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府对于作品中性与道德方面的内容的检查极为严格，若有逾越，不仅作家受到处罚，还会连累到出版商。即便如此，詹姆斯为了实现小说的价值，真实地反映生活，非常巧妙地描写了性，既有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的异性之间的关系，也有被当时的社会所不容的同性之间的关系。
“同性恋”的概念始于1869年，由卡若丽·玛利亚·本哈特（Karoly Maria Benhart）创造，学者们用此来规范性行为模式以及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性行为本身在内的生活方式。此前相关的法律概念为“鸡奸”（1530年）“最大的冒犯”（1861年）、“最不体面的行为”（1885年）、“流氓”行为（1898年），相关的刑罚依次递减为“最重的死刑”、“2年的劳役”、“6个月的监禁和鞭打（再犯）”，总之，“所有的男性同性活动在1885年～1967年之间的英国都是非法的”。
不过，性趋向的变异已在维多利亚时代兴起。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性情的压力、精神压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错误爱好，使人们开始选择爱的模式。也许更革命的行为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有关性的公开讨论。19世纪晚期，最著名的有关性的作家之一，著名的性科学家理查德·冯·科拉夫特兵（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著作《精神病患者的性特征》（Psychopathic Sexualis）给他带来“声誉、争论、还有连续不断的再版要求”，领导其他学者将一度是禁区的有关性的话题合法化，并使同性恋这样敏感的话题成为“平心静气的调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也成为这个话题的积极的发言人。
随着威廉的介入，作为弟弟的亨利也以小说作为媒介闯入其中。虽然小说的语言能使他在公共场合对于敏感的话题保持适当的距离，但私底下他却被迫过着其他人只是嘴上谈论的生活。因为他早年在一次救火时受了“伤害”——这个“难于启齿的伤害”使他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无法享有正常的性生活，因而他在生活中避免谈论这个话题，在作品中因为常常描写无法实现的爱而受到批判。但是，他却成功地刻画了一些没有正常的性爱的人的性的表达方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社会不会惩罚“同性恋的模样与语言”，除非这些柔和的暗示性行为“确凿无疑地与同性恋活动相关”。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的人们反对的是同性恋行为本身，若被发现，会“被视为犯罪行为受到监禁和社会的排斥”。如果说奥斯卡·王尔得（Os-car Wilde）和其他人的同性恋是在行动上公然地反抗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标准，掉进了流言蜚语的深渊，那么詹姆斯则安全地环绕在这个边缘，在他的生活和小说中，静静地、锲而不舍地在社会容许的范围内编织着表达他的性欲望的人际关系。在弗雷德曼看来，詹姆斯的小说促进了一个美国观众更容易接受的“操行上一丝不苟的美学”，不过却表现了对“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标准”温和的抗议。
一男同性恋
詹姆斯的小说经常颠覆传统的罗曼司。在他的小说中，异性爱的情节关注求婚和婚姻，而詹姆斯总是通过不知通向何处的业余活动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男性的凝视偶尔落在女性的身上，但经常会偏离到其他男性身上去。这种同性恋的例子在詹姆斯的作品中并不少见。
在《罗德瑞克·哈得森》中，詹姆斯对男性形体的美学欣赏探讨了同性恋。罗兰·马勒（Roland Mallet），小说中的边缘男性，在年轻艺术家罗兰·马勒和他的作品中找到了自己缺乏的所有男性品质。他的羡慕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在罗德瑞克死后他必须承认“在两年的时间里罗德瑞克是怎样充满他的生活的”，以至于“宇宙中的音乐都不可能有罗德瑞克的声音那么甜美”。
表面看来，罗兰·马勒的恋爱对象是玛丽·嘉兰得（Ma-ry Garland），他还对她表明了爱慕之情，但是正如罗德瑞克所提醒的那样，罗兰对她缺乏激情。在小说的结尾，罗德瑞克剖析了他的朋友对女人的兴趣：“据我观察，女人对于你（罗兰）来说，一文不值。你没有想象——没有感觉，没有什么可以触动你的。”也就是说，异性无法激发他的情感。因为他的情感倾注在同性身上。小说的前半部呈现了一个只有男性裸体而没有女性裸体的雕塑艺术世界。罗兰第一次遇见罗德瑞克是在一次巡回展上，塞丝丽尔（Cecilia）对他说：“如果昨晚我拒绝给你带来一个漂亮姑娘，我至少能给你带来一个漂亮男孩。”罗兰见到的第一尊塑像是：“一个裸体的年轻人正拿着葫芦喝水。姿势非常简单。小伙子蹲在地上，两腿微微分开，背部肌肉稍微内凹，头往后仰，双手举着生锈的杯子。”这个男性裸体雕塑所散发出的年轻朝气吸引了罗兰敏锐的眼光。随后他又被另外的雕塑所吸引，“一尊巨大的黑人头部，头朝后甩，蔑视一切，鼻翼大张”；一个像罗兰早已去世的兄弟的年轻人；一个律师的形象；一个“手持利剑永久沉睡”的年轻战士的墓碑。这四个雕塑远不如罗兰所介绍的另一尊雕塑“亚当”重要，因为罗德瑞克正在寻找一位“爱娃”的女模特。可见，“亚当”正生活在一个没有女人的快乐的伊甸园中。
全部是男性的雕塑世界象征着罗兰幻想生活在一个没有女性的世界里。也许并非偶然的是：罗德瑞克找来充当“爱娃”的女模特竟然使他和罗兰剑拔弩张。绝望中，罗兰对罗德瑞克说：“有两种女人——此时你应该知道——安全的和不安全的。赖特小姐，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不安全中的一个。这是对智者的忠告。”他坦率地对克里斯蒂那·赖特（Christina Light）说：“我的感觉是这样。正如我所理解的，哈得森，作为一个艺术家，并不需要强烈感情的刺激。没有感情他会更好；当他独自一人时，他有足够的情感和激情我非常礼貌地建议您让他独处。”
罗兰对男性形体的喜爱建立在他的美感上，点燃了他对罗德瑞克形体的喜爱，因为罗德瑞克本身就具有刚毅的阳刚之气。罗兰对罗德瑞克的激情一直是审美的，当他注视着他死去的朋友的尸体时，仿佛他是一尊男性裸体雕塑，他的脸“令人羡慕的英俊”，而且在此事故之前很久他就想象过死亡中的罗德瑞克，“死时文雅而英俊，就像一个潜水员一样投入到雾一般的海湾。这个海湾就是毁灭、消灭、死亡”。罗兰的感情暗示着一种想要把罗德瑞克的形体冷冻成永久的石头模样。
罗兰对结实的身体的喜爱混合着对冷漠的情感的喜爱，表现为喜爱他人的残酷。他写信给塞丝丽尔说罗德瑞克使他“神魂颠倒”。“是的，他很硬气；这一点决没有错。他很死板，他很脆弱；尽管他精力充沛，很有思想，但是他没有我所称之为心的东西。”罗德瑞克有一种离奇的能力，能够完全不介意他人的感受。这种绝顶的自私既使罗兰不高兴又使他着迷。罗兰强烈抱怨罗德瑞克在自己不在家时忽视玛丽和母亲的痛苦，但同时他又对罗德瑞克“对于自己的雄辩所造成的伤害极为迟钝”而大加赞赏，罗德瑞克是“完美的”、“锋利的”。
罗兰对罗德瑞克如此崇拜，以至于他后来模仿他的举动来取悦玛丽·嘉兰得。也许正是由于他对罗德瑞克的年轻与活力的敬畏，导致他一直都很珍惜罗德瑞克“挽着他的手，重返来路”时的感觉，那时，“罗兰感觉他同伴的手臂在他的手臂里颤抖”
如果说罗兰是一个由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的人物，那么，《丛林猛兽》则具体描写了这个转变过程。
经常有人抱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尤其是中晚期的作品晦涩难懂，枯燥乏味，情节性不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不了解詹姆斯的创作技巧。在世纪之交，当尘思俗念占据人们的想象力时，美国人关注的只是物质主义，超验的沉思冥想被认为是一种怀旧。随着工业的急剧膨胀，欧洲大陆的好时光正在来临。一些著名作家开始反对自然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反对实证主义。他们远离日常生活的脉搏，迷醉于细微的差别，脱俗的文雅和逆时的变调。于是，“带着朦胧光环的象征主义运动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意识探索。詹姆斯就此进入到朦胧之中并得以兴旺发达。”
这一时期正是詹姆斯创作的第二时期。他在许多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小说创作。如大量进行叙事角度的试验，加大心理现实主义的成分，将诗歌、戏剧的创作技巧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等等。以对心理意识的探索来反映当时的文化现象在人们心灵和行为上的表现。有趣的是，他的表达方式则与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强调的含蓄、虚实结合相吻合，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无为而无不为”——中国古代哲学《道德经》之精髓的体现。他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e Jungle）正是这两者的绝妙反映。
1968年，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接受诺贝尔奖时发表演说，指出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东方，真理的原则是：“远离自我，进入到一个虚无的王国。这不是西方的虚无或空虚。相反，它是一种宇宙精神，在这种精神之中，各个事物之间彼此自由交流，进行着无边无涯，无穷无尽地转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这在卡瓦巴塔的讲话中反映无遗。这种虚无的王国即是老子强调的“道”的王国，这种转换是自然而然地转换，不是妄为，而是“无为”。“无为”则没有不成功的。《道德经》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意思是说道体顺应自然，不造不设，好像是无所作为，但是万物都由道而生，恃道而长，实际上是无所不为。治理国家的人如果能保守着它，也以无为为用，万物都将各遂其性地自生自长，自然衍化。又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意思是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驾驭天下最坚强的东西。“无有”是最柔弱的东西，却能进入毫无孔隙的坚强的实体，像水能滴穿巨石。道也是虚无的，是万物的主宰。我因此知道无为的益处。不言的教诲，无为的益处，是天下很少有东西能及得上的。詹姆斯在《丛林猛兽》中正是体现了“不言”与“无为”的益处，无怪乎约翰·沃查得（John Auchard）说：“尽管这些关注，作为主要脉搏对于西方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詹姆斯碰巧达到了他们的真谛。”
关于含蓄，唐朝的司空图在他的《二十四品》中有一首诗专门谈及。“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含蓄》）不实写一个字，可是整篇表达的全是这个字的含义。
关于虚和实，清初文人赵执信在他的《谈艺录》序言里有一段对话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是艺术的最高成就。他说：
钱塘洪昉思（按即洪升，《长生殿》曲本的作者）久于新城（按即王渔洋，提倡诗中神韵说者）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在司寇（渔洋）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固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
洪昉思强调写实、写真，强调的是“全”，是“形似”；王渔洋依照他的神韵说，强调的是典型，是“神似”，是“粹”；赵执信则集中了两人的长处，即用“一鳞一爪”这个“粹”来体现“龙之首尾”这个“全”，也就是用“一鳞一爪”这个“实”来体现“龙之首尾”这个“虚”。也就是说，“实”是明白无误地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虚”则是由这个“实”引起的联想。由此可以看出，“实”只是一个引子，是一个基础，“虚”则是人们要表达的真正意图。譬如八大山人画一条生动的鱼在纸上，此外别无一物，却让你感到满纸都是水，清澈见底的水，甚至让人联想到渔翁正垂着钓，看着鱼上钩呢。齐白石的画，枯枝横出，站立一鸟，仅此而已，却让人联想到无边无际的空间，群星灿烂，以及它们的运动。一些没有读懂詹姆斯的读者就是因为习惯于注重“实”这个前景，而忽略了“虚”这个后景，而詹姆斯却恰恰借前景来表达后景。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詹姆斯的含蓄、虚实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故事开始于约翰·马怯尔（John Marcher）和梅·巴确慕（May Bartram）在十月的第二次相会，地点在一个叫做气候结束（Weatherend）的房子里，预示着马怯尔（March（er），三月）和梅（May，五月）的不好结局，与此相呼应，在这个故事中，季节不是在春季就是在秋季。约翰35岁，梅30岁，梅回忆起十年前他们在意大利的第一次相遇，那时他说他命中注定有什么可怕的灾难要发生，她答应和他一起等候。故事的第二部分把将要发生的事情比喻成一只猛兽，而且成为不结婚的理由。马怯尔认为自己是一个将要被灾难吞噬的人，一个有感情的男人，一个不自私的人。两人变成了朋友，交往密切，不断交换着对“它”的猜测。故事的第三部分告诉我们她的血液有问题，她也许会在灾难到来之前就死去。故事的第四部分开始于四月的一个夜晚。他问她发生在他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将会是什么，她欲言又止。故事的第五部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她告诉他“它”真的触动了他。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是他到处旅游，一年后回到梅的墓地。他感到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任何事情都已失去意义，他只不过是一名旅游者。墓地里另一名男人的悲伤面孔唤醒了他所缺乏的“深深的灾难”感。故事结束时，他感到野兽跳出丛林，他将脸伏在坟墓上。
整个故事从头至尾他们俩谈论的都是马怯尔的“秘密”，“他的独特之处”、“她知道的那件事情，随着年月的推移，最后变成，在他俩之间，只需说关于他的‘真相’”、他的“深渊”、“他的奇怪的意识”、“那个巨大的模糊”、“那个众神的秘密”、“多么大的耻辱和多么大的怪物”、“我不能说出名字的……可怕的事情”、“永远的悬念”。那么，这个始终没有明言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阔索夫斯基·塞德格维克（Kosofsky Sedgwick）的解读，“马怯尔的秘密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同性恋”。那么，詹姆斯是怎样描写这个无法起齿，不足为外人道却又不停地为外人道的“深渊”的呢？他采用的就是含蓄，虚实相结合的办法。
整篇故事实写马怯尔的恐惧，他无所事事，一心等待着恐惧的来临，而又不知恐惧为何物。深深的恐惧使他对其他事情麻木不仁，毫无知觉。虚写的是他的自私、他的无情、他的同性恋恐惧心理和梅对他的深深的爱。
“不敢说出其名字的爱”，按照基督徒的传统，就是用来说明男性同性恋可能性的非医学术语。马怯尔不是同性恋者，但是他潜意识中有同性恋的欲望，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感到莫名的恐惧，并且不打算结婚。
但是此事的可恶之处在于它从根本上使婚姻成为不可能。他的信念、他的理解、他的考虑，总之，他的一切状况都不可能邀请一个女人来分享；那个结果正是烦恼着他的事情。某件事情正等待着他，在这日月的蹉跎与更替之时，像一只丛林中蹲伏的野兽。一点儿也没有迹象表明这蹲伏的野兽是注定要将他吃掉还是被他杀死。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这个野兽的不可避免的一跃；而从此可得出的明确的教训是一个有感情的男人在猎虎时不应让女士陪伴。这就是他在勾画自己的生活时所出现的想法。
他始终生活在这个阴影之中，而梅十年前就已看出这一点。这在十年后他们的第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出。当他想不起任何他们谈话的内容时，梅说：“如果你已远离它，那就更好。”“但是如果你已完全停止了那种。”但是，事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淡忘了此事。这种淡忘不是因为不再害怕，而是因为专注于此事，它已经成为他生活的全部而不是十年前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这已经是一种习惯，习惯已成为一种自然，也就失去了其神秘性。他以为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梅的知情和保密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新的奢侈”，因为“假如她不对此加以讽刺的话，那她对此就持同情的态度，而那一点长期以来是从任何人那儿得不到的。”他没想到梅为此事时时想到他，关心着此事的发展，而他却已将她忘怀，她的脸对他来说已是一张“提醒单，而不是一个记忆。”由此可以得出：他从未注意过梅，梅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爱他，只不过不能确定他是否是一个同性恋者而作罢，而且十年来她的独身也是一个证明。当她得知他依然如故，而且还感到害怕时，她答应他的请求不离开他，与他一同等候灾难的来临。从此，梅开始以“无为”的方式影响他，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他。他们俩一起散步，一起去戏院，一起谈论那个秘密“当他们一起变老的时候，她真的还在与他一起等候”，而且为了他，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不能让约翰·马怯尔知道”，她希望自己的牺牲换回“更加迅速，更加自然的补偿”。她的话“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友情使他们养成了每天都在一起的习惯或几乎是以至于最后不可分”暗示着她的希望。然而马怯尔对一对未婚男女每天都在一起的“习惯”无动于衷，不作任何反思。但是，即便如此，这种“习惯”已对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效果。梅对此很欣慰。他每年都会送她生日礼物，以此证明他“还没有堕落到真正的自私”。有一次的生日礼物使得梅又借此暗示他：“你懂吗？我们的习惯至少挽救了你。因为它毕竟使你变得世俗，与其他男人没有多大区别。普通男人最大的标志是什么？不就是能够把无限的时间花在跟无聊的女人呆在一起吗？我不是说呆在一起的时候不感到无聊，而是不介意她们的无聊，不被它们吓走；同样的道理。我是你的无聊的女人，是你每天在教堂里祈祷的面包的一部分。这个习惯占据了你的一切。”但是她的暗示始终没有收效。马怯尔的自私使他只考虑自己的事情，从未想过梅对他的感情，总以为梅只是出于“好奇”和“感兴趣”而守候他多年。但是，梅却看到了他的危险，他的“冷漠”，他的“习以为常以至于失去了感觉”，但是马怯尔却自以为是一个“勇敢的男人”。然而，梅的不动声色的努力渐渐使马怯尔觉察到梅知道什么却不愿告诉他。梅并不否认为他活着，并且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关心的是怎样帮助你成为一个像其他人一样的男人。”当马怯尔表示感谢并且询问“我怎样报答你时？”梅严肃地停顿了一会儿，仿佛在作选择，但是她最终选择了听其自然，“就像目前一样”。因为梅知道欲速则不达。
梅的病情起了催化作用。“他立即开始想象病情的加剧和各种灾难，最重要的是把她的危险当作他个人重大损失的直接威胁。”不管怎样，他开始关心起梅来了。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她看起来比他认为的要老许多；然后他意识到这种突然性责任在他他只是突然才注意到这一点”。这证明他平时对她视而不见。假如梅老了，自然自己也老了。他竟然自己不知道，还是梅“让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开始感到惊讶；一旦开始感到惊讶，惊讶就接踵而至。”于是他开始明白很多事情。他已经感到梅对于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我是一个木脑袋吗？难道那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吗？”叙述者认为“那时他茅塞顿开；只是她矫枉过正。”他怀疑她的话“你一直都是对的”是在给他留面子。实际上，梅已经知道马怯尔的醒悟，但是她不愿将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因为她不愿因为她的死而使马怯尔陷入悲痛之中，不愿再与其他女人接触而重新封闭自己，使她前功尽弃。因此，她宁愿不让马怯尔知道她爱他，以便他完全摆脱同性恋恐惧症，成为一个异性恋者，过上正常的生活。所以她安慰马怯尔说：“门没关。门开着。”“永远不会太迟。”而且明确地告诉他：“你没有什么要等待的了。它已经来了。”“完全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马怯尔回答说“我现在才不在意会要发生什么！而且，正如你说的，我似乎更喜欢目前的状态胜过没有你的日子。”可他就是没有明白“目前的状态”就是一种异性恋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爱的状态，他对梅的依恋还不是一种爱情，还只是儿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
但是墓地另一男子的悲哀之情深深地打动了他：“这个男人曾经拥有过什么？它的失去使他内心流血不止却依然活着？”“某个东西——这个念头猛地一下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约翰·马怯尔，却没有。”那，就是感情！“从来没有感情触动过他，因为那就是感情之为何物他完完全全，极不理智地失去了什么东西，他所失去的东西使这一切成为一串大火，使它们在愤怒的内心悸动中表明自身。他在他的生活之外，而不是在自己的生活之内得知，一个女人因其本身被爱慕而受到哀悼的情形他现在盯着看的是他发出回响的空洞洞的生活。”至此，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无情，多么的自私！
他的痛苦，他的凝视，他的沮丧，使他意识到“她就是他失去的。”
在这特定时刻，他的思维突然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她那时已经向他提供了击倒灾难的机会。然而他的灾难却从未击倒，在她告诉他他的灾难已对他失效的那一天，她看到他只是愚蠢地看着她提供给他的逃跑的生机。
逃跑的生机将是爱她。那时，那时他将活得有意义。她曾经活过现在谁知道带着什么样的感情？因为她为他本身而爱他；而他却从来没有想过她，除了在他令人心寒地自私自利时和想到她的用处时
悔恨的泪水充满了他的双眼。
他看到他生活的丛林和那潜伏的野兽；然后，当他看着它，察觉到它时，就好像由于空气的搅动，它升起来，形体巨大，恐怖地一跃，想要解决他。他眼一黑它结束了；在他的幻觉中，他本能地转身去躲开它，于是他扑倒在地，脸埋在墓地上。直到此时，马怯尔才彻底地走出了同性恋恐惧的阴影，有了异性恋的欲望，只不知他是否能摆脱对梅的思恋，开始新的生活。“无为”至此结出了“无不为”之果。假如梅不是采取“无言”、“无为”的方法，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有同性恋倾向，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摆脱，那将不但不能帮他，反倒害了他。因为，同性恋在当时还是不为人所理解，不被人所接受的现象，而且为正统的基督文化所不齿。唯美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就因同性恋而被处绞刑，这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所以，虽然很多男人有同性恋欲望，但都压抑着，因此形成同性恋恐惧症。
詹姆斯的很多小说都体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如《美国人》（The American）中的克里斯托夫·纽曼（Chris-topher Newman），虽然他拥有可以揭露欺骗过他，使他失去心爱的女人的贵族贝勒加德（Bellegardes）一家的证据，但是他并没有采取猛烈行为去暴露他们的罪恶，影响他们的名誉，反倒是默默承受痛苦。最后得知，贝勒加德一家放弃了巴黎的生活，隐居到乡下，不能不说他“无为”而取得了胜利。同样的，在《金碗》（The Golden Bowl）中，当梅吉（Maggie）得知丈夫与继母私通之后，为了挽救两个婚姻，她没有大吵大闹，痛加指责，而是偃旗息鼓，让人反思，终于使继母回到父亲身边，使丈夫回到了自己身边，增强了丈夫对自己的了解而且仰慕自己的智慧，不能不说这是“无言”、“无为”的又一次胜利。
其实，守柔守弱，“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也体现在詹姆斯的生活之中。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是美国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从小，哥哥聪明、活泼、吸引人，事事处于领先地位，极受宠爱；亨利很想超过哥哥，哥哥学什么，他也学什么。可是，他的画就是不如哥哥画的好，他的口才就是不如哥哥棒。于是，他开始不愿抛头露面，而愿甘居幕后，在家默默地练习写作。写作当时被认为是弱者的职业，然而，亨利守柔守弱，坚持不懈，终于一举成名，轰动英美，而哥哥此时却一事无成。
所以，守柔守弱，“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一直贯穿在亨利·詹姆斯的作品和生活之中。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作者本人和他的男性人物都缺乏阳刚之气的主要原因。
二女同性恋
詹姆斯既描写了男同性恋（homosexuality）的情形，也描写了女同性恋（lesbianism）的情形，只不过他称后者为“病态的”（morbid）。在19世纪末，“病态的”一词常与“现代性”（modernity）连用，可以当作“一个充满刺激的同性恋的委婉语”：
“病态”将少数艺术家【19世纪90年代】与通过自己的恶劣行为毁坏整个社会的社会失败者联系起来——那些疯子、罪犯和社会契约的性变异分子。正如诺多（Nordau）所论证的那样，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是精神病患者，但是疯子仍然充当了非正常人的最好模式。
在《波士顿人》中，当贝西尔·兰色姆（Basil Ransom）见到奥利弗·羌塞勒（Olive Chancellor）时，他发现：“这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有着浅绿色的眼睛，体形瘦削，行为紧张，很明显她是病态的，她的病态如同白天一样分明。”“她烦躁不安而且试图掩盖”，“她的本质就像一只在暴风雨中颠簸的小船”，“悲剧性地害羞，甚至不能正视镜子中自己的眼睛”，属于那种“对事情极为认真的那种人”，而且“寻求义务，满足良心对任务的呼唤是她的天性”，尤其是她“经常可以依赖的道德源泉“痛恨男人，作为一个阶级”，是“她情绪激动时的一个安慰”，她对男性极其失望，认为“不幸的是，男人们不在意真理，尤其是新真理，尽管他们长得很英俊”。所有这些都使得她远离男性，成为一个由于“自身的原因”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在1883年的一个笔记条目中，詹姆斯写道：奥利弗与弗瑞娜·特仁特（Verena Tarrant）之间的关系“将是对新英格兰如此普遍的女性之间友情的一个研究”。那么，她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许多批评家倾向于将奥利弗与弗瑞娜之间的关系视为同性恋，但是，朱迪斯·菲特勒（Judith Fetterley）指出：批评传统夸大了她们之间的关系，压制了对于更具威胁性的父权价值的控告。菲特勒列举了詹姆斯是怎样在他的小说中、他的通信中、他的笔记中指出她们两人关系的普通、自然和健康：认为“詹姆斯一点儿也没有微微暗示他正在写一部有关不正常、不自然、不正当的故事，或者故事的戏剧性在于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力量与堕落的力量相抗衡”。奥利弗与弗瑞娜之间的关系果真不是同性恋吗？
让我们来看看弗瑞娜第一次拜访奥利弗时的情形。“奥利弗对弗瑞娜的兴趣使她对每一个危险、每一个普通的快乐都不在意”，她在紧张不安甚至痛苦的状态中等待弗瑞娜的到来。她的情绪一直都很亢奋，她感到在弗瑞娜身上，她找到了“她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一个同性的朋友，一个能与她心灵相契的朋友”，所以，见面不到五分钟，她就急不可待地对弗瑞娜说：“你愿意作我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超过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永远永远吗？”奥利弗的急切之情跃然纸上。弗瑞娜一开始就被奥利弗的财富、热情所吸引。当奥利弗邀请她来与她同住时，“即使这样热情的反问也没有使弗瑞娜退缩”，因为“胆小或谨慎都不是这个年轻姑娘的天性，她还没有结识恐惧的情感……”否则，她会怀疑“这种古怪的喜欢会燃烧掉一切”；弗瑞娜“也曾梦想过一种友情，尽管与奥利弗的这种友情不是她最想要的，但是她明白这将给她带来好运”。奥利弗对她的访问者了解越多，就越想走进她的生活，自己就越是想入非非。关于婚姻，弗瑞娜选择“自由结合”，而奥利弗则“为自己而憎恨它”。奥利弗让弗瑞娜向自己保证“在世界上她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妇女的解放，一件在神的旨意下能为之献出生命的事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表面看来，奥利弗是要弗瑞娜宣誓忠诚女权主义事业，实际上从一开始，奥利弗对弗瑞娜就有极强的占有欲，为她的出现兴奋不已，甚至愿意放弃一切，“啊，我怎么能让你放弃呢？我将放弃我将放弃一切”。她甚至不向她的姐姐介绍弗瑞娜，以至于路娜夫人责问道：“你为什么不向我展示一下？你想金屋藏娇吗？”弗瑞娜的母亲也责备“她的新朋友似乎想独自拥有她”，使“弗瑞娜没有更多的机会见识时髦社会”，弗瑞娜也正在开始怀疑“奥利弗想把她和她父母完全分离开来”。当弗瑞娜不明白为什么奥利弗不去回访她的父母时，奥利弗坦率地说明了理由，“承认她很嫉妒，她不希望想到这个姑娘除了自己外还属于其他任何人”；她没有告诉弗瑞娜的是“她憎恨住在剑桥的那一对夫妇”，甚至不愿“记得他们的存在”，更不用说去回访他们了。可见奥利弗想把弗瑞娜据为己有，连她的父母都要被排挤出去，更不用说那些年轻男人了，“尽管她的朋友极其认真地教她，弗瑞娜还是没有学会去讨厌”。不久，奥利弗就感到男性的障碍已经横亘在她和弗瑞娜之间，弗瑞娜想接受哈佛大学生（男人）的邀请去演说，遭到奥利弗的反对，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把她当作一个表演，当作一个社会资源”。如此看来，奥利弗在潜意识中是把弗瑞娜当作了私有财产，而不是把她当作她为之奋斗的女权主义的革命同志，她们共同目标的宣传者，因为若如此，则她自己已经将弗瑞娜当作对大家有益的“一个社会资源”，这不是与反对哈佛大学生的理由自相矛盾吗？那么，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呢？她对弗瑞娜解释说：“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我如此担心我将失去你。弗瑞娜，不要辜负我不要辜负我！”“答应我不要结婚！”“你不会辜负我的不会辜负我的，否则，我会死的！”弗瑞娜早就觉察到了奥利弗的感情，“她没有期望奥利弗会愿意她结婚”。
至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奥利弗与弗瑞娜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性恋之间的关系。
那么造成奥利弗同性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她对于所有男人的憎恨，她“痛恨男人，作为一个阶级”。在她眼中，男人“只在乎他们的快乐，只在乎他们认为是强者的权利的东西。他们是强者吗？我不敢保证！”对于女权主义事业，男人们“憎恨它，蔑视它，只要有机会他们将扑灭它”。所以，她放弃了婚姻，作为对所谓的“强者”的反抗。
但是，未婚并不等于不了解异性，奥利弗对弗瑞娜（Ver-ena）的提醒“有许多男士将非常高兴用亲吻堵住你的嘴”，既反映了她的敏锐观察，也反映了她将弗瑞娜当作弱者，当作受她保护的对象，潜意识中把自己摆在男性的位置上，就像弗瑞娜的父亲一样，试图控制弗瑞娜，所不同的是：弗瑞娜的父亲在情感上视她为女儿，而奥利弗则视之为性伴侣，并且害怕弗瑞娜有朝一日被异性的爱所吸引而离开自己。她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兰色姆正是这样一个男人。
奥利弗对弗瑞娜的同性恋是歇斯底里的，小说的结尾奥利弗幻想弗瑞娜被淹死就是“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拥有”的嫉妒心理的体现。其同性恋症状非常明显：持久稳固的歇斯底里、权利意志、还有无法估量地对男人的进攻。她的活动总是需要不同于表面的分析。当她谈论政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性；当她谈论爱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权力的强烈欲望；当她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耻辱。
奥利弗的同性恋既是她与社会无法相容的原因，又是她与社会无法相容的象征。尽管詹姆斯几乎没有明快地表现过异性关系，他至少暗示了异性关系维系着正常的人际联系，社会因此而被编织在一起。奥利弗的同性恋，一方面，由于与社会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压抑使得她与每个人隔离，除与弗瑞娜短暂的相处之外，使她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合都无法真正地交流。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詹姆斯将多大的耻辱、多令人吃惊的尴尬强加在奥利弗的身上，因为在最后的场景中，奥利弗不得不安抚那些等待弗瑞娜的讲演而失去耐心的沸腾的大众，更何况，弗瑞娜已经接受异性的召唤，离她而去。
奥利弗的失败既是她个人权利的失败，也是她作为一个狭隘的文化代言人的失败。奥利弗与弗瑞娜之间的关系确实就是同性恋的关系，正如詹姆斯所说，“是对新英格兰如此普遍的女性之间友情的一个研究”，显而易见，女同性恋的情况在当时大量存在。
“病态的”是一个沉甸甸的词汇。伊撒贝尔用来自指，兰色姆用来指称奥利弗。它暗含着统治话语的命名权利，试图将女性规定在象征时期之内。尽管它被用来指称大西洋两岸的女性，但是，詹姆斯认为美国女性的僭越的力量远远大于英国女性。
那么，为什么朱迪斯·菲特勒用证据表明詹姆斯无意于将奥利弗与弗瑞娜之间的关系描写成同性恋，而我们却明白无误地读出了同性恋倾向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菲特勒将作者的意图与隐含作者的思想混为一团；其二，表达同性恋这个意义的词汇不同，如文中所述，当时用“病态的”或“女人之间的友情”等来特指女同性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