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去南方还没有高铁，说是特快，其实坐的时间长了也够烦的。晚上还可以睡觉，可白天呢，总也不能昏天黑地地睡个没完，也只好起来坐着。幸而还是我们俩人一同出差，有个伴儿，可以海阔天空地神聊，时间也就在嘴唇吧唧吧唧间溜走了。
我们正聊得对路，车上广播器不厌其烦地愣搅和。不过还好，是我比较爱听的马三立相声集锦。在硬卧下铺与我对坐的是我们单位的故事篓子小罗。别看他岁数不大，肚子里的各类掌故、南北笑话应有尽有，而且要荤有荤，要素有素，五味大杂烩也都拿得出手。此刻，只见他右手往上一指：“老苏，你听，《逗你玩》，这是我最爱听的马三爷的一个段子。我都听了三遍了，也不够。”
“那我们就闭嘴静听。”我说，“其实我也喜欢听，不过没你那么内行罢了。”“老苏，您别客气，谁不知您对戏曲有研究。”小罗素来消息灵通，“我这人到老也是个二把刀，样样都嗡嗡样样都稀松。”
我不吭声了，只恐影响了小罗听得入神。等到听完了这一段，我才开口说：“马三爷这个‘逗你玩’，不是一逗了之，其实含义很深。譬如说，我听说你出生的那个大城市就有‘逗蛐蛐’这个说法，但我没亲眼领教过，有意思吗？”
“有！有！太有了。”小罗立马就提高了兴致，“不过蛐蛐这玩意儿，在不同的地方名称也不同。”
“在我们老家叫土唧唧，以区别叫蝈蝈，因为叫蝈蝈，在我们那里叫唧唧，都很不雅。”我历来觉得敝乡许多地方不如人，从不怕在人前露丑。
“在蒲松龄笔下叫‘促织’。不是有一篇作品就叫这个名字吗？为了一只促织大腕，闹得鸡飞狗跳，甚至家破人亡！”小罗无愧是这杂家，虽只上过中专，肚子里确实“油水”很厚，不可小觑。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逗蛐蛐”，催促小罗讲给我听。
“这‘逗蛐蛐’，说起来轻松，其实我觉得‘斗’得很残酷；挑动蛐蛐拼命厮杀的人其实也很缺德，有时蛐蛐斗累了，斗腻了，一根草棍一拨楞，蛐蛐又是一个不要命地相互撕咬，来满足人们那点填补心灵空虚的刺激感。如果用来赌博，就要把小小的蛐蛐赶到了可怜的角斗场。”
一向妙趣横生的小罗这时一变而深沉起来，他向我描述的“逗蛐蛐”就从这儿开始……
不消说，以小罗的幽默天赋与口才，整个逗蛐蛐的过程被演绎得绘声绘色，使我仿佛真的成为一个现场的看客。不过，说实在话，这毕竟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小景，我并不想如数家珍地记录他讲过的详细过程，过分玩味动物间的相搏乃至厮杀过程，这无形中可能会降低了大约几百倍的人的兴致。我更难忘的倒是小罗由人所拨弄的动物角逐联系到人生世界的某些活动，这更十倍百倍地引起我强烈的心灵触动与反思……
真的是完全始料不及，原以为没有乘飞机而是坐火车脑袋上会闷出个大鼓包来，却被小罗对他父辈以至他本人的某些非常际遇竟使我实实在在地进入了那特定社会环境中去，品尝着那五味杂陈的人生况味……
小罗的父亲我见过，而且知道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红小鬼”，比较年轻的“老革命”，但好像又不是一路风顺，官运亨通的那种。离休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是否还在“发挥余热”，小罗没有涉及，我当然也没问。
他开头讲了他父亲有关当年开展竞赛的一桩悲喜剧。原来，他父亲参加革命后一直做机要译电工作，不论在部队还是地方都没改过行。战争年代不必说，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电报上报下达，密度很大，白天晚上就是一股肠子完成紧迫的任务，哪里还有空闲开展业务学习，一切只靠在工作实践中磨炼。全国解放后，他们进了大城市，整个单位兼为军区和地方党委做同一样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正炽，机要译电工作的效率远远跟不上需要，当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他父亲所在机要处的领导也深受启发，工作之余也展开了业务学习相互竞赛。
“我家老爷子当时才十八岁，”小罗多少带着自豪的口吻说，“这是他的有利条件之一，因为他的同事大都已接近二十岁甚至二十开外，拿咱们现在的俗话说，都‘两张’了，这在他们那行中不占优势。因为译电工作需要绝对的精神集中，甭说是私心杂念，就是一走神儿就必然出错。我家老爷子一个心眼全用在译电上，啥搞对象啦，啥晋级待遇啦，等等，一丝儿也不走心，真的，我绝对相信他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当时人们背后叫他‘小傻子儿’。”
“他真傻吗？”其实我是有点明知故问。
“他才不傻呢，”小罗一挤眼接着说，“他工作时的脑袋瓜比现时的电脑还灵，别的咱们不懂，他也不告诉咱，就拿记字儿，也就是记一组一组的码子，他半个月就能记三千五百组。好比咱们查字典，他不用翻本本就基本上都记住了，你想工作效率能不快吗？当然，他为此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辛苦，别的同事周末到倶乐部唱歌跳交际舞，他从来不去，都用在‘记字儿’上了。引得科、处长到办公室来，就见‘傻小子儿’一个人在那里闷着头死抠，是心疼也是赞赏，那些领导们无声地轻抚他的脑袋，好像要探索一下这里头什么秘密。”
“在工作实践中见分晓了吗？”我真的很想知道究竟。
“那当然，”小罗斩钉截铁，十分肯定，“他这个台务组原来是三个人，他任组长，随后科长又调走一个人去支援别的组，他和一个助手两个人处理工作，每次比四个人的台务组完成任务既快质量又好。在长达一年的业务学习中，每月每个人都要进行‘实战’技术测验，他时效超过规定标准五倍和四倍，超过当时本单位一般同事三倍多，按照上级规定，他每月拿到八斤猪肉时价的技术津贴，而一般同事才能拿到二斤到三斤猪肉时价的技术津贴。因此不必说，一年后，我父亲立功、受奖接踵而来，直至受到****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通令表扬。”
小罗讲到此处，列车放慢了速度，我不经意望着窗外，标牌上指示的是双刃山车站，我似乎悟到了什么，不自觉地轻声自语：“双刃，双刃……”
“是双刃，竞争也是双刃，”小罗自然地接着我的话茬，“可想而知，一个十几岁的小屁孩，在几十位大哥哥大姐姐中间拿到了最高的技术津贴，尽管在当时一斤猪肉才四角五，八斤猪肉至多才四元钱，但也像是在一片谷地里的一棵红高粱，太显眼了，也太孤零零的了。大多数的同志倒还平静，个别人却就承受不住了，其中有两位二十多岁的主儿，一位长脸潮红，人称‘关爷脸’，另一位左臂有点不利落，人称‘神拐把’，背后散布流言蜚语，声声都指向罗荧光；还明说‘倒背手方便——不扶（服）’，向处领导提出要亲自校对才足以相信。逼得处、科领导接受他们的要求作出决定：要罗在全体译电员注视下进行技术‘表演’。就这样，一个小时仍然达到一千九百八十六组，然后由科长和‘关爷脸’当众校对，结果误差仅为千分之二，完全合乎质量要求。经过这一波次的挑战，事情算是暂时平息。”
小罗的这段讲述，暗合了我对人生某些“关节”的思考，甚至我好像能够想见半个多世纪前映现过的那些情景。于是我不禁问他：“你父亲在这以后有什么感受，他对你讲过没有？”
“讲过，而且多年以后也没忘记。”小罗语调变得有点沉重起来，“他这人本性低调，最初记码儿完全是为了工作效率，后来的荣誉可以说是始料未及。他说他当时偶尔有点沾沾自喜，但更多的时候是内心的惶恐。真的，老苏，他几次对我谈起用的都是这个词儿。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每月的例行技术测验，这使他的心理压力很大。因为已经达到了的时速和质量高度，生怕再掉下来。所以每次测验，他背后都仿佛觉得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抽打自己。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不得不开口向当时最富于人情味的张科长说出他的看法。他说开展技术学习是必要的，在一定的阶段通过这种形势激发大家重视技术提高当然有利于以后的工作，但不必形成例行的测验制度，更不适宜以技术测验的结果决定拿几斤猪肉的技术津贴。因为一次测验不见得就能完全代表全部的工作成绩。张科长是一个难得的好人，我父亲至今一提起当年的这位领导就满眼含泪。他说科长身形细瘦颀长，就像一根电线杆子，但对部下任谁都体恤有加，所以我父亲才敢对他直言这样犯忌的问题。但科长也可能有难处，他只是轻轻点头，却没有明确做出答案。我现在也觉得奇怪，以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娃娃，能够向领导进言，而且这技术测验毕竟具有有利于他自己的一面呀！而我以现在的眼光看，领导开展业务学习搞例行技术测验的初衷也许是好的，值得肯定，但不断演化下来，给人造成一种精神压力，加大了众多成员之间的潜在矛盾，甚至还可能造成形式主义的弊端。从本质上讲，也会有意无意引发‘斗蛐蛐’，所以若干年来，我父亲极少说起他当年独领翘楚多次打破机要译电数质量新纪录的旧事，可能是留在他大脑里的不全是良性的记忆吧。”
这时已到下午，列车抵达百丈沟车站。我不由地想起：抗战中期，国民党顽固派就是在这里制造了一桩血案，袭击残杀了数十名我军的指战员。其实不仅是在战争时期，即使在和平的环境中，善良的人们也有可能碰到自然的与人为设置的百丈沟，至少会在行进中遇到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意外地被绊得趔趔趄趄。小罗的父亲在获得应有的荣誉之后反而产生了“惶恐”的心理，细想起来也不足为怪——成绩和荣誉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谁又能绝对保证不会伤了自己？不过，也许我历来有点中庸之道，不愿把事情看得那么绝对。小罗刚才将他父亲单位当年开展业务学习运动发展到例行的月技术测验，也视为组织者有意、无意的“逗蛐蛐”，我似乎觉得评价过分了些。为此，我为了弄清当事者方方面面的关系，了解矛盾中的“节点”，又关切地问他：
“你父亲和那两位同事在开展业务学习运动之前关系怎样？”
“大面上也许还可以吧。”小罗下意识地皱起眉头，“我父亲曾对我谈起两件事，那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一次是这年七月南麻战役期间，这次战役没打好，后来我军撤出了战斗。当时他们科的‘关爷脸’刚参加工作，是当时队伍里罕见的高中生，我父亲虽然比他小，却已是‘老’译电员了。部队撤离时，我父亲用油布包起密码等工具，冒雨急行军到达胶济路以北休整地，可‘关爷脸，这位同志由于包裹不严，密件被雨淋湿。到达目的地时，我父亲帮他晾晒基本完好。他也表示‘以后注意’，大面上还没有露出对我父亲的嫉妒。另一件是在当年深秋莱西南阻击战中，炮弹打塌了农家的土坯房，燃着了屋顶的苫草，‘神拐把’的密码本也被火燃着，我父亲帮他扑灭了火。事情必须向领导报告，我父亲为他作证，七页密码确实被火烧毁，而不是失落在外。‘神拐把’作了检讨，并向我父亲表示了谢意。这些事件仅仅是孤立的个案，过去也就过去了，对那两位的刺激并不大。而业务学习尤其是例行的技术测验，却充分暴露出他们的短处，而且可以量化，水平高低不可掩饰，彰显出他们技不如人，他们所受的刺激是定期的、经常性的，自然就迁怒于我父亲。我想，如果以工作效率对优秀的尖子人物进行表扬和适度嘉奖，而不是例行的、经常性地量化彼此的差异，这种有意无意‘逗蛐蛐’的副作用肯定会大大减小。”
我听到这里，觉得他的独特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此刻车窗外夜色如墨，车厢内灯光微明。纵然小罗仍然语兴不减，我却顾及身边不相识的旅伴需要休息，应该暂时结束我们的“列车对话”了。然而，小罗又抛出一个使我感到意外的情节：
“就在不久以后，上级部门要调两位机要干部去总局工作，不知是谁的意见，选中的恰恰就是那两位老兄，很快他们就去了北京。”
虽说已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不知怎么我也仍然为小罗的父亲高兴，禁不住说：“这一来可好了，你父亲的主要矛盾面自动解除了，真是天保佑。”
小罗不自觉地打了个哈欠，呜呜噜噜地补了两句：“那两位的译电技术不行，别的方面却是我父亲不具备的强项。正如当时他们处里的一位爱讲俏皮话的大老刘说的‘猫有猫道，狗有狗道’嘛。”
不一会儿，他的讲述为一种中等水平的鼾声所取代。
过了一夜，列车有规律的轻轻摇动往往有助于人们安眠。第二天早饭后，还有半天的车程。一方面是我想知道小罗他父亲的“后来呢”，另一方面也恐怕是小罗执著地想进一步说明那个“逗蛐蛐”的话题，不由地又继续昨日未尽的语意说了下去。他说他父亲那两位同志调北京不久就升任为正副处长。又过了一段时间，那边又向这边要人，而且指明要拔尖的优秀人才，处里便“忍痛”将罗荧光和另一位有志钻研译电机器的秦姓同志保送了过去。小罗的父亲到了北京被任命为二科科长，他的顶头上司正是过去平起平坐的“关爷脸”和“神拐把”。他知情况不妙，但已身不由己，后退无路，只有听天由命。
小罗对我讲到此处时，好像不忍细叙，只是简括地数语带过：“反正是甭提了，处处绊马索，不缺小鞋穿，毫不夸张地说，命中犯克星了，又有啥办法？我父亲也不愿细说这一段，他不想让自己暮年还无端添堵。不过有一句话他是终生难忘，他说有一次单位工作人员新年联欢，‘关爷脸’多喝了两杯，手指我父亲的鼻子说：‘我看你这人是让八斤猪肉撑的！’看来多年过去他还耿耿于怀。我父亲当时也有点被激怒，忍无可忍地回了句：‘那也是组织上按规矩赏的，不是我罗荧光偷来骗来的。’就这样相持了几年，**********杀来了！”
我预感到他父亲将会大难临头。果不其然，小罗说：“他们总局里也搞造反闹革命，‘关爷脸’和‘神拐把’掌了大权，原来的老干部统统靠边站。至于我父亲，别的方面没抓住啥，他一不是‘走资派’，二不是‘反动权威’，三还够不上‘牛鬼蛇神小爬虫’，只有一个短儿，那就是属于没参加造反的逍遥派。终于，在干校跳忠字舞我父亲倒大霉了，原因是：在革委会正副主任‘关爷脸’和‘神拐把’独出心裁的命令下，全干校掀起跳‘忠字舞’运动，每个人在广场大‘忠’字上循着汉字笔序跳三次，表情要忠，姿态要美，脚步不乱，笔序要对。跳得好的、一般的、差的，每天讲评，最后由革委会领导定位。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我父亲向来是个舞盲，平时就学不会交际舞，一上广场跳‘忠’字舞，表情还可以，姿态也还凑合，只是脚步不整，最要命的是他往往心一慌，在笔路顺序上就会出差错，经常遭到‘关爷脸’的打手——以前在机关烧锅炉的小甄的厉声喝斥；还叫跳得规范的‘忠字兵’来给他示范，结果还是效果不大。可能是‘关爷脸’他们觉得已‘无可救药’，便在晚间召开了批斗大会，对态度不忠的‘****分子’罗荧光口诛笔伐。于是，干校‘牛队’里又多了一个重要成员。”
“老苏，”小罗的语调里真可谓痛心疾首，“我觉得当年跳‘忠’字舞，所谓‘忠不忠看行动’，也是‘****’中逗蛐蛐的一个创造。”
对于“忠字舞”之类，我以为是在个人迷信的风气下的群体痴迷，但也不排除有头脑清醒的人在某种强势浪头中不得已而从之。一个“逗蛐蛐”很难完全概括在历史进程的某个特殊阶段不乏扭曲与无奈的表演。但对少数心术不正者借政治运动进行投机愚弄群众，倒也不妨视为一种阴险的“逗蛐蛐”的行径。这样的“逗”，不仅没有半点好玩，而且从其动机到效果都是有悖良知的。
列车员推着小车来卖早点，我要了两份，无非是米粥、花卷、鸡蛋、咸菜之类，我催小罗趁热吃，在眼下这个季节凉了不好。他却自管说下去，看来还是语意未尽。在这之前，我从未和他一起单独出差，平时也很少在一起探讨问题。说实在话，以前只以为小罗这同志无非是喜欢调侃，制造些笑料，从没觉得他有什么比较深刻的思想，殊不知偶然的一念“逗蛐蛐”，竟引发他如此多的感慨，深达两代人的纠结，竟不料造成他内心如许多的沉淀物，也许是第一次对我一吐为快。果然，他由他父辈遭遇到的“逗蛐蛐”又扯到他的一次际遇。
“‘******’倒台以后，‘关爷脸’等人也随之失势，我父亲当然也就重获自由。不过，这位倔强的老头儿对于自己年轻时的事儿不论是光彩的还是倒霉的，都非常淡化，轻易不愿涉及，偶尔说到，也是一语带过。但也许是‘遗传基因’还是父辈影响所致，我对于工作中碰到的某些事儿，很容易跟‘逗蛐蛐’联系到一起。譬如我在省文联工作的时期，只是因为我们的主席喜欢画画和书法，就以整个领导层的名义形成一个制度，每半年时间从省文联、地市文联到县级文联的工作人员，不论是否专业都必须提供一幅画和一件书法作品。据说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工作人员的文化艺术素质，才有资格做好文联的工作；然后每半年由其实是圈定的评委进行评选，按优、中、差分级，这样的结果成了每个参与者晋级、评职称、分房等不同待遇的重要依据之一。搞来搞去也许有促进工作人员提高艺术素质的作用，但副作用也越来越大：弄虚作假，跑关系，走后门，打点评委，各色各样的进贡与‘互通有无’，渐渐成了家常便饭。不愿意或没条件这样做的，就只好眼睁睁吃亏没脾气。文联领导还自恃为一大创造，上报业绩做典型哩。我不是说有了真正的突出表现不该奖励，但这种拔苗助长、有枣没枣拍三竿的做法很容易流于形式主义，推助不正之风，还会平添彼此间有形无形的较劲，增大不必要的压力。说来说去也是一种艺术上的‘逗蛐蛐’。”
我相信小罗说的必有根据，他指出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要不然为什么近年来上级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地整顿与压缩评奖门类呢。对原单位类似问题的“看不惯”，也可能是小罗决意离开转调至现单位的原因之一。
这时，列车员已过来“换票”，说明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已将到达。小罗一面收拾东西，一面还在抒发他的观点：“其实，真正的伟大创造和杰出人物，很少是某种例行办法‘挤’出来的。以科学发明来说，牛顿、富兰克林、爱迪生、斯蒂芬孙等等，哪个是‘逗蛐蛐’逗弄出来的呢？而我发现，凡是涌现出来的人与创造，往往又是货真价实，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我听了顿时觉得：不论小罗这些看法和结论是否全面，是否绝对严谨，但他作为一个仍处于年轻阶段的非专业工作者，能够有如此的思考，而且言之有据，对我这个年近花甲的“老八板”也是有启示的。是呀，我曾想过：中国封建礼教的科举制度，近来被许多人推崇备至。不错，长达千数百年的科举制确实使一些人有了进身的机会，考中者也不乏有学识有作为的人才。但如从另一方面看，同样不乏杰出人士，如《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等等，却屡试而不中。这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的考评都是由人来做的。既然是一个“人”，就不可能不受其眼光、标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有时其结果恰恰可能是悖谬的。再以世界级的文学和电影奖项诺贝尔和奥斯卡来说，中国的鲁迅不必说了，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电影界的幽默大师卓别林等都没有网入评判方的法眼，这说明它们的公正性也是有限的。
我们终于下车了，二十个小时零三十分钟的车程，除了八小时的夜间睡眠，其余的十余个钟头几乎都留给了一次“忘年”对话，而且大都是少讲老听，但长者基本上是无声的评判者。一个“逗蛐蛐”的话题，最初的创意者未必会想到被延伸到技术竞赛、政治运动乃至待遇依据等等方面。但愿都是“俱往矣”，今后即使还会出现形似的东西亦非质同。何况，对于我这个“中庸”之夫、花甲老者来说，对小罗的感受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的。事实上，我平时在内心里，极少与人“竞争”，而重在不断超越自己。但在整个由一个话题组成的列车流程中，我始终不愿意也不忍心截断小罗的语兴，因为正如开篇中所言，至少能够消解漫长旅途的烦闷吧。
下车后立马就与接待方见面，简单地吃了点东西，就开始与对方洽谈下月在这里举办研讨会的事宜，而且比较顺利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只不过，我们的研讨会不是例行的，下次乃至下下次也绝无定期。
傍晚时分，我和小罗两个人信步来到本城南部梅岭山下，这里有一片著名的翠姑草坪，深秋时节，仍然那么青葱，而毫无萎态。忽然，敏感的小罗俯下身子，好像发现了什么，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草丛中的一只蛐蛐竟蹦到他的手背上，狠狠地啄了他一口。如按人的本能，一感到疼就有可能用另一只手拍死这个小物件，但他却没有，只是使劲抖了一下，将袭击者抖在地上，然后用带小手电的手机一照，见那小东西一动不动，视死如归地待在那里。再一看，伊金翅方头，酷似蒲留仙笔下《促织》中描写的那样，须儿左右摇动，不知此际是一种什么心态。
“不是人逗蛐蛐，倒成了蛐蛐逗人玩了。”我心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