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他，眼前就会出现一位玉树临风、睥睨于世的古典儒雅俊逸男子身影。
如果一个远非凡品的男人，恰恰生不逢时，飘零在不属于他的世界，那么胸怀的丘壑、皎洁的天性和无力抗拒沉沦下僚的无奈现实，就会在他身上构成严重的冲突与对峙。
于是，游走在尘土飞扬的凡间，他只能白眼向天，抱臂自温。但跌宕在血管中的高贵血质，又使他在衣袖一挥一扬之间，手足一举一抬之中，卷荡出异于常人的任性放冶、落拓不羁的一面，像标新，又像立异，更像是反叛。
如果仔细审量，这种潇洒却有着过多故作轻松的味道。
他朗笑，其笑也含悲；他长啸，其啸也带哭；他放歌，其歌也含怨；他狂饮，其饮也夹泪。
那是在长期现实高压窒息中的一份自我挣脱，是久久被桎梏于心底无法释放情绪的排遣。外在的放浪形骸，征歌逐酒，终究掩藏不住他心中紧紧捂着的一份谨严与坚守。
在东汉，“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辨析疑异。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的桓谭与他颇为神似。
在魏晋，“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晋书·嵇康列传》）的嵇康与他最为相仿。
三个禀赋相同、爱好一致的男人，每个人本身都是一首幽邃的诗，一弯朦胧的月，让人遐想无限。偏偏他们又都将学问做得如此好，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彼此衔声，各自立标，跨代相接。
在这帧三人组合的古典版儒家“男人帮”相片中，他无疑要居于中间显赫的地位。
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生活在桓、嵇之间。更重要的是，他不但遍注群经，从文本上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统一与整合，从而基本厘清了自西汉以来就纷扰争吵的今古文经的本质区别，对古文经学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其于现实政治高压之下首创的极端人生姿态模板，也直接开启了他身后魏晋玄学蔑视礼法的思想先河。
上继桓谭力倡古文经学的余脉，下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之先声，站在中间的这位，就是马融。
一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曾任校书郎、郎中、议郎、武都和南郡太守等职。生于公元七十九年，卒于公元一六六年，历汉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八朝。
一个活了八十八岁的老人活活熬死了七个皇帝，他是该叹息自己生长期太长呢，还是该鄙夷同时代的东汉帝王们保鲜期太短？
很想站在遗传病理学角度上，为两汉帝王之家义务出次诊。
西汉的刘氏家族血统很有问题，那帮刘姓子孙几乎全是同性恋爱好者。如汉文帝爱邓通，汉景帝喜周文仁，汉武帝宠韩嫣、李延年，汉昭帝恋金赏，汉哀帝热追董贤。
东汉的刘氏家族血统中没有这个不同寻常的性取向，但有个另外的更大问题——短寿。自汉和帝之后，刘姓帝王几乎全部早夭，很少有活到三十出头的。其中，有十个皇帝都是冲龄即位，短命而死。汉殇帝不足两岁；汉少帝在位七个月；汉冲帝在位仅半年，三岁；汉质帝在位一年余，九岁。
这对东汉王朝而言，极为致命。
刘秀立东汉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大举削弱三公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法诫篇》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即尚书台）。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通考·；职官考》云：“至后汉，则（《尚书》）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宫廷内朝取代了中央政府，而内朝官职往往是外戚或宦官担当，于是权力之争便在这两个集团之间展开。
君主年幼继位，又频频因夭折而更替，这就造成每次幼主登基，多由太后临时听政，太后又必然重用自己的家族势力，遂造成外戚专权局面，削弱了皇权。
伴随着皇帝的成长壮大，皇帝必然要依赖身边宦官的力量，对外戚集团进行打击与剪除，从而又形成了宦官专政的恶局。
此消彼长，轮流登台，东汉王朝便在外戚与宦官的一个波次接一个波次的彼此凶险倾轧与血腥屠戮中艰难行进。
而无论外戚擅权，还是宦官专政，每个利益集团都坚持培植党羽，排除异己，使得政局动荡，朝纲不振，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自汉和帝起，由于外戚、宦官的更迭争斗，乱政霸权，东汉迅速步入衰退期，乃至在桓灵之世，造成民变四起、州郡割据的大纷乱格局。
马融与汉和帝刘肇同生于公元七十九年，历史不容选择地将他一把推到了这个黑暗的时局之中。
一个叫席慕蓉的诗人这样写过：“在异乡的旷野，我是一滴悔恨的融雪。”
在东的旷野上，马融也会悔恨，会有异乡感吗？
二
在士庶天隔，极端讲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门第阀阅的东汉时代，马融应该是极端幸运的。
不用说出生于“孤门细族”的王充，更不要说从“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社会最底层走出的扬雄，即便家底殷实能“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也难望马融的贵胄出生之项背。
《后汉书·马融列传》载：“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也，将作大匠严之子。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将作大匠，汉时职掌宫室、宗庙、陵寝等营建之官，享秩二千石，可见其父马严属于朝中大员。
其实，列传中遗漏了关于他的一条重要家庭关系。
东汉开国重要功臣，以“马革裹尸”壮语影响后世的汉伏波将军、新息侯马援，就是马融的从祖父。马援之女为汉明帝皇后，汉章帝母亲，也就是说，汉明德皇后是马融的姑姑。
《后汉书·马援列传》中说，马严少年饱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遂交结英贤，京师大人咸器异之”。在堂妹成为皇后之后，他作为外戚，“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常与宗室近亲临邑侯刘复等论议政事，甚见宠幸。后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听置司马、从事……肃宗即位，征拜侍御史中丞……建初元年，迁五官中郎将”，备显尊荣。
但短短两年之后，一切发生了变化。原因当然是汉章帝立窦氏为后，从此新外戚窦宪兄弟开始发迹，老外戚马严被政治边缘化，降职为将作大匠，再后来，被窦宪构陷罗罪，“复坐事免，后既为窦氏所忌，遂不复在位。及帝崩，窦太后临朝，严乃退居自守，训教子孙”。
汉章帝死于公元八十八年，这一年，马融九岁。也许正是由于他与已故皇太后的姑侄关系，让他更为看清父亲在宦途上升沉播迁的内在原因，能深深体味家族荣极一时之后无尽衰落枯败后的难言况味。
大热闹收场后的大寂寥，大欣喜之后的大悲伤，最能让人冷眼反观自己曾经的显达，并由此痛恨并仇视这种炎凉的世态。
更何况，他从小就受到“退居自守，训教子孙”的父亲的一次次沉静却又饱含痛定思痛之情的谆谆教导。加之现实世界的官场倾轧、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这些无不使他对这个邪荡的主流社会产生深深的厌恶之感。
“君自横行侬自淡，升沉不过一秋风。”这是李苦禅题在《螃蟹图》上的一句解嘲话，马融的心田里一定也深深镂刻着类似的跋识。
于是，我们可以轻松找到答案，马融为什么没有进贵族子弟云集的太学，而是选择了幽静无人的终南山，跟随世外高人挚恂学习儒家经典。
同样，“美辞貌，有俊才”、出身资深贵胄之家的他，不但没有选择门第相当的大家闺秀做自家媳妇，反而，以被挑选者的姿态，用自己“博通经籍”的才能打动老师的好“奇”之心，像孔子课堂里的南容一样，最终将老师爱戴成老岳丈。
他用自己一场粉碎世俗陋见的温馨婚礼，向当时最为忌讳“婚宦失类”的东汉主流社会，潇洒地亮出了第一个反叛身段儿。
其实，他长期隐于家中，迟迟不愿出仕的原因也全在这里。
三
是西施，不管你浣纱在哪个偏僻幽静的小溪旁，总会被范蠡的脚步追随到的。
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一〇八年，以淹贯经书、博学多才而闻名于世的二十九岁的马融的名字传到了大将军邓骘耳中。“闻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
邓骘，汉和帝皇后邓绥的哥哥。
兄随妹贵，永元年间，已成隔夜凉茶的背气老外戚窦宪，被新崛起的邓骘所取代。意气风发的邓骘走进了属于他的新时代。辟大将军窦宪府，除郎中，三迁为虎贲中郎将。延平初年，拜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永初初年，封上蔡侯，固辞，寻拜大将军。建光初，封上蔡侯，位特进。这是邓骘的履历。
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我们逻辑上的朋友。
在这场外戚擂台赛中，马氏倒于窦氏家族，窦氏又败北于邓氏势力，接下来奋起挑战并成为下届擂主的又会是谁？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一幕刻骨铭心。因为，自己的楼就倾圮过，所以他会对外界一切貌似热切的招手不予动心，息此登津想，常思逍遥吟。
于是，马融轻蔑地拒绝了邓大将军的殷切聘书，一抖长衫，走向了遥远的武都、汉阳。
但，此时的武都、汉阳一带，正值诸羌飙起，杀伐盈野，难民拥窜，米谷比金。身在避乱求命的难民行列中，马融看到的是，哀鸿遍野，道殣相望，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他彻底绝望了，为这个他生存的世界。
天下动荡不安，朝廷政治黑暗，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如此世道中的人，会不由得产生生命如海中漂舟的不确定感，感到随时都可能被风浪覆灭，葬身鱼腹。
既然生命不能由我掌握，那何不及时行乐，在有限的生命长度内增加它的强度，求得自我麻痹性的短暂快适呢？
创作于此时的《古诗十九首》真切地表达了这种普遍的士林情绪：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马融，正是在生活的大窘困与生存的大危机双重逼迫煎熬之中，实现了思想的再度转型。
“融既饥因，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左手握有天下地图，右手却在割断自己喉咙，愚蠢的人都不这样做！我之所以现在这样想，是因为生命比天下宝贵。现在因为乡曲之土的浅见而感到羞愧，却要灭绝此贫穷之身，这不是老子、庄子所认可的。
于是，他毅然抛弃自命清高的思想，折转脚步，走回洛阳，“故往应骘召”。
不要忽视马融的这一转身。这不仅在其个人的生命里程中有着重要意义，而且更透露出儒学发展变化途中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当儒者无力抗拒现实，又不能在退而自守中实现自身保全之时，他会在激烈的心理冲突下，选择以“玩世界”的姿态，步入他所厌恶的政治现场。不为仕途，只为保全；不为苍生，只求自适。
四
优伶本来是很低贱的行当，旧时的王公子弟却常常喜欢粉墨登场玩票。可见，只要以玩的心态投身到某一项事业中，便只有心性的娱乐，没有职业的厌恶了。
重新走入东汉主流社会的马融，大概就是这种心态。
其实，他原初的担忧完全不必。因为统治者的征召、辟用，常常是居高临下的一场表演，无非拿拿礼贤的架势，做做重士的样子，有着较大的行为艺术成分，他并不真心让你走入政治中心，发挥经天纬地的擘画之才。
回到洛阳的马融，两年后被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时在公元一一〇年，汉安帝永初四年。
于他而言，这无疑如鱼得水。
东汉时，征召学士至兰台或东观，到这个宫中藏书处校勘典籍，其职为郎中者，称校书郎中。章帝、和帝以后，东观收藏书籍渐盛于兰台，为宫廷收藏图籍档案及修撰史书的主要处所，属于国家图书馆。
《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东观便成了战后校订藏书、整理古籍、脱误正文的最重要的文化修复场所。自然，东观卷帙浩繁的典籍收藏，为这里的学人研习典藏，修撰著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东汉初期，班固与东观关系最为密切。他与马融身份完全一样，为校书郎，典校秘书，于这宁静的阁楼间枯灯独坐，搦管濡毫，写就了容列传、本纪、志表的一部皇皇《汉书》。
东汉中期，马融无疑在这里最为耀眼。
此时，存在于儒家经学之中的浮华不实之风已相当严重。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说：“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除防并陈敦学之宜……定兰台漆书经宇，以合其私文。”学风轻飘，学者竞相穿凿附会。针对此时儒学的颓废之势，汉安帝年间，由邓太后发起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校书运动。
邓太后，邓绥，不仅是位极具个体意识的奇女子，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垂帘听政的女皇后。
她是云台二十八宿之首高密侯邓禹的孙女，父亲邓训为护羌校尉，母亲阴氏为汉武帝皇后阴丽华从弟的女儿。她六岁读史，十二岁通《诗经》、《论语》，专志典籍，生平不问居家之事，家人称她为“诸生”，奇才佳能，为其诸兄弟所不及。
正因为邓太后对她的家族严格要求，邓氏兄弟还算秉公守法，勤勉政事，在东汉的若干把持朝政的外戚势力集团中，邓氏集团的表现应该说还算尚好。
这次校书运动不亚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那场古籍整理运动，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标志着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实现重大转折，解决了白虎观会议以来长期悬而未决的今古文经典问题，重新梳理并确立了儒家文化思潮。
在这次校书活动中，马融就专门负责儒家典籍。
吃着国家一份不算丰厚的俸禄，干着自己十分喜欢的事业，这对一个早已置身世外的人而言，该是一幅多么理想的生活画卷。
杜荀鹤有诗云：“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心在孔门、身在朱门的马融，却忘记了“不求朝士致书论”的文人大忌，公元一一五年，他写了一篇《广成颂》，讽谏邓太后掌权、邓骘兄弟辅政的当局，推行文德可兴、武功宜废的国策，反对停止习兵练武制度，不讲战阵之法。
马融认为猾贼蜂起，均缘于国家无武备。文武之道，圣贤所重，哪能专修文而不讲武呢？他在《广成颂》中提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
居安思危，治不忘乱。放在今天看，这无疑是理国安邦的不二之论，但却深深惹恼了邓太后。
原因很简单，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偃武兴文，是社会和谐、国家太平的表现，你讽谏政府此举不当，那就是混淆舆论，大放厥词，干扰了正常的国家意识形态。
于是，马融受到了严厉打击。“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后汉书·马融列传》）
如果看看邓太后一贯强硬的行事做派，便会知道，她对马融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公元一二〇年，汉安帝已经二十六岁，郎中杜根上奏太后，说安帝已经成年，应该独立处理政务。邓太后闻奏大怒，命令用布袋将杜根蒙头盖脸套起，用棍棒击杀，然后抛尸城外。邓太后弟弟邓康劝老姐退居深宫，别再干预政事，甚至为此称病不朝。邓太后一怒之下，将弟弟免官，而且还开除了邓康的邓氏族籍。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这是清末一位叫龚自珍的书生所总结的教训。
五
乱泉声里才通屣，黄叶林间自著书。
对一个学人来说，官场碰壁，幽居一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周文王被拘羑里而演八卦，但丁背负死刑的十字架逃到拉文纳，才有了传世名作《神曲》。
滞于东观长达十年的马融，无人过问，也无人理睬。
真好，春有嫩绿浮枝，夏有蝉鸣侵耳，秋有落叶婆娑，冬有飞雪悦目，关键是身旁有着无尽的典籍可以翻看，综合各家之学，博览诸子之说，成年累月浸淫其间，去掘隐，去比对，去探研，去发幽，独自拥坐书城，此幸何极！
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广采博取，终成一家之学。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融之前，为对抗繁冗章句之学的弊端，古文经学大师桓谭、扬雄、班固、王充等人，坚持“不为章句”，注重经典的训诂和大义，对今文经学派所推崇的《公羊春秋》等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而古文经学的很多地方并不比今文经学的解释高明，这样就很难说服对方，造成两派的长期对立。
马融以“通儒”之身，出古入今，以古文经学观点遍注经典，注古文经又不主一家，而是撷众家之长。如注《易》，他取源费氏《易》，又杂采子夏之说以及孟氏、梁丘氏、京房氏诸家《易》学。注《尚书》，兼取郑兴父子和贾逵之说。注《春秋》则对贾逵、郑众之说各有取舍。
同时，马融超越古今家法，择善而从，综合贯通，注经不但兼采古文各家学说，还注意容纳与吸收今文经学的某些有益成分。比如注《诗》，他除参考属于古文经的《毛诗》外，还兼采属于今文经的《韩诗》。
此外，马融还注三《礼》、《孝经》、《论语》，注《老子》、《淮南子》、《离骚》、《列女传》等。此外，他还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正是这些，奠定并成就了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的巨大学术身量。
而且，他还打破以往解释经典的传、记、说、章句等各自独立成书的释经传统，开创了以传附经的释经先例，即在传文前面先原文抄录经文，这样以经附传、经传相连的做法，大大方便了读者，让读者一目了然。
这种解经方式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郑玄，郑玄将这种方式又推进一步，把注释文字夹于经文之中。夹经夹注，使经传注疏合为一体，这种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在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综合各家之说，遍注群经的做法，首创于马融。
马融的出现，从古文学的立场上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史称：由马融答刘环，郑玄答何休，古学从此遂明。
六
一则古斯拉夫祈祷文这样写道：主啊，请赐我力量，让我改变可以改变的事物；请赐我力量，让我忍受不可改变的事物。
有时，获得忍受的力量比获得改变的力量更难。
马融在与书籍的消磨中，取得了这种力量。
公元一二一年，垂帘听政两帝、执政十六年的铁腕女强人邓太后死去，汉安帝亲政。刘祜，这个因邓太后霸权而迟迟走不上政治中心的男人，带着对上个时代彻底清算的心理，将受打击迫害的马融召回郎署，做侍从郎官，接着又做侍讲官。
作为投桃报李的回敬，公元一二四年，当汉安帝出巡泰山时，马融献上一篇《东巡颂》，该颂深得汉安帝欣赏，他再被拜为郎中。汉顺帝即位之后，马融因病辞京，后一度担任郡功曹等地方小官。
公元一三三年，朝廷诏举敦朴之士。城门校尉岑起举荐马融，于是征诣公车，对策之后，拜为议郎。不久转任武都太守。在此期间，他上书自荐领兵平定诸羌反乱，但未获批准。
与马融一同入选的还有一位重量级学术人物，他是张衡。
他将站在马融身后，以一代儒宗的身份，对西汉以来的正统儒家学说，尤其是谶纬神学进行深刻批判，彻底清算。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这里暂且不谈。
我们且只带着担忧的目光，看漂游在风高浪诡暗夜大海上的马融载浮载沉。
从政治生态学上看，生活在一个政治斗争迭起、祸害随时天降的时代，远离政治漩涡，蛰伏偏乡僻壤，就是对生命的最大陪护。
所以说，滞于东观于马融而言，无论对其学问还是人生都有着庇护和养育作用。那么，离开这层保护，他必然如出笼的小鸟，貌似获得了飞翔的自由，其实要面临随时而来的种种更大危险。
当马融坐在东观的油灯下，心无旁骛遍注群经之时，外界的权力争斗正如火如荼。
汉安帝少年时，邓太后重用外戚邓骘兄弟掌权；邓太后死后，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从邓氏外戚手中夺政，最后逼迫邓骘自杀；随后，阎皇后之兄阎显专政；汉顺帝即位后，宦官孙程、曹节、曹腾势力杀阎显，灭阎氏外戚集团。作为汉顺帝皇后的梁皇后一家势力正在培养；到汉桓帝时，以梁冀为首的梁姓外戚集团登上政治舞台，权倾朝野。最后，桓帝与宦官集团成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常侍除去梁冀。
《后汉书·梁统列传》对梁冀有全面的交代：“冀字伯卓。为人鸢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裁能书计。少为贵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意钱之戏，又好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初为黄门侍郎，转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
“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成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咨决之。”
从以上叙述中，关于这个人不难得出鉴定结论：胡作非为，刁钻蛮横，气焰嚣张，飞扬跋扈。
但太尉李固恰恰惹了这位恶煞。原因是汉冲帝刘炳两岁即位，三岁死掉后，梁太后诏汉章帝曾孙刘蒜、玄孙刘缵进宫侍立。刘蒜已长成，刘缵只八岁，李固坚持立刘蒜，梁冀却要立年幼的刘缵，以便自己更好操纵王朝大权。最终，刘缵成为汉质帝，当了一年多皇帝然后一命呜呼。
公元一四六年，汉桓帝即位，但梁冀一直没有忘却李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刺儿头。于是，他让此时为南郡太守的马融起草奏章弹劾李固，慑于梁冀淫威，还有就是文人固有的软弱，“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遂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为正直所羞。”
以梁冀之形状，《西第颂》又何尝不是马融在“不敢复违忤势家”下的违心之作？
孟子说，威武不能屈，此诚大丈夫者也。但人在很多特定条件下，不能成己大丈夫之名。比如，方孝孺不为朱棣起草诏书，便被诛灭十族。自己全节了，但代价是陪同自己的几百颗无辜落地的人头！
淫威之下，威逼之中，一己生命可以慨然付之，固不可惜，但想想要跟着自己遭殃的众多其他生命，他会选择让自我蒙羞。而这，有时比自己掉头更痛苦，隐忍于心的大痛彻。倜傥不羁的阮籍不就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
但这些均非马融为自我开脱的理由。他知道，人生的许多过错不可原谅，不可救赎，只有默默承受。
七
作为一个自视清高、出淤泥不染的高士，他会更在乎周围之人对他的品评，也对此更为敏感，更为焦灼。
《后汉书·；吴祐列传》中从另一角度也记述了此事：“祐在胶东九年，迁齐相，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及冀诬奏太尉李固，祐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在座，为冀章草，祐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
因自己为虎作伥，违心诬蔑另一位正直之人，而遭到另一位方正之士当面愤然指责，其情何堪？
“卿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当这句充满鄙夷的话重重砸来时，马融应该不光是颜面赧然，虚汗发背，他被谴责的良心将自此背负起沉重的枷锁。一千年后的苏轼，在其《马融石室》诗中仍然讥刺：
未应将军聘，初从季直游。
绛纱生不识，苍石尚能留。
岂害依梁冀，何须困李侯。
吾诗慎勿刻，猿鹤为君羞。
想必，在当事人马融心中，也早已有了被后人讥讽为猿猴的预想。带着这个永远无法洗刷，也永远无法自我原谅的人生污点，马融走向了他的暮年。
一千六百年后的清朝，一位叫钱谦益的文人，也怀着同样悔恨难当的沉重心理，走向自己的人生结尾。
陶情山水、醉心酒色的文人名士生活，养成了钱谦益胆小懦弱的性格，在历史动荡之际，他没有保全自己的声名节操，屈身降清。良知又让他为此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后半生虽然不惜余力地为明室复兴奔波筹划，以此来安慰自己痛苦不堪的灵魂，但降清的历史污痕，却始终让他愁闷不堪，悔恨不迭。
在他八十寿辰将临之即，族人和门生准备大办寿筵为他祝寿，他却写下一则公启，昭明心迹：
夫有颂必有骂，有祝必有咒，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颂而招骂，因祝而招咒，此相因而假也……今吾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也。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苛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此天地间之不祥人。
一个声名卓著的八十岁老人，却用公开信的形式将自己认定为如此不堪，可见其惜自身羽毛被污又无法漂清之后的沉痛之心。
也许，正是带着钱谦益这样自悔、自省、自责，并希冀用行改过、以身自新的复杂心理，马融才在不久之后，大胆忤逆梁冀，并遭到对方的打压。
“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后汉书·；马融列传》）
不管是被免官，还是被剃去头发，发配北方，于此时抱着深深负罪感的马融而言，都不是一种惩罚，反而是一种解脱。但这仍然不够，所以他还要“自刺”，以自杀的方式来追悔自己的罪过。
所以，自杀不成后，“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此时回到久别的东观，他已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安然了。
东观，还是那个东观，但再次回来的马融已经不是那个马融。他不能原谅自己，他已在精神世界里将自己狠狠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那就找个有病的借口，离开议郎的职位，离开这座成就自己的东观。迎着夕阳，他向着故乡的方向，踽踽独行。他要在家乡安放自己负罪的魂灵，舔痂自伤。
八
于是，就有了绛帐授徒的千古佳话。
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景致，千年来一直被人传唱不息，欣羡不已。
唐代的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为此歌吟：“心轻马融帐，谋夺子房帷。”
宋朝的陈人杰于《沁园春·铙镜游吴中》中寄情：“张禹堂深，马融帐暖，吟罢不妨丝竹声。”
明代的李梦阳在《谒平台先生墓》中写道：“平生马公帐，四海孔融尊。”
清时的沉绍姬《寄怀查伊璜先辈》诗云：“苏晋堂前宜绣佛，马融帐后有金钗。”
这些诗句都源于马融晚年独特的开门授徒方式。《后汉书·马融列传》载：“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一个垂垂老矣的儒学宗师，却一反儒家持重谨严的礼授宗旨，不仅居高堂，服华衣，日常生活用具皆取奢侈之物，而且还在课堂上怪异地垂下绛帐，更匪夷所思地在后面陈列女乐，这还哪里有一个环境幽静、秩序井然的儒家课堂模样？
是的。
但谁能说这位老师所张扬出的这份排场不是他有意为之？
这中间有他为贵公子出身的原因，也有潦倒于世的成分，还有绝望于现实的隐情。
游历宦海、浮尘浊世经年的马融，已经深深厌恶了面前这个豺狼当道、是非颠倒、祸从天降的世界，同时也深深厌恶着曾经的自己。此时，世间万千景象均化为心中的彷徨无着，只求在迷醉中逃离现实的重压，人格便渐次冲破礼法道德的禁锢，走向蔑视礼法、任诞放达之路。
“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从马融身上已经泄漏了东汉中后期整个社会思潮向玄学潜行的密码，他的身后，是一个政治生态更为惨烈、文化思潮倍加活跃的大时代。透过马融这间女乐声声、绛纱垂垂的豪华教室，人们会看到继之将来一个时代的文化图景——魏晋风度。
一个人用个人行为开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属罕见。
由于弟子众多，他采用了董仲舒先生曾经用过的“传以久次相授业”方式进行教学，即由学业深习者传授给初入门者。能够登堂入室，直接听他讲课的弟子，少而又少。而在这极少数的学生中，就有郑玄和卢植。
《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就说，刘备十五岁那年，与公孙瓒等人拜郑玄、卢植为师；《三国志》中说刘备“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
《世说新语》本是部脍炙人口的好书，但在其《文学》篇开篇却讲了一个关于马郑师徒的无厘头故事：
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在这近乎诽谤的记述中，老师马融不仅嫉贤妒能，而且甚至意欲要高足之命，实在滑稽之甚。
还是从史书中找真相吧。《后汉书·；郑玄列传》曰：“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筭，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此处之叹，马融有对自己学问的自负，更多的是对弟子学有所成的无限欣慰。
就是这样一位在生活中颓废，欲求一己放达远世之情的不拘儒节者，对待学问却又呈现出相当严谨的另一面，《后汉书·；马融列传》说他：“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
世道维艰，心怀怨忿，此生怅惘，前途空虚。于一代宗师而言，在他身上呈现出迥异的双重人格，也许是一种必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