆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奥利弗不会永远失败。因为弗瑞娜的离去使她面临咆哮的群众，得到了锻炼；再加上弗瑞娜以后的不幸也许会促使她至少从家中开始反叛，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詹姆斯希望写一个“非常美国化”的故事，他在《波士顿人》中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现实主义成分使他的任何其他小说，尤其是欧洲小说，无法与之相比。布赖恩·李（Brian Lee）评论说：“总的来说，每一个有关个人和社会的最后细节都由我们所熟悉的波斯顿历史所证实。”因为《波士顿人》在解剖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比其他任何作品都要明晰，它的独特地位使它成为美国文学的杰作之一。
小说体现了对于时代的确切把握，一种前期欧洲小说所缺乏的自信。19世纪的美国弥漫着乐观主义情绪，使许多社会改革团体在1840～1850期间，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如自由土地运动、和平社团、欧文赖特运动、超验主义等等。詹姆斯的父亲既是一个虔诚的神秘主义者又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全家对于他的半宗教半社会的系统虽不理解，却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才能与热情。这种情绪明显地反映在《波士顿人》中，每一页都暗含着讽刺，却又透露出一种怀旧一种对新英格兰改革运动中原始的能量和认真的狂热的怀念，这种膨胀的道德意识是他在欧洲感觉不到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此之前或之后的美国小说中美国民主的代表，形象生动，真实感人；每一个人物都能从他的前期作品中找到微弱的影子。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亨利额拓·斯达科颇（Hen-rietta Stackpole）、哈得森夫人（Mrs Hudson）、库瑞斯托夫·纽曼（Christopher Newman）、温特沃斯先生（Mr Wentworth）有助于波之爱小姐（Miss Birdseye）、弗瑞娜（Verena Tar-rant）、原谅先生（Matthias Pardon）、奥利弗（Olive Chancel-lor）、兰色姆（Basil Ransom）、色拉·特仁特（Selah Tarrant）的成功刻画。其中，波之爱小姐以其独特的形象、无私的奉献代表着具有同样情怀的超验主义者的政治运动。詹姆斯认为，尽管她是一个次要人物，“她是，我认为，书中最好的”，“她很英雄，她很崇高，整个波斯顿的道德史都反映在她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上”。虽然她很可悲，是詹姆斯攻击的靶子，她却代表着改革运动中其他人物缺乏的无私奉献，在她面前，媒体人物原谅先生、社会活动家色拉·特仁特、甚至是奥利弗都无法与之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