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三〇年六月，在学界享有盛誉的《燕京学报》上赫然刊登了一个无名之辈的论文，它就是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
杂志甫一刊行，立刻迎来好评如潮，嘉誉连连，学界顿时为之震惊。
胡适、顾颉刚等众多士林大腕人物，更是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毫不吝啬地表达了激赏之情。
因了这篇论文，钱穆不仅以中学教员身份跻身到了燕京大学讲堂，而且在学界赢得了广泛声誉，奠定了他一生从事经史事业，最后登上国学大师的础基。
一个年谱，无非就是一个人的生平纪事。钱穆关于刘向、刘歆的年谱考证，何以影响如此巨大呢？
原因说来很简单。
钱穆以《汉书》为史基，“缕举向歆父子事迹，及新莽朝政，条别年代，证明刘歆并未窜改群经，《周官》、《左氏传》二书皆先秦旧籍，而今古学之分在东汉以前犹未彰著”。他以此年谱，力辟晚清经今文家之妄说，特别是对晚清今文经学集大成者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予以驳斥，列举康氏之说不可通者二十八端，用翔实的事实和坚实的思辨对之一一厘清。
通过对刘向，尤其是对刘歆生平的详尽考证与清晰梳理，钱穆解决了晚清以降学术界长期关心的一个大问题，即今文经学派所坚持认为的东汉以来所有经学著作皆为刘歆所伪。其《年谱》一出，不仅“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使人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笼罩中彻底解放了出来”。而且，使得晚清以来的今古文学之争就此尘埃落定，宣告结束。
由此可见钱穆论文意义之重大。
也由此可见刘歆在西汉学术史上的地位之重要。
如果一个人的学术履历与一个时代的学术背景深度吻合，一个人的生平琐事关乎着一个时代的学术足迹，他飘扬的衣襟，紧紧牵扯着他所处时代的文化幕帷，他悠闲的踱步，又表征着他所在时代的文化影踪，那么，不管怎么看，他都会像一座冰雪皑皑的文化高山，让面对他的人肃然起敬。
难怪，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
一生傲岸的章太炎更是对刘歆心悦诚服，五体投地，他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
一
说起刘歆，自然先要从刘向说起。
这不仅仅因为刘向是刘歆的父亲，后者与前者有着重要的学术接力与传承关系，还因为刘向本身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显赫的丰碑。任何走进西汉经学史中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可忽略他，也无法绕过他。
刘向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汉成帝初年改名为刘向，生于公元前七十七年，卒于公元前六年，沛县人。经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三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为西汉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班固在《汉书》里，没有为刘氏父子单独作传，也没有将刘向、刘歆放在《儒林传》中，而是让他们寓居在一篇不打眼的《楚元王传》里。
班固摆这个乌龙，当然有他的理由。那就是刘向、刘歆和绝大多数硕儒出身耕读之家不同，他们系出名门，而且是大汉朝最有名的那家，正宗王室刘姓子弟。
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楚元王刘交，就是刘向的四世祖。自然，他也是刘歆的五世祖。
其实，就像垂名千古的《文选》，人们永远记得它的编纂者是萧统，谁还去过分关心他曾是梁朝的昭明太子？一个梁朝太子的身量，哪里抵得上一部《文选》作者的永恒声名？楚元王的逼仄屋檐下蛰伏着两位名贯今古的文豪，同样让人感觉憋气。
汉初，虽然经晁错、主父偃的削藩政策与推恩令，大大削弱了刘姓诸侯王的实力，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刘向一脉与位居正朔的皇统主流越来越远，但刘姓后裔依然享受着皇室子弟的种种政治优待。
刘向爷爷刘富被封为红侯，刘向父亲刘德在汉昭帝、汉宣帝时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被封为阳城侯。刘向同样也享受了这种宗室赐封待遇。十二岁时被汉宣帝任为辇郎，到及冠之年的二十岁，又以操行谨严自律被汉宣帝擢升为谏大夫。
如果刘向“以行修饬擢为谏大夫”的升迁经历或多或少还是沾了姓刘的光，属于宗亲缘故，那么，等到“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数十篇”（《汉书·；楚元王传》），则完全是刘向靠自己真才实学开始跻身上游，他可谓少年饱学，春风得意。
二
西汉的学术天空弥漫着一股神秘主义思潮，这深深地影响了刘向，乃至以后的刘歆。
兴起于春秋，经邹衍首倡，再由董仲舒确立的天人合一、阴阳合分儒学思想，此时已经统领政治与学术领域。由此派生而出的谶纬荒诞之说，也在儒学中悄然渐兴。流风所布，刘向自然也深受此影响。
所以，专业治经之余，刘向还票友上了炼金术，而且似乎对此非常热衷。不然，他不会抱着父亲早年得到的一本《枕中鸿宝苑秘书》，认真地向汉宣帝说要为他炼黄金。
结果呢，“费甚多，方不验”，花了宣帝很多钱，炼出的却是一炉废渣，恼火的汉宣帝以伪造黄金罪将刘向下狱，多亏了自家哥哥掏钱赎罪，再加上宣帝怜其才，刘向这才得以幸免。
刘向此举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人啊，千万别自作聪明，离开专业玩票。当赛车手，你可能是第一，但一定不要去玩自己压根就不懂的文字，更不要将自己吹嘘成公知，否则就可能露馅，最后声名扫地，狼狈不堪。
汉宣帝比较厚道，他不对刘向穷追猛打，而是找准刘向的强项，勒令他去学习《谷梁》。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表扬过汉宣帝：“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有汉宣帝的知人善任，刘向终于告别自己淘气的冶炼票友昨天，回到摆放着《谷梁》书桌前的治经儒生今天。公元前五十一年，他出席了著名的石渠阁会议，讲《谷梁》于众博士前，“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元帝即位，刘向以给事中，与侍中金敞拾遗于左右，与萧望之、周堪等名儒硕士走上政治前台。
而这个儒家政治阵营所要面对的，是飞扬跋扈、放纵当道的外戚史高，与欺上压下、擅权弄私的宦官弘恭、石显集团。
刚直的文人遇到巧佞的混蛋，注定要倒霉。
这是宿命。
三
《汉书》说刘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其实班固忘了说，刘向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畏强暴，刚正不阿。
有着这些特点，却又在官场中混，就像不谙水性，却要在大海上冲浪弄潮，那么他迟早会被官场的任何一个浪头轻松吞噬掉。
刘向很快就掉进了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
整个两汉王朝史，其实就是一部外戚与宦官的交替专权史。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此消彼长，轮番倾轧，轮流上台。刘向与两汉时期无数正直之士一样，勇敢地站在了批驳外宦集团的阵营中。
在与宦官集团斗争中，刘向一次次利用自然灾异，祭出阴阳灾异论的法宝，向汉元帝指出弘恭、石显是罪魁恶首。结果，对方更会利用这个法宝。奸诈而狡黠的对手以其道反制刘向，最后，刘向因此被捕入狱，废居十余年。
汉成帝即位后，刘向东山再起，以故九卿身份召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后因数奏封事深得成帝嘉许，升迁为光禄大夫、中垒校尉。
伴随汉成帝的登基，弘恭、石显势力相继倒塌，而以王凤为首的王氏外戚集团则迅速崛起，并且较前规模更大，权焰更炽。“是时，帝元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秉政，倚太后，专国权，兄弟七人皆封为列侯。”
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刘向，再次挺身而出，又向成为新贵的外戚集团展开凌厉攻势。手中的利器，仍是自然灾异现象。他用天人感应理论向汉成帝一遍遍提醒，“时数有大异，向以为外戚贵盛，凤兄弟用事之咎”，甚至以王氏权位太盛，“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傅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然终不能夺王氏权”。（《资治通鉴·汉纪》）
汉成帝比汉元帝聪明些，他清楚知道刘向显讼宗室，讥刺王氏，虽然言多痛切，但皆发于一片至诚之心。虽然他数次想启用刘向为九卿，但终因不为王家兄弟允可，所以只好作罢，就让他的屁股在列大夫位置上将此生坐穿吧。
诗人不幸国家幸。仕途的淹滞不前，恰恰成就了他一生最辉煌的事业。
叶芝在诗中这样写道：“当你老了，头发灰白，满是睡意，在炉火旁打盹，取下这一册书本，缓缓地读，梦到你的眼睛曾经有的那种柔情，和它们的深深影子。”
刘向会在满是睡意的老年，因了自己写就的一册《别录》而深深欢喜的。
汉文、景之时已渐开献书之路，有意收集秦禁烧之后散佚在民间的书籍，使这些书籍“皆充秘府”。这些收集来的典籍浩如烟海，且珠目混杂，散乱无章，通经重儒的汉成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刘向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在公元前二十六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刘向总领其事。
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程就此展开。
寂静的秘府里，文献汗牛充栋，昏灯素案上，摆满断简残帛。严谨的校书者们，搜罗爬剔，上求下证，小心地擦拭着每一个蒙尘的文字，来回比对着每一段疑窦丛生的文献。
刘向不愧被人称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在他领导之下，文献整理者们对秘府内收集的各类竹简帛书，辨伪，校勘，比对，删重减复，确定书名，最后“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些叙录最后结集为皇皇二十卷之巨的《别录》，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书目提要。
正是这部书，宣告了在中国学术史上，校勘学、目录学正式临盆。
在刘向领导的这个中国最早国家文献整理的学术阵营中，一个年轻的忙碌身影备受瞩目。
他将用自己的学术造诣，打造出一座学术高峰。
四
是的，他是刘歆。
刘歆，字子骏，刘向幼子，约生于公元前五十年，卒于公元二十三年。
《汉书·楚元王传》载：“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
一方面由于深厚的家学渊源，一方面源自个人生性聪慧，刘歆很早就展现了他卓异不俗的为学天分，声名远播。《资治通鉴》详细记录了汉成帝召见刘歆的场面：“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
满心欢喜的汉成帝立刻喜欢上了面前这个英气逼人的少年，想让刘歆当中常侍，并立刻唤人取来官服，当下就要任命。
“中常侍”一职在西汉不可小觑，担任此职者多为皇帝爱幸之臣，可谓备受宠幸。当时权贵子弟及幸臣以侍中为荣，纷纷争任其职。如贵戚子弟十五岁的张辟强，十八岁的霍光，不足十岁的金赏、金建均受其职，他们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相嬉戏。
汉高帝时的籍孺，汉惠帝时的闳孺，汉文帝时的邓通，汉哀帝时的董贤都曾任过此职。
此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遍布朝廷。朝廷之事事无巨细，所有裁决均由王凤拍板。
汉成帝想任刘歆为中常侍，身边的人就提醒成帝：这事是不是得先与大将军王凤沟通一下？汉成帝生气了：这样的小事何须大将军？左右人叩头争之，无奈下，汉成帝告诉了王凤。王凤哪里会允许一个整天诋毁自己的政敌刘向的儿子走到皇帝身边，他很坚决地摇头否定。最后，汉成帝只好怏怏作罢，退而求其次，让刘歆待诏宦者署，为黄门侍郎。
黄门侍郎虽品级稍低，但也不简单！董巴《汉书》中说：“禁门曰黄闼，中人主之，故号黄门令矣。然则黄门郎给事于黄闼之内，入侍禁中，故号曰黄门侍郎。”看看今天领导身边的秘书、司机有多硬朗，你就可以推测出皇帝身边的侍郎有多风光。
鉴于复杂诡谲的朝廷内争，担心儿子少年得志，忘乎所以，刘向甚至专门为刘歆写了一篇《戒子歆书》，引董仲舒名言来说明福因祸生、祸藏于福的道理。文章大有深意，原文抄录如下：
告歆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藉霸者之余威，轻侮诸侯，蹇之容，故被鞍之祸，遁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师破，人皆吊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邑，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
战战栗栗，乃可必免。这是一位洞悉社会险恶的慈祥父亲的忠告，也是一个在政治角逐场上伤痕累累的斗士的经验之谈。年轻的刘歆能否听懂其中的弦外之音，不得而知，但这句“贺者在门，吊者在闾”的告诫，最后却十分准确地应验在了刘歆的人生谢幕时分。
这是后话。
五
研读西汉历史，常常迷醉于这样一种文化景象。
一位摇橹出海的艄公，旁边是一个等待成长的少年。天涯无际，海阔浪高，艄公渐渐老去，最终筋疲力尽，倒在了前行的航程之中。成长起来的儿子，稳稳接过父亲手中的桨橹，承继起前辈未竟的事业，用超凡胆识与卓荦才华，将一叶孤舟驾成一艘艨艟巨舰，直抵辉煌的彼岸。
在司马谈、司马迁如此，在班彪、班固如此，在刘向、刘歆更加如此。
自公元前二十六年受汉成帝之命，刘向领导的国家文献整理工程启动伊始，刘歆就加入了这个团队，到公元前六年刘向老死任上，刘歆已在这间中国最早的古书校勘所里浸淫了二十年之久。
二十年的展卷细研、博览古今，二十年的旁搜远绍、书海遨游，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学富五车、贯通古今的大家硕儒，更别说少年时就已通《诗》、《书》，对‘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的刘歆。
事实上，在这个学术阵营里，刘歆以其坚实的知识根柢和精湛的治学方法，很早就成为了中坚。所以，刘向死后，汉成帝又任刘歆为中垒校尉领校五经，继领这个学术团队前行。
这是中华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时刻。
公元前五年，刘歆终于圆满完成了这项历时弥久、影响深远的浩大文化工程。
此次大规模图书整理、校勘工作，共整理出图书三万三千零九十卷，几乎囊括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古籍。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先秦之书，珍贵的上古史文献流传至今而不致湮没，得益于刘向父子等人对档案文献的编纂整理，以及历代学者的不断辗转翻刻。
此次校书工程中，首创性地把收集不同版本、校勘、整理、编修目录、考据等项工作结合在一起，首次把文献典籍进行了分类和编目，使杂乱的学科、流派各归其类。而且广收众本，仔细勘对，相互补充，剔除重复内容。在校勘文字、刊定脱误中，采用“本校法”和“对校法”比对性校雠全文，厘定篇目，题定书目。每校完一书，便确定合适的书名。对于简册则根据逻辑顺序或时间顺序确定各篇次第。
仍是经刘氏父子首创，目录学和校雠学遂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为此后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文献整理编纂方法。史学家章学诚曾从理论角度对校雠进行过总结，在《校雠通义》中他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之故者，不足与此。”
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研深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班固后来根据《七略》写《汉书·艺文志》，这种编目方法上的创新，是研究目录学的开端。从此，明确进行书籍分类的思想诞生了，人们开始注重文献典籍的编目和分类，许多学者明确地把书籍分类和编目看作一种体制和纲纪。
此外，刘歆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即对归入一类而不能概括全部内容的图书，分别著录在相异类目下，以充分指示图书内容，便于读者查阅。如《伊尹》、《太公》两书，分别见于诸子略的道家类和兵书略的兵权谋类，是为互著；《管子》归入诸子略道家类，其中《弟子职》一篇，裁出别归“六艺”略孝经类，是为别裁。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给予《七略》极高的评价，他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其可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能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
可惜，刘歆的《七略》与刘向的《别录》在今天均已散佚，我们只能通过《汉书·艺文志》来略窥它们的风神了。
六
由于秦禁焚之令，造成了儒家经典的大规模消亡，所存者也只是隐匿在民间的残简断章，而且由于秦统一文字，也使得汉时学人不能尽辨早期的六国之文。儒学中的《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著作，此时基本是靠儒师的个人理解口口相传，再由弟子衍生经义而得。
这就使得儒家经典的阐释杂乱而无宗。以《春秋》为例，在西汉初年就有《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到刘歆时又出现了《左氏春秋》。
自公元前一四〇年，因为当时大一统的社会现实需要，董仲舒“公羊学派”以“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力图在儒家经典中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使得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者终于实现多年来的愿望，儒学从此独占国家意识形态宝座。准确地说，是“公羊学”成为了西汉的统治学说。
但以《春秋公羊传》为最高法典，以《春秋》之义作为国家行政指南，尤其是司法实践的胶柱鼓瑟行为，带来的后果是，儒生不顾社会现实的变化与客观需要，滥用经典语录，牵强附会，仅仅满足于引用经典语录来为现实服务。这使得儒家经典的阐释，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伴之产生了空疏不实的流弊和各种歧异性的理解。比较典型的，有董仲舒的第三代传人孟卿等人对一些灾异现象的分析。
古文经学是否被允许进入官学，势必成为一场文化之争，或曰政治意识形态之争。
公元前五十一年，石渠阁会议召开。此次会议虽然将《谷梁春秋》列入官学，打破了《公羊春秋》一家独尊的局面，使官方意识形态相对呈现多元趋向，但儒学政治化却带来了其学术价值的降低，再加上当时儒学注重师法家法，造成了其后学只是各守门派，从整体上把儒家经典引向烦琐一脉。这就是《后汉书·；郑玄列传》所说的：“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读书如涉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
博览群典的刘歆，在秘府校勘整理图书过程中，接触到了《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一批先秦典籍，经过与此前他所熟悉的《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今文《诗经》、今文《尚书》认真比对分析，他认为古文经典更接近儒经原意。
刘歆立刻如获至宝，他看到了他眼中的蛟龙。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传》）由此，他致力于对古文经典的系统研究与发微，“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左氏春秋》系左丘明所作，孔子在《论语》中说过这样的话：“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同，而且亲见夫子，而《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是在孔门七十子之后才出现的，后者的写作自然靠的是传闻，而传闻与亲见存在着巨大差别，那么《左传》的可信度自然更高。
因为刘向所钟爱的是《谷梁春秋》，为此父子两人之间，在家里搞起了学术研讨，“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
也由此，刘歆开创了西汉学术史上与今文经学相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古文经学，并从此走向了致力将古文经学从民间立于学官，并为之不懈呼号的道路。
古文经学是相对于流行在西汉的今文经学而产生的学术概念，从文本上说，主要是指先秦用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从内容上说，它不似今文经学以义理解经，不追求微言大义，而更为注重历史事实的陈述，因而实证色彩浓郁。
刘歆的出现，使古文经学走上了历史舞台，也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
七
刘歆以反潮流的姿态，一个人孤愤地出现在公元前六年的西汉学术舞台上。
他以卓有独见的眼光发现古文经学更接近原儒精神，为此，他向汉哀帝上书指出，应该将《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立于学官。汉哀帝让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看看大家的意见，而众博士对之集体选择了失声，“或不肯置对”。沉默无语，是对人最大的不屑，也最易激起倡导者的愤怒。
盛怒下的刘歆奋笔疾书，指责那些顽固守旧的太常博士，对固守今文经学的大臣、博士进行了凌厉而尖锐的批评。
这就是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
在这封公开信中，他写道：
“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这封其言甚切的信一经公布，立刻招来一片非议之声，“诸儒皆怨恨”。一些名儒、大臣、博士利用各种方式予以反击或抵制。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用辞职的方式向朝廷抗议。大司空师丹，则愤怒地向哀帝上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汉哀帝没有站在意识形态上看，他认为刘歆无非是“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没有治罪的道理。
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刘歆终于知道自己是多么柔弱无力。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惹下众怒的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高举的是神圣的文化使命，背负的却是落荒而走的狼狈背影。
但这场战争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切只是开始，野百合在等待着属于它的春天。
八
春天说来就来了。
公元前一年，汉哀帝执意不跨入新世纪了，驾崩。
中山王箕子嗣位，是为汉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著名的断臂美青年董贤自杀，大司马王莽雄赳赳出场。
中年人只有社交，没有友情，只有少年时结下的友谊才最为牢靠。
全面复兴的王莽，没有忘却当年同为黄门郎的刘歆。
从而，刘歆迎来了他人生最为璨华的部分，或者说第二春。《汉书·；楚元王传》载：“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
与纪念人生第二个春天的来临无关，为避汉平帝刘欣讳，刘歆在这年为自己改名：刘秀。
政治地位的崛起，意味着刘歆所主之学的地位必然渐重，古文经学从此走向主流。王莽执政后立即召回刘歆，倍加信用。刘歆在新朝先后担任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国师，位居赫赫四辅之列。而且正式将《毛诗》、《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从此古文经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并成为一切安邦治国行动的纲领。
史家向来认为王莽前半生是曲学阿世，欺世盗名，后半生是率尔篡汉，偷有神器。进而，对助纣为虐的刘歆进行挞伐，甚至认为刘歆的古文经典全系自己一手伪造。于是，有清一代学人纷纷倾向今文经，康有为先生即持此论。
其实，无论在王莽自己，还是从历史角度看，王莽都没有“篡汉”。
梁启超就批评老师康有为，说他没有搞懂两汉经学中的“受命”说。即人们不再认为国家为一姓之国，而是君权神授，只有享德之人才配受命为君，当德散道垮，上天就会收回成命，转而授命于他人。
可以说，王莽是以一个标准儒家的自我身份体认，背负着儒家所赋予的强烈使命走上权力祭坛的。这个抱负，就是内圣外王，复古改制，尊崇周礼，一扫西汉末年的种种积弊沉疴，希冀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最终实现儒家向往的“均”、“和”、“安”理想国。
这充分表现在他幼年即着儒服、敏学好求、折节行仁、克心履礼，也表现在他以安汉公身份执政后，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深执谦退、推诚让位的行为上，更表现在他“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的重儒尊教上，还表现在他始终对一帮知识分子的衷心赞赏与大胆重用上。
否则，就无法理解以刘歆、扬雄、桓谭为代表的一大帮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都属于重量级的文化精英，为什么那么死心塌地地追随着他，信仰着他。
两千年后的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大师，对王莽寄予了无限的赞许态度与思慕幽情。钱穆先生说：“莽建设之魄力，制度之盛如此，毋怪汉廷儒生诚心拥戴矣！”
九
迷信、刻板、机械复古主义者王莽的新朝，更像是一场乱哄哄的闹剧。从公元前九年建国伊始，反抗新朝的农民起义就此起彼伏，到公元十七年之后，终于形成了势不可当的绿林、赤眉农民对抗力量。这些都一一倒映在刘歆的眼睛里，以经治国、以礼安人的理想渐渐破灭，他为之无奈，彷徨，失望，终至绝望。
在王莽新朝红极一时的国师嘉信公刘歆，此时叫刘秀，可曾记得父亲刘向当年的那声谆谆教导：“贺者在门，吊者在闾”？
起码在决定让女儿刘愔嫁给王莽儿子王临那刻，他是忘了的。
可以将自己货与帝王家，但女儿绝不可嫁入这种家庭的。因为任何一个纤细的变故，都会因之双向带来不可预计的灾难。
忘记意味着背叛，而这要付出代价，而且很大。
为此，刘歆先是失子。甄寻装神弄鬼假作符命，说汉平帝皇后、王莽之女黄皇室主是自己的老婆。王莽大怒，审讯甄寻时又牵连到刘歆之子和他的弟子门人，于是一并被杀。丧子之后刘歆的悲愤之情可以想见。
公元二十一年刘歆再次失女。
刘歆女儿刘愔是王莽儿子王临之妻。《汉书·；王莽传》载：“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后临亦通焉，恐事泄，谋共杀莽。临妻愔，国师公女，能为星，语临宫中且有白衣会。临喜，以为所谋且成。后贬为统义阳王，出在外第，愈忧恐。会莽妻病困，临予书曰：‘上于子孙至严，前长孙、中孙年俱三十而死。今臣临复适三十，诚恐一旦不保中室，则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见其书，大怒，疑临有恶意，不令得会丧。既葬，收原碧等考问，具服奸、谋杀状。莽欲秘之，使杀案事使者司命从事，埋狱中，家不知所在。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又诏国师公：‘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愔亦自杀。”
连丧子女于王莽之手，此时的刘歆对王莽，已经是由爱变恨，由恨变惧，由惧生异。
而此时，刘歆已经不被王莽所重，乃至公孙禄都敢在朝廷进谏：“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再加上失子之疼，丧女之痛，这些都加剧了他对王莽的仇恨与离异之心。
国之将亡，必有妖言惑众。公元二十二年，地皇三年，图谶再起。宛人李通说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穰人蔡少公也言图谶：“刘秀当为天子。”道士西门君惠根据天文谶记也向卫将军王涉说：“星李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
种种图谶之说，都在折磨着刘歆的心理，加剧着他的心跳，既惧又怕且恨的刘歆终于决定秀才造反了。
“涉遂与国师公刘秀、大司马董忠、司中大赘孙伎及谋以所部兵劫莽降汉，以全宗族。秋，七月，伎及以其谋告莽，莽召忠诘责，因格杀之，使虎贲以斩马剑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药、白刃、丛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杀。”（《资治通鉴》）
生逢乱世，身如飘萍，纵然是一个出入今古、游走八荒的文化大师，在政治风暴席卷之下又显得多么孱弱而无力！
卷于政治漩涡中的刘歆死了。而那个校典籍、倡古经的刘歆，却永远活在了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空之中。
只要抬头向文化夜空望去，就能看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