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孤寡老头”费忠泰从报刊亭买了《环球早报》，回到自家所在的小区向阳里一号楼。最近这段时间，老美和伊朗关系紧张，波斯湾局势波诡云谲，又将几十年一直关注国内外大事的费老头的神思吊至最高点。从楼下小院经过时，见在这儿定点收废品的中年妇女杨姐正在打包，他一抬手打了个招呼：“请等着，我一会儿就下来。”
“哎，大爷，我随你上楼去称，也省得你跑上跑下。啧啧，多大的岁数了。”杨姐知道老头又要卖废报刊了。
“不，不，不。”老费一连三个“不”字，还伴以摆手的动作，加快脚步一闪身，乘电梯上楼去了。
他不愿杨姐上楼为他“减负”，不是因为他那九楼的一居室有啥不能外泄的秘密。以前杨姐的丈夫就不止一次上楼来为他收过废旧报刊，而只是因为“男女有别”，他本能地觉得有点“别扭”。尽管他并非生于满清封建时代——1929年，辛亥革命已过了十八个年头。看来与这些都扯不上关系，可能是生性如此。
也就是一刻钟光景，老费提一个装满废旧报刊的编织袋下楼来。杨姐称过，是九公斤，付了钱后，费老头随口问她：“你家掌柜的这段时间怎么没见呢？”
“走了。”杨姐回答得再简单不过。
“回老家啦？”
“故去了。”几乎是毫无表情。
“怎么？那么年轻，什么病？”
“四十七，脑溢血，喝酒喝的。”答话人的语气像树叶落地那么平静。
“哦……”老头默然地摇头，上楼去了。
二
费忠泰“孤寡老头”这个称号，是原先在大杂院居住时邻居们送给他的。十年前杂院拆除盖了居民楼，有的住户又得以回迁，老费就是这其中的一户。按说与他同回过一号楼的也没有几户，却不知怎的，当日的老称号又像旋风般地旋了回来。好在老头儿也不大在乎，更不会因“造谣”而告上法庭。不过，有时他独自在床上躺着，想及此也不禁哑然失笑：你说我孤不假，要说“寡”就不对齿儿了。“寡”是寡妇，男女不分，荒唐荒唐！
但从正面理解，不论是孤是寡，无非是说身单无助。不对吗？费老头现年八十有二，上无父母，下无妻儿，老天也够绝的，连兄弟姐妹也没赐他一个。要说命苦，看咋说哩。父母老大人分别活到八十九岁和九十四岁，一直陪他到年近七旬，老娘还每每叫他“儿啊儿啊”地疼个不够。好像七老八十也似十岁八岁的小孩子家。要说文化嘛，当年二老爹娘从牙缝里省出钱来也要供他上学，一直读到“高等小学”毕业，要不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垫底，在杂院生活的几十年里，为啥总是读报组长不下岗；就连杂院门外的零户们一见了他，都恭敬地向他请教：“忠泰叔，这阵子有啥重要消息，给透一透好不？”虽说是因病提前退休，政府也没忘记这鳏居之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月还能开四十八元八角退休金，除了吃饭和别的必要开销，恒大烟抽不起，一角二分钱一包的“大婴孩”烟总能管个够。也怪了，肺结核奇迹般地好了。所以直到******逝世一两年后，他春节的门联还是自己写的“思甜牢记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尽管退休得早，没赶上工资改革，如今每月还能拿到八百元的养老金……
可另一面，要说清苦也真够清苦的。二十六岁结婚，二十七岁上对方就跑了。不是因为他身个儿不高不魁梧，是因为他不幸检查出肺结核。那时全国虽已解放，可还是没有手到病除的特效药，人们习惯地把这种病叫“痨病”，新媳妇爱惜自己的身子骨儿，怕传染，不愿与他共担，跟着街坊上的一个叫黄毛的浮浪后生一溜烟不知窜到哪儿去了。他一刺激，病更重了，幸而住了两次院才保住性命。工作嘛，本来也算可以，在外国专家局做清洁工，可单位体检时还是查出肺结核并未痊愈，传扬出来，单位的人们都躲着他。领导还没决定是否要他离职回家，他听到信儿犯起“拧”来，一赌气自己提出不干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上班。而且除了那一年半婚史以外，就打光棍到底了。“无后为大”就更谈不上，连想也不敢想。瞧，这命清苦不清苦？不过，老爷子也有自我解嘲的能耐，也算是自己唯一的光荣历史吧。“三十年的读报组长，还上过市里的报纸哩，多大的官儿也可能被撸下来，咱这组长职务雷打不动，风刮不倒，铁的！一直到搬迁至楼房上，这才安全软着陆，嘿！”
随着时代的发展，读报组是没有了，但费老爷子的读报爱好像金棍插在地心里，七级地震也移动不了。至今每月还订两种报纸：晚报和老年报，一本刊物《华夏春秋》。此外，零散地还要买些别的：《环球早报》啦、《健康新报》啦，等等。看完了，他认为个别有价值的篇页留下来，作为日后查找的资料，大部分都随时撂进编织袋，放在阳台上，差不多满了，就提到楼下固定收废品的那里。老爷子爱干净，区区一居室三十几平米，如果弄得杂乱无章自己瞅着也不舒心，只要多余的东西，随废随清，地板上、犄角旮旯里连条纸屑也没有。正因为卖废报刊，他才与楼下收废品的胖“掌柜”认识了。从日常简单的对话中，他得知他们是河南人，来此地四年了，在西郊城乡结合部租了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板房，一家四口挤住在那里，来去就靠一辆三轮平板车。使老费想不明白的是，听胖“掌柜”对他说：河南老家那边有房子有地，房子还是盖了刚刚七年的二层小楼，却为什么要跑到这座大城市里，这样的活计能比种庄稼轻松吗？还是小棚户房比农村的二层小楼住得舒适？
老费自以为每天坚持学习，不断汲取新的营养，其实脑瓜子里还是残存着不少旧东西。这不，遇到这么个新事物就卡壳了。看来，还是不能完全与时俱进！
三
杨姐一早就来到小院现场。她可不是只会吃“蹲食”，只靠这座楼的居民来卖废品，那只够“喝西北风”的。院里靠北墙有四个大号垃圾桶，她一个人包了圆儿。在专管倒垃圾的到来之前，她照例要“过滤”一番：有废纸、纸袋、塑料小桶、废塑料家具之类，她统统翻腾出来，装进大编织袋中，放到三轮上，一层层地摞得很高，然后用绳子捆毕。啥脏呀、味呀、重呀，在她这儿，统统地免了。反正是一天不将两车物件送至废品公司，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还有两个孩子的学费等等，都要发慌。
待到她送了第一车回来，与她同在院里设摊收旧货的“一条龙”咧着大嘴笑迎着她：“妹子，歇会儿吧，钱再好使也不能一把抓呀！”他在一个破旧沙发上挪了挪，给杨姐腾了个位子。
杨姐皱了皱眉头，别看她尽干脏活累活，可瞅着“一条龙”还嫌他“埋汰”“臊性”。但也许太累了，她勉强地坐到破沙发的边上。“一条龙”见她坐了，笑得嘴都斜了，不自觉地又向她靠拢了半尺距离。
“一条龙”的大名叫雷光荣，何方人氏不清楚，杨姐只听别人说是从北面过来的。只因为他好喝爱赌，打麻将小和还不过瘾，要和就和个怪的，什么“一条龙”呀、“七小对”呀，而且最后得“自摸”才威风，所以，附近收旧货的就送他绰号“一条龙”，要不就叫“自摸”。他虽然与杨姐同在这院里设点，却最忌讳“收废品”这个词儿，打出的小旗上面绣着“旧货收购公司”，地上架着的木牌上写的是“高价回收硒鼓、墨盒、冬虫夏草、家用电器”。一柄遮阳大伞春末夏初正好派上用场。杨姐却宁可晒着，也不愿钻到大伞下乘凉。
平时，很少见这位雷光荣吃饭，最爱喝的是酸奶和啤酒。现在他又在啜吸着酸奶，还把另一小罐递给杨姐：“喝，喝吧。干吗那么跟自己过不去？自个儿的身子骨不爱惜，又靠谁去？当然喽，我早就跟你说过多少次，一个挺不错的娘们家，干吗总是愿意钻臭垃圾桶？索性跟我一块干得了，你是眼睁睁看着的：我是赚大钱的主儿。一件旧硒鼓墨盒二三十块进来，经我的手鼓捣鼓捣二三百块当新的卖出去，一反一正这叫真正的买卖，强似你半个月从苍蝇嘴里抠的那毛儿八分的。你说是不？”
杨姐将酸奶搁在破沙发上，操着略带安徽口音的河南话：“我可不赚你那昧心钱。再说，你能赚也没剩下几个子儿，还不够你胡喝海赌的哩！”当面揭他疮疤，一个女流半点都不怵。
可雷光荣丝毫不在乎，自管觍着脸说：“再咋说我也享受过了，过了手瘾、嘴瘾……，可你呢？连见都没见过。早先你老公在时，我仗义不劝你，如今他上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你还有啥顾念的？俩小崽？我还能亏待他们？靠了我吧，一块收旧货，挣个干净钱。赶明儿我带你去泡个温泉澡，烫个飞机头，再给你置一套体面的行头，瞧咱这小娘们，半点不比他们大都市的姐们寒碜。”
他说着，歪过头浑身上下打量了她一通，果然是“坯子”不错，五官匀称，挪一分寸都不顺溜，尽管天天起早贪黑干重活，可身条儿还在那儿，该凸的地方凸，该凹的地方绝对地收。瞅着，他又往她身边凑了凑。
杨姐也下意识地扭头冲他，一股混合着酒气、胃气、肝火的呛人味道从那大嘴岔里喷出来。但她还是屏住厌恶，说了一番她认为该说的话：“你老婆孩子一大堆，都在郊县，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可不做那种不明不白的女人，就冲我那一儿一女，我也绝不胡搞！”
“嗨，瞧不出你还挺较真儿，其实名分算个老吆，讲实惠是真格的，再说你要是靠了我，我还可以跟我那个‘老’打离婚嘛。”
“你离不了。”她又排出了她的第二道防线，“我不能后门刚送走一个酒鬼，前门又迎进一个酒鬼加赌鬼呀！”
“一条龙”面现愠色，正欲咆哮，费老爷子的突然出现，使他敛住了语弹，掏出烟卷抽烟去了。只见老费一手提着一个大编织袋，八十二了，腰板还挺直，说话中气也足，他指着编织袋对杨姐说：“端午节到了，我来了个大扫除，多余的东西不留。这里一个是旧书报，另一个杂七杂八的就送你了，也许对你有用。”
杨姐两个大袋都称过了，掏出十五块钱给他。老头二话没说，只收下五元，那十元还给她了。
“大爷，这是咋的？”
“你太不容易了。”他本想说“孤儿寡母的”，怕刺激人家没有说出来，但又说明了他这样做的理由，“我若是全不收你不会接受，所以收一点是个意思吧。我活着不靠这点钱。”
杨姐还要执意给他，老人一面回身一面频频摆手，好像在说：“就这样，就这样。”最后，在上台阶进楼门时还咕哝着赘了一句，“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四
端午节那天，费忠泰少有地觉得身上很懒。吃了早点，又躺下来，没看电视，无来由地“滤”着自己这一生。总的来说，他觉得自己太平淡、太普通了，用他的内部语言概括是“一介草民”。虽然够不上满腹经纶，但还限于“原生态”，没有完成向“有价证券”的转化过程，所以没有多大作为。但在生命的某个段落，也不是没有打心眼里愉快的时候。他想起年轻时在专家局做清洁工的日子。一位苏联专家与他成了朋友，空闲时，柯瓦廖夫还耐心地教他唱苏联和俄罗斯民歌《喀秋莎》和《三套车》。老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太笨，只学会了几句还不准确。他记得柯瓦廖夫对他说：《三套车》里的“老马”翻译得不对，那个词儿本来是“姑娘”的意思。不久他离开了专家局，便与柯瓦廖夫断了联系。也不能怪对方，因为他没告诉任何人家里的住址。后来在大杂院里当读报组长，芝麻粒大的“官”，每天至少也有一二十人来听他的。他有时也还能“发号施令”：“听读报的时候，请不要交头接耳说话。”就因为这读报生活，日子过得也很充实。
搬进大楼这十几年，居住条件有所改进，但也没有在杂院里生活那份热闹与充实。尽管每天有几份报刊相伴，却总觉得自己对社会再也无所作为。也许他一个人生活惯了，他最怕的不是“孤”，而是“空”。再普通、再老，也要有用，可是自己的用处又是什么呢？
老费这时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平时看书看杂志，那些写文章的人笔下，好像只有这个“家”、那个“家”的才有思想；只有名人、大人物才有语录、箴言，其实，那些许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脑子里经常会迸发一些闪光的火花，只是没有记录下来，也没有展示的平台，即使留下来也缺乏说服力和影响力……
“唉，难道我也成了一件废品？”费忠泰第一次受到自找的剧烈的触动。
“笃笃”，外面有人敲门。不错，是敲自家的门。
“摁门铃！”他喊了一声，少有的不耐烦。
门铃响了。他开门一看，没想到是收废品的杨姐。
“大爷，今儿个是端午节，我包的粽子，送两个您尝尝，一个是小枣的，一个是豆沙的。”
“这……”八十二岁的老费一时不知所措，不知咋的总往后退着。打从五十多年前他的年轻妻子跟人跑了以后，他好像患上了“恐女症”，一碰到单个女性接近他就不自觉地惶悚起来。
但不管他退避还是亲近，杨姐已将粽子搁在靠门里的小厨房的灶台上，回身往外时她又说了句话：“大爷，您是个好人。”
收废品的女人离去了，卖废品的老人才回过神来。他过去看了看粽子，包得像模像样，跟普通的粽子没啥不同。只是……爱干净的他内心怕不卫生，可如果贸然扔了，一是浪费东西，二是对不住人家。于是，他把粽子放进蒸锅，不消一刻蒸透了，过了一会儿剥开尝了尝，味道还真不错。
“原来干粗活的人也有好手艺。”这一天他第一次露出了感慰的微笑。
五
季节转换有点像顽童之间捉迷藏，秋天刚刚露头，夏天又不知要躲到哪里。大楼门前小院里“一条龙”雷光荣的遮阳大伞还迟迟没有收起，有如招牌，有意无意地炫示主人与同行们不同的势派。
费忠泰从楼门里出来，看来有急事儿，走得风风火火，文气一点说，已是耄耋之年，下水泥坡是以小碎步蹦跳而行的，这样超常的敏捷，如果不是杨姐和雷光荣紧盯着他的动作，仅靠口耳相传是没有谁会相信的。
当他从回收摊点经过时，好以轻薄取乐的“一条龙”大声笑问：“费老爷子，怎么从来没见您的媳妇下楼来呀？”
老爷子连头也不回，却回答说：“连儿子也没有，哪来的媳妇！”老爷子语义双关：一是对雷光荣的不耐烦，二是以山东半岛老家的习惯说法驳他。原来，老费虽在此地出生，小时候只回过老家两次，但他在习俗上还是遵从父母的影响行事的。他老家那边“媳妇”的含义是从公婆角度来说的，不似北京、天津一带是“妻子”“老婆”的同义语。老费在这类事情上总以自己的感觉为准，在此地生长了数十年，却还是固执地选择了老家的称谓，你道“拧”也不“拧”？
上午十一点半钟，雷光荣走了，他说是与赌友一起到附近的小馆里喝酒去。杨姐的午饭是她带来的，搪瓷盒里盛的是米饭和菜，当然都是凉的。正在吃的当儿，费老爷子从外面回来。这几个月，他们之间接触多了些，所以当他看到杨姐就着秋风吃饭，便停住脚步说：“这怎么成，总这样会伤胃的，连开水都没有。”杨姐并不十分在意，她浅浅地一笑：“惯了，还行。”老爷子自管摇着头说：“不行，不行。”
杨姐吃罢，把饭盒暂搁在一边，拿纸巾擦擦嘴，也许是有意转移话题：“大爷，我听说您挺有学问，想请教您个事儿。我和孩子他爹都是河南固始人。我娘家姓杨，婆家姓陈，听说古时候是唐朝还是宋朝那阵儿，固始姓陈的祖先带了许多人去了南方，在那边闯了一大片基业，是有这么回事吗？”
老爷子一直在听，对方刚刚说完，他就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福建南部有很多姓陈的，祖先就是从你们固始那边过去的，对于开发福建那地方贡献很大。”
杨姐惬意地笑了：“您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费大爷知道的真多。”
“我也是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老头一触到自己，总是这样淡然。
他刚要进楼门，一位看样子是八○后扎马尾辫的姑娘从市面商场后仓库那里走过来，见了费忠泰，只冲他笑了笑，便面向杨姐说：“您是杨姐吧？我们见过的。”杨姐有些愕然，问她：“有啥事吗？”姑娘又想对费老爷子说什么，老费以眼神示意，没有说话。这一切，杨姐却未在意。姑娘才直言说：“是这样，我是商场仓库的管理员小方，我们那里每天都有一些拆卸的废包装纸箱，以前都是我们自己处理。我想如果您愿意，您就把它们拉过来吧，我们不收任何费用。如果您觉得不过意，作为回报，您每天可以把仓库门前小过道打扫干净。另外，听说您每天带饭没有热饭的地方，这不妨事，我们那里有煤气炉，就在我们那儿热吧，甭不好意思。”
小方姑娘这番话还没落音，杨姐感动得话都不知咋说了：“要能那样，就太感谢您了，叫我说啥才好呢？”她一扭身，才想与费大爷说些什么，老头已经上了回楼的台阶，又一侧身会意地挥了挥手。
六
事情的真相是：小方姑娘是费老爷子请来的。
原来，小方的祖父方师傅与老费当年同是外国专家局的清洁工，当时两人就比较合得来。老费退下来后，老方还在那里干，彼此偶尔也有些联系。直至前年老方因尿毒症去世。临终前，他还念着独居的老友费忠泰，专门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的……孙女，在……离你那儿不远的……西京商场仓……仓库工……作。有啥困……困难可以去……找她。别……客气。”
但费老头儿生性清高，加上有点“恐女症”，上了岁数的“恐”，年轻貌嫩的也“恐”。所以，在将近两年间，只是春节小方来看过他一次，彼此通过两次电话。最主要的是：老头儿不愿给人添麻烦。可这回情况特殊，因为他早就注意到收废品的杨姐吃饭太困难，寒冬腊月也要生生咽冰碴子，日久天长可不是事儿。为此他破例地找到了方姑娘，求她做点善事。这一找，不仅热饭的问题迎刃而解，还连带又给杨姐开辟了一条新的挣钱之道。但他再三叮嘱小方姑娘，千万别说是他给联系的，“我老了，不愿担这个情，给我自己添麻烦。”
这天办妥了这件事，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还在想：“不管怎么样，也算是办了一件好事，‘勿以善小而不为’嘛。如今热心公益事业，有时也要一定条件，必要的资源。我老朽啥条件也不具备，资源嘛，更是谈不上。出体力，毕竟是风烛残年，外人说我身体好，自己心里最清楚：也是外强中干。”
明儿就是一年中的中秋节，也算有了一点好心情！
却没想到就在这时，来了一个轻易不来的电话：“是费老哥吗？我是冯旺新哪。我报告你一桩小小的喜事儿：在杂院时代我那位前老婆子年前已经过世了，最近我又找了一个后老婆子，属虎的，虚岁整五十，比我小两轮。已经办过酒席了，知道你八十有二，腿脚不方便，就没请你过来。不过，马后炮打个电话，也算是对老首长——读报组长汇报啦！”
“我都听见啦！”老费也同样是一个“啦”。
“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哪？”
“我怎么还能变成两个人哪？”
“咳，一个人太苦了，光是一天三顿饭就够喝一壶的。你老哥还真成，你知道的，我平时连开水都不会烧，全是新旧老婆子服务……”
老费一时真记不起这个电话是怎样结束的。原来，这个不速电话是在大杂院生活时的一个邻居冯旺新打来的，也不知他怎样获知了这个电话号码。这位冯大官人原来在房管局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得风气之先，“业余”在寿司街向外国人兜售新鲜玩意儿，由赚小钱到赚大钱，后来干脆办了“内退”；在寿司街商场占了摊位，三五年间“发了”，据说光是房产置了四处。费忠泰对此既不眼馋也不嫉妒，他有自知之明：人家玩的这行子他到死都玩不了。后来拆迁各居一方，再也没见过面。没承想今天突然打来这个电话。
电话嘛，人家知道号码就挡不住他。对方的私生活作为局外人也尽可不做任何评价，听听也就是了。但有一点，冯大官人在电话上说他一个人太苦了，他却不能接受，一天做三顿饭也未必是不能承受之举，只要自己还能动。总而言之，今天接的是一个相当堵心的电话，严重地破坏了老头刚才还算不错的情绪。
七
本年冬天，降水特别吝啬，前几天雪花小小气气地遮了地皮，太阳一出来，不一会儿就融化了个干净。但小北风却很尖厉，吹在人的脸上，恨不能抠下几块肉来。不觉间腊八节到了，杨姐还是照常在拼命地忙，正往三轮车上捆绑从商场仓库卸下的废纸箱，准备明天一早送到废品公司。她今天将八岁小儿子带了来，不过妈妈不要他动手帮忙，要他坐在她平时坐的马扎上，吃着红得抢眼的冰糖葫芦。
费老爷子刚从菜市场买了一扎芹菜、两个山东潍县大青萝卜，一拐弯走进小院。出现在杨姐眼前的他头戴咖啡色绒线帽，身着火红的厚厚的羽绒服，两耳戴着毛茸茸的耳焐子，但腮帮子却被寒风浸得通红。她迎上去说：“费大爷，原来商场仓库给我的那些方便，都是您老行的好，看着您的面子才……”杨姐说着，感动得用手套擦着泪水夺眶的眼睛。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爷子不解地问。
“是小方管理员说漏了嘴，我才知道……我说啥好呢，一千个一万个也谢不过来您……”杨姐又授意自己的小儿子，“小豫宝，谢谢费爷爷。”
“谢谢费爷爷！”孩子仰视着老人。
“不谢。”老费端详着小豫宝，点着头说，“嗯，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如果教育得法，将来肯定会有出息的。”
杨姐一腔的感激还没道尽，又说：“费大爷一个心眼就是同情穷人。”没想到老爷子立马作了纠正：“我可不是只要是穷人我就膜拜，我还要看人行好不好。”
正在这时，杨姐的手机急骤地响了，她立马凝神起来，本能地问对方：“哪里？是哪里？咋？哦，交警大队……在啥地方？……五环外天竺路……啥医院？哦，向阳医院……急救……醒过来没？……哦，还没有……我这就过去，就去……”
她的右手抖着，收起了手机，嘴唇也哆嗦着：“大爷，我那十二岁的闺女被汽车撞了，很危险！我不让她出来买煤球，她偏说她能替我买了，这不是出事啦。我得赶快去！”她说着，将小儿子拽过来，“大爷，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会儿，我去去就回来，有啥事我打电话给您。”
老费安抚着她说：“别太着急，孩子交给我了，放心！你怎么去？”
“我坐公交车！”杨姐又拍了拍小儿子的后背就要走。
老费不由分说，将一百元人民币塞在她手里，“打的去，快一点！”
“这咋行？”
“别耽误了，没时间客气了！”
杨姐消失了身影，老人安抚着小豫宝坐在马扎上：“别着急，等你妈回来。”
正说着，“一条龙”雷光荣出现了，斜棱着大嘴说：“刚才，我在外面跟别人聊天，你们的说话我也听了个大概。费老爷子，你岁数大了，天又冷，受不了，把孩子交给我，我在这儿等他妈。您就回去吧？”
“不、不、不、不。”老人迅速做出了反应。这时在他的大脑里本能地联想到“拐卖”“讹诈”这些字眼。本来他想就在这里等杨姐的，可现在为了摆脱“一条龙”的纠缠，得离开这里。还有……想到自己没有手机，万一杨姐打来电话，也只能打他的座机。不行，得上楼回自己家里等人。
这也许是他头一回主动领一个“生人”回家。
刚打开房门，座机电话情急地响起来。他焦急又迟疑地去接电话。
是电话，不，又似寒冬里响起的雷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