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个集体认知荒谬的时代，而你恰恰是一个极具理性的人，且不苟流俗，疾恶如仇，那么你就会被这个时代的群众视为异端。
正是这些少数天赋异禀、淹贯学问，同时又叛逆不羁、敢于触忌的异端，才能对世间诸多貌似合理的荒唐与虚伪，予以揭发，大胆挞伐，用真理唤醒迷惘中的民众。
临终时向病榻前为他作忏悔的神甫说“请永远不要向我谈到基督”的伏尔泰，用其启蒙整个欧洲的思想之灯，成为十八世纪西方教廷和主观唯心主义者心中的异端。
坚持认为太阳不是地球跟班，用日心说推翻地心说的哥白尼，是中世纪罗马教皇心中的异端。
王充，则是出现在公元一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异端。
一
王充，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人。生于公元二十七年，汉光武帝三年，卒于汉和帝永元年间，历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汉和帝四朝，享年约七十岁。
《论衡·；自纪篇》中，王充自我交代家世：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又是魏郡元城！
魏郡元城，今邯郸市大名县。将西汉王朝坐穿的元后王政君老太太即从这里走出，秦灭赵后跟随父亲推着独轮小车，来到蜀地邛崃大炼钢铁的卓王孙也从这里走出。前者用厚重的权势，持久风光了西汉五个朝代；后者则用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卓文君，旖旎了古典中国的一则永久爱情童谣。
王充祖上的出走，与上述两位不能同日而语。客寓他乡，接连迁挪，最后堕落成异乡一个孤门细族，原因却是祖辈“横道伤杀”之后的躲仇，父辈“勇势凌人”之后的避祸，属于为非作歹之后的狼狈逃窜。
能自曝家丑，揭父祖之短，坦言“宗祖无淑懿之基”，这样的人真是勇敢死了，也可爱死了！
这不同于韦应物的自道不堪，韦应物写诗自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那是老成之后的反思，虽也令人敬佩，但已于此时的作者本人无伤大雅，反而徒添真率之妙。
也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后，留在大陆的胡思杜配合当局，撰文痛斥父亲胡适为走狗、无耻文人，且至今无法证实此文系小胡亲笔所写。胡思杜最后因精神病自杀，那是另一回事。
王充此举，古今罕见。
正因为罕见，常人难以理解，所以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序传篇》中指责王充：“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必责之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刘先生的理论根源大概来自《论语·；子路》中那句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父亲偷别人的羊当然不对，但儿子如果去告发他，那么人伦之基就无法安放，这是孔子的意旨。据说，苏格拉底在此问题上也持与孔子相同的意见。
公元前六十六年，汉宣帝为此还专门颁布了一道《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熟读儒家经典，通晓历代史籍，更与家庭不决裂，也没受政治高压逼迫或威胁的王充，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也是他写作《论衡》的唯一目的——疾虚妄。
疾一切之虚，破一切之妄，一切实事求是，那就从自己这里先划第一刀。
更何况，他认为“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榜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谲出君山”（《论衡·；自纪篇》）。祖上不贤，这与自己为圣有什么关系呢？
瞿秋白赴死前，也坦然揭下了自己的面具，他说每一只鸟都是爱惜自己的羽毛的，作为人更甚，但就是为了爱惜自己，还自己以清白，他才勇敢地撕下遮罩自己真实面孔的面具。
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降生是为了击破恶习：诡辩、伪善、残暴……我到世上来，是为了击溃无知。”
王充用《论衡·；自纪篇》中的这段话，也隐约向世界宣告：
我将用阳光照耀一切阴暗，我将用真理度量一切虚妄。
二
少年王充却并不反叛，也不调皮，更不捣蛋。
他是个家长眼中的乖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邻里称道的好儿童。“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论衡·；自纪篇》）
以好勇斗狠为遗传基因的老王家，到王充这里陡然一变，竟然相当意外地结出了一粒饱满的读书种子，难怪王诵“奇之”。就像十八世纪那位以世代经商为祖传家业的阿鲁埃，想不到自己的孩子伏尔泰竟然一反家族血缘，成了一位少年神童。
鸭群中突然冒出一只天鹅，这会让那个鸭爸爸惊愕兴奋不已。
与少年伏尔泰幼年时遇到夏多纽夫神甫，倾心于不可知论者卢德的怀疑宗教诗歌《摩西亚特》，从此在心底埋下了怀疑宗教，并一生致力于宗教反叛、思想解放事业不同，王充的思想启蒙要晚得多，还必须等到他成人之后游学洛阳，遇到那一帮良师益友的时候。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一个天才少年的健康成长。
六岁受书，八岁出馆，熟读《论语》、《尚书》，日写千言，德成经明，乃至博览群书，落笔众奇。而且，在行为处世与做人上，他也谨严自律，从不恃才傲物，“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之言。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
当一群小鱼与一只蝌蚪戏水在一起时，小鱼们哪里会想到，身边这性格腼腆的黑黑小伙伴，会在日后成为一只跳上岸去，阔嘴鼓腹、声振屋瓦的青蛙？
此时的王充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好古敏求、倾心学问、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等早期的人生倾向，其实已经对以逞勇乡闾、蛮横四邻世袭的王氏家族血统构成了一种性格上的巨大反叛。
王充自谓出生于孤门细族，究其实，他家也并非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他的家庭起码是个不算富裕的平民之家。范晔在《后汉书》中说他“家贫”、“少孤”更是不经之谈，否则，他不会一直坐在学堂里安安静静地读书，而更应骑在牛背上甩着无知的脚丫哨笛。
前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曾对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如果我小时候父亲能有钱给我买把小提琴，那么我可能现在就坐在你的乐池里。”可见，天赋总要受制于物质。
很可喜，王诵的家资可以供儿子王充自由舒展他的天赋。
三
上虞的学校太小了，那里的课堂已经不能再盛纳他。王充必须走出去，以吸纳更清新、更博大、更富滋养的空气。
到哪里？
是的，到洛阳去。
正像今天的北京，用它的五彩斑斓、高深莫测吸引着无数携带着自己各色理想的年轻北漂者一样，汉都洛阳也承载着那个时代青年的集体梦想。
东汉的创立者刘秀就是榜样，他曾以一个落魄太学书生的形象游学于洛阳，为了生计，他还与别人合伙买了一头驴。在熙熙攘攘的洛阳市中，这位牵着驴为客人拉脚的年轻人，最终为自己拉出了一个帝国。
王充的脑海中没有帝国梦，也没有发财梦，更没有投机梦，近乎饥渴的求知欲告诉他，他只想在这里求学，在这里使自己的学问与识见宏富起来。
进入太学深造，是他唯一的愿望。
由中央政府设立的官立大学——太学，始于公元前一二四年的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提出的“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建议，正式创立太学，为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
最初，太学规模很小，只有五个老师（“五经”博士），五十个学生（“五经”官弟子），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由于名额极少，所以，学生只能是由朝廷选拔的“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的青年才俊，基本属于贵族学校。当然，各郡国也可以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但这些学生却只能以编外生的身份前来旁听。
新朝时，食古不化的王莽认为孔子开办私学都可以带出三千学生，那么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太学也不应该少于这个规模，于是盲目扩招，刘秀就是此时进入的太学，从而成为中国帝王之中学历最高者。
也正是刘秀有着在太学学习的经历，他才更为深知儒学对于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性。正如《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于是，那些在两汉变更之际，于兵燹战乱中“多怀协图书，遁逃林薮”的四方多才之士，纷纷从茂林中走出来，“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
公元二十九年，建武五年，深重儒术的刘秀，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洛阳帝宫还没有装修完毕，平定天下之战依然在激烈进行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在洛阳重新建起太学。刘秀甚至在前方挥马扬鞭亲自指挥平定战乱之余，回到洛阳亲临太学。《资治通鉴》说他：“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稽式古典，修明礼乐，焕然文物可观矣。”而且他还以十分专业的儒者身份，“钦鉴诸博士相互论难，考究诸生学业”。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国家最高统帅对太学如此重视，自然带来了太学的繁荣一时。
公元四十五年，十八岁的上虞青年王充，与各郡国选拔出来的青年佼佼者一同，从家乡负笈而来，进入太学。
这个年代推断，来自于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中的李贤之注。注曰：“《谢承书》曰：‘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即谢承所撰的《后汉书》。
这真是段有意思的记载。十八岁的王充，竟然将比自己年长二十五岁的班彪视为同辈，用长辈口吻夸奖仅小他五岁的班固，而且不光有“拊其背”的肢体语言，口中更是直呼班固为“此儿”。
说者坦然，听者泰然，被说者舒然，一切均自自然然，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这足见他们之间的熟络程度，更可见十八岁的王充在学界泰斗班彪心目中是何等之重，同时，还可以看出王充身上那种“望云自与高士齐，举槊不输大王雄”的少年老成与自负之气。
卢梭说过一句幽默话：“做教师的固然应当自尊，但也要让学生的自尊心有适当发挥的机会。”老师班彪就是这样做的。
四
班彪对于王充而言，就像严遵之于扬雄一样，影响巨大。
班彪，字叔皮，好古乐道，玄默自守。与唐代魏征的早期经历一样，在更始之乱时，他三易其主，先是跟隗嚣，后是跟窦融，最后虽然以事汉终，但刘秀对他，显然没有后来的唐太宗对待魏征那样的雅量，所以班彪的官做得很失败，除短暂性地被举过司隶茂才，担任过徐令、望都长，此后便长期坐政治冷板凳了。
退居庙堂之外，远离魏阕喧哗，却给这位学人潜心研经讨史、聚徒讲学提供了方便。太学生王充经常偷偷溜出校园，到班彪私学受教，也可见班彪的学问与做人在当时影响之大，于王充有着极强的吸引力。
《后汉书》评价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闲，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
老师的无怨无艾、甘居下游、宁静自守、闲适恬淡的性情，不仅获得了王充的无限钦敬，更得到了他的极大认同。所以，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可以一遍遍自得地说自己：
“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志不为亏。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
“充性恬淡，不贪富贵。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
显然，班彪的影子已深深植入他的心中。王充后来在仕途上长期宦路不显，“仕郡为功曹，以数谏诤不合去”的行为，在“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的班彪身上，都能找到直接影响。
更为影响王充的，是班彪不合时流的鲜明学术思想。
世称班彪为“通儒上才”，不胶柱于一经，不为一家之说局限，能全面领会贯通儒家经典。班固也是“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表达了对班氏父子为学的赞叹：“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班固）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
将班彪之才视为司马迁之上，将班固之学比为大才，其心仪之情，溢于言表。
五
哈佛大学有句著名的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公元一世纪的中国洛阳太学学生王充当然没听过这个，但他同样知道，要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就必须与书籍为伴，与具有丰厚知识与远见卓识的高人为友。
对一个穷困书生而言，想与书籍为伴又是何其难的一件事，问题很简单：没钱。但王充自有他的办法，《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说他：“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一个热爱书籍的人，倘若没钱，那就一定要有个过目不忘的好记性。这极为重要。
在淹贯诸子、博览群书之中，王充于自身知识积淀逐渐丰厚的同时，也渐渐开阔了视野与心智，有了自己的审视与判断。
他总结出学习心得：读书如涉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一个学人，读书的深浅功夫不同，带来的相应收获也不同。钻之弥深，所获就越大；蜻蜓点水，终归浮光掠影。进而，他将之比附于做学问之上：学问如浩浩东海，“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如果人在做学问时囿于一隅，拘泥家法，无视其余，那么就类似“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
《傅雷家书》中，傅雷在信中写道：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现在看来，傅爸爸是借了王充的话来替自己谆谆教诲儿子的。
顶着老板一遍又一遍的白眼，泡在书店里遍览群书的王充，一定渐渐感受到，他在太学课堂上听经学博士所讲授的东西似乎不对劲。
如果说，老师班彪的通晓典籍给了他学必以博的启示，身边朋友班固的“不为章句”使他对章句之学产生了怀疑，使他“好博览而不守章句”。那么，书肆中读到的前辈学人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则使他获得醒悟，不光清醒感知到章句之学的琐碎，更对流行的谶纬学说惕然自警，并投以峻厉的深思。
更重要的是，作为与刘歆、扬雄一并称雄的学界泰斗，桓谭此时尚在人世，王充与这位前辈学人，应该呼吸着共同的洛阳清新空气。与大师生逢同时，自然使王充对之更递进了一层亲近感与崇拜心。
桓谭，字君山，公元前二十三年生，公元五十六年卒。在西汉，曾与扬雄、刘歆一同致力于将古文经学官学化，是反谶纬迷信学术阵营的中坚。《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称他：“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他最终因反谶纬反到最高统帅刘秀头上，触了逆鳞，抑郁而死。
光武帝决定用谶纬之术来决定营建灵台的地址，向桓谭征询意见。刘秀问桓谭：“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默然良久，然后说：“臣不读谶。”刘秀问他原因，桓谭于是大力抨击图谶非经。刘秀于是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虽然最后桓谭的头没有落地，但却被贬为六安郡丞，他于郁愤不平中死于被贬的途中。
王充可能与桓谭未曾谋面，但思想者的沟通完全用不着亲晤，桓谭虽然自伤于反谶纬迷信思想，但王充却知道这是真理。
他在《论衡》中对桓谭大加赞扬：“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他甚至将桓谭的《新论》与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在于《新论》者也。”（《论衡·定贤篇》）
通读诸子百家，遍览儒家经典，深悉大师真谛，这三重因素，犹如空气、阳光和水分，哺育并滋养了王充的思想。
一员向东汉鄙俗儒学挥刀相向的猛将，即将杀出阵来。
六
向谶纬之学进攻，这不光需要识见，更需要勇气！
就因为大汉朝最高统帅刘秀本人喜好谶纬。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如《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
刘秀独钟谶纬，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原因。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时，即有宛人李通以“刘氏复起，李民为辅”图谶劝说刘秀起兵，后来有人自关中奉《赤伏符》前来劝刘秀称帝，其谶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由此可见，谶纬在刘秀发迹和成就帝业两次重要转折点上，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刘秀自然对之深信不疑，宣布图谶于天下。
但这种意识形态却给正宗儒学带来了强大的破坏性冲击，同时导致了学风败坏。士林为追逐私利而不惜穿凿附会，编造瞎话。《后汉书·方术列传》说：“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后王莽矫用待命，及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骋驰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咸，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是以通儒硕生忿其奸妄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
公元七十九年，汉章帝召集博士和儒生在白虎观召开会议，以皇帝“称制临决”方式讨论“五经”异同。会议的结果是，产生了一部皇帝钦定的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世间一切事物的《白虎通义》。将神学经学化，将经学神学化，使阴阳五行成为人们认识与解决问题的唯一法宝。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纲领，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一时间，充斥在东汉政治与学术天空的，是一股荒诞不经的谶纬神学妖风，谶纬混入并腐蚀、毒化经学，使儒家传统经典掺杂了大量牵强附会的内容，儒学变得妖风顿起，乖疑难正。
如施氏“易学”大师刘昆出任江陵令，“时县连年大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上风”。他后来转任弘农太守，当地正闹虎患，他“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从而解决了虎患。
汉章帝时，更是将这种歪曲化的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察举、征辟等任官制度的标准，乃至举国出现大批违逆常情、矫情伪饰之事。如申屠蟠丧父，哀毁过礼，他竟十余年不吃酒肉，每逢父亲忌日，还要绝食三天，为此他获得了大孝之名。还比如名士樊英被征召，故意称病不往，以抬高自己身价，后来当他当了五官中郎将后，人们却发现他是个地地道道“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骗子。
世界，显得很虚妄，很闹腾。
更为让人讨厌的是，经学在谶纬化的同时，也日益向烦琐化、章句化方向发展。各守家法的俗儒，不惜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章句是有别于以通论经书大义为特色的著述体裁，它拘泥于经书局部，着眼于具体章句，进行离章辨句，分文析字。如秦延君之注《尧典》，仅就篇目二字之解说竟达十万余言，但说“若曰稽古”四个字就用了两万言。经学大师桓荣的《尚书章句》竟达四十万言，浮辞繁长，令人难以卒读。刘歆就曾对此谴责：“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扬雄更是深恶痛绝：“是何师与！是何师与！天下小事为不少矣，每知之，是谓师乎？师之责也，知人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
这些，王充都看在了眼里。他已做好准备，向一切虚妄宣战。
七
这是场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战争。
面前是整个帝国上下所崇尚的谶纬妖氛，周遭是弥漫在学术界的怪诞妄说，王充手搦一杆枯笔，要用单枪匹马的努力，来挑战整个世俗社会。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豪迈的孟子所说的话。
王充则祭出自己的大旗：“《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何止一部《论衡》呢？王充所有的著述，几乎都是在针砭时弊，讥刺不实。他自己就说，一生创作出四部书：为疾俗情，而作《讥俗》之书；为闵人君之政，而作《政务》之书；因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之书。
《论衡》不仅是他唯一流传下来的著作，更是集他所有思想学术之大成的重要作品。他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在这部书里，他站在原儒立场，运用老子的朴素自然主义，批枉纠正。每立一论，则列举事实以为证明，所谓“略举较著，以定实验”，全面系统地批判了以神秘主义为特征的汉儒思想体系。
针对普遍认可的灾异天谴之说，他指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从自然的本质属性入手，指出天谴的不存在。
针对天人感应之说，王充说，“人，物也；物，亦物也”，“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从而割裂了天与人之间的关系。
针对善恶报应之说，他指出：“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从根本上否定了鬼的存在。
这部充满思辨色彩的中国最早的唯物主义思想论著，对后世影响深远，诸如魏晋杨泉，南宋何承天，南梁范缜，唐朝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众多唯物主义思想者，都从王充这里汲取过有益的精神营养。
王充没有仅仅停留在唯物主义思想的指认上，他还深入到儒学内部进行摧陷廓清。
面对盛行的章句之儒，他说：“守信师法，虽辞说多，终不为博。”明确提出，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联结篇章者为鸿儒。而相互之间比较，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所以，文人贵在博而通，“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同时，他看到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造成了学术的褊狭与滞碍。他认为，由于遭到秦时的燔烧禁防，兴盛于西汉延传至今的今文经学，存在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的诸多毛病，而且各家相传，必守家法和师法，造成了“各以私意，分析文字”的囿于一孔之见、穿凿附会等诸多缺点。
要解决它，那就要向被废弃的诸子论说中找答案：“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这就是他在《论衡》中屡屡肯定黄老、赞美墨子的原因。
作为一个儒家大师，他如此做，怎能不被人认为是异端呢？
八
王充比我们想象的走得更远。
他不但石破天惊地要向孟子讥刺，甚至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向孔子发问。
孟子说过一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充反问：“‘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
举世皆说，孔门之徒，七十子之才，胜今之儒。王充充满反叛地说：“此言妄也！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稀有。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
进而，他充满自负地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谓问孔子之言。难其不解之文，世间弘才大知生，能答问、解难之人，必将贤吾世间难问之言是非。”
也正是他惊世骇俗的刺孟、问孔，使得他在身后备受驳责，后世学界一再对之口诛笔伐。
乾隆就曾为此生气地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
提倡“六经皆史”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更因王充非难儒学，扬墨赞道，对他的儒家身份提出质疑。
近代经学大师刘师培，则用肯定的口吻说王充乃“南方墨者之支派”。从而，搞得王充的《论衡》从《隋书·；经籍志》开始，一直不被列入儒家行列，而被历代目录书籍列入无所宗主的杂家一类。
儒家身份被模糊、被曲解，这倒像极了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宗师荀子。
如果认真弄明白王充问孔、刺孟的用意所在，就可还原他的真实身份。先请看他在《论衡·本性篇》中的一句宗旨性论述：“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辨崇篇》中，他又说：“孔子圣人，知府也。”《知实篇》中他再次充满敬仰地说：“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才智兼倍，强力不倦，超逾伦等。”
从道德、智慧、修养、情操等方面出发，王充都认为孔子超凡绝伦，是一座常人难以企及的最高人格丰碑。但同时他认为，孔子是圣人，但不是神。他说：“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需学以圣。”孔子是好古敏求、博学于文的，圣人需学，知其非神。
他之问孔、刺孟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人间迷信，坚决否定汉儒篡改后的“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孔子形象。将被汉儒高抬进文庙里享受冷猪肉的孔子，重新请回到人间，还原孔子的本来面目。
因而，可以说他才是孔子的真正拥护者，是孔子的真正知音。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子不语怪力乱神，举着孔子神圣而高不可攀的塑像，满嘴神话、鬼话的俗儒，其实他们才是孔子的真正冤家对头。
范晔《后汉书》中记录了作者创作时的谨慎与认真：“以借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壁墙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
但就是这么一部严谨之作，却因为书中有诸多离经叛道之论，被时人认为违诡于俗。这本始写于汉明帝永平之末，初成于汉章帝建初时期，最后于章和二年，作者罢州家居才最终定本的《论衡》，也在王充死后一百余年时间里不得行于世，渐近亡失。
多亏了蔡邕，历史上大大知名的蔡文姬的父亲，这部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哲学论著才得以重见天日。
《后汉书》记载：“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得《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抱朴子》中也有类似记述：“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邕）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中原），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其隐处，果得《论衡》。提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
犹如在地下静静熟睡了几千年的殷墟甲骨，它始终在等待一个真正认识它的人出现，聆听他足音的靠近。公元一九〇二年，罗振玉发现它时，曾激动万分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论衡》遇到蔡邕，应该就像那根被从火里抢救而出，后来制成焦尾琴的梧桐木。
九
一个志远识高、不苟流俗的人，能够察古知今，推往及来，替整个人类做出宏大的料理，却唯独无法打理自己。他缺乏生存的本领，拙于与俗世周旋。
不管在哪个时代，这样的人都会不合时宜，都不会亨通显达。
王充在《论衡·；自纪篇》里自叙其官场履历：“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
东汉的行政机构仍沿袭西汉旧制，分封王、侯与州、郡、县双轨并置，地方行政机构为州、郡、县三级制。王充虽然在三级衙门里都曾任过职，但官位始终为不起眼的“掾”。
但就是这样的小官，他经营的时间也并不长。他在《自纪篇》中说：“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
他的职场经历更像是个游戏。五十九岁才走入官场，实在有些太晚；短短两年后，六十一岁即从仕途撤退，又实在有些太快。
这没办法，性格决定一切。
“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不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这样的人，如何能在官场中“进步”呢？
但他安之若素，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
《后汉书》中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这是他不苟合于世、不讨好上司的外在表现，内因却是他“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不泛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的皎洁本性使然。
两相作用，当然会导致仕宦不进，官爵卑微。
但，这有什么不好呢？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我有才但不遇，那就不是我的问题。自己就埋头书斋，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做一个锐意于道、不妄进苟取的贤儒好了。
公元八十八年，章和二年，带着短暂且微贱的仕宦经历，王充退休归家。自此，他开始了晚年的闭门著述生涯。
门前冷落，车马绝少，这种突然静下来的生活，对一个从官场走过的人来说，感受尤深。王充为此感叹：“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并愤尔提笔写下《讥俗》、《节义》来讽刺世态炎凉。
其实，王充应该熟知廉颇的故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写道：“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来。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哉？’”
王充不光有怨，还有盼。
退居闾里、穷居陋巷的他，此时甚至天真地期盼，能接到皇帝征召，“处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当时与王充有交往的文化名流贾逵、班固、傅毅、杨终等俱曾为兰台令史，独王充不得。
其实，兰台令史只是个享秩百石的芥子之官，但它如今天的两院院士，荣誉感大于实质性。一生鄙夷官场的王充暮年忽起此想，也许是他对自己平生一份未遂之愿所寄寓的最后一次哀叹吧。
“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这是王充留给世界的最后告白，也是他凄苦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命以不延，吁叹悲哉！”
永不妥协的现实批判者王充，用自己博大的思想重塑了儒家精神，但却只能无奈地用这样八个字为自己提前送去挽幛。
念来，令人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