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罗利，笔名罗蕾莱，女，1971年出生，祖籍重庆。1992年毕业于宁夏大学经济系，1992～2005年在深圳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现为自由写作者，为京津多种报刊网站副刊撰稿。宁夏杂文学会会员。
曹雪芹借宝玉的口贬损了一番“文死谏武死战的沽名之行”（见《红楼梦》第三十六回）。读这一小节都爱跳过去，因为无关风月，没几个读红楼的人关心朝廷里须眉浊物的事。但深省此言，从几个汉代人物的命运颇可一说。
看人物只知其生不知其死，知其死又不知其家灭死，就不知道那些所谓圣主明皇是多么自私无情。三代武将李广李敢李陵忠勇世家，终未封侯，就是个证明。
大家小时候读唐诗“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就知道汉代有位大将叫李广，匈奴人称他“飞将军”，闻之而怯。单于只想捉他来为己重用。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五十多岁的李广战中因寡不敌众被俘，半路上夺马杀回。但武帝判其死刑，李家重金赎命贬为平民。在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李广领四千军杀敌三千，却因损兵过半而没获任何赏赐。“飞将军”李广最后一次出征，是在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以前将军随卫青北征，后被徙为右将军，因无向导迷了路，未能在预定日期与卫青会合，六十岁的李广，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一军皆哭，百姓垂涕。于是，一个终其一生同匈奴搏杀的三朝老将，未封片侯还落得这个下场。
又过了一年，他的小儿子李敢在随汉武帝狩猎时被霍去病暗箭所射杀。
西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浚稽山之战，李广之孙骑都尉李陵率五千部卒直击匈奴十万人，后奋战十几日斩敌数万后，箭钝弩弯，矢尽道穷，汉武帝却失信于后援之诺，救兵不至，李陵败佯降匈奴，欲效仿曹刿劫齐桓公立功还朝。据《汉书》记，李陵“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但汉武帝随后于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诛杀李陵全家，李氏从此衰落。
李家的故事讲到这里，又引出司马迁来。李陵投降后，唯太史令司马迁感于李陵平时为人正直，非贪生怕死之徒，为李陵辩护，得罪皇上，被“茸以蚕室”，施以宫刑。此即“李陵之祸”。在司马迁难得的传世书信《报仁安书》中，详记过对此事的痛心。一是痛心汉武帝不体谅前方将士的忠诚报国之心，偏信诬陷李陵的言词。二是自己因此下狱无钱赎罪竟然没有一个朋友敢出面相助。三是皇帝身边的亲信更是没有一个人秉公心进一言。全文中几处“嗟呼，尚何言哉！”“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这样的话，可见司马迁为此际遇深感愤懑难言。
之后不久，汉使中郎将苏武到匈奴交还人质，被欲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汉的虞常、张胜等所累，而流放到边远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荒地放羊。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苏武牧羊的故事，被树成中华民族高风亮节爱国不屈的榜样。李陵后来受命单于赴北海说降苏武，苏武断然不从，但两人还是结下了一份友谊。
李陵在匈奴是如何过的？传文不多。思乡的时候匈奴人就为他唱胡曲排遣，他也听不惯。在公元前90年率匈奴兵与汉室打过仗，于公元前74年病逝。但《古诗源》中有些李陵与苏武公元前81年时依依不舍河梁握别的五言赠答应酬离别诗，虽可能是东汉人伪托，不过《别歌》却是李陵的真心话。“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李陵置酒贺苏武得归时说“异域之人，一别长绝”。汉室灭李氏断了李陵报国之路，思乡的李陵依然自称“异域之人”。
苏武归汉后曾写信劝李陵归汉，曰“汉与功臣不薄”，李陵回信说“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并历数自汉初开国从萧何、樊哙，到韩信、彭越、晁错、周勃、窦婴、贾谊、周亚夫等等诬判冤死的例子，甚至李广为外戚权贵的排挤而刎颈、苏武二十年北地流离母死妻嫁而未得片封仅为边官，大大地排贬了一番。比起“亲戚贪佞之类”封万户侯为廊庙宰，谈何“不薄”？很想知道苏武见到这样一封证据确凿的历史资料回顾会作何感想。所谓忠臣，只知守节而不察帝咎，是不是也有些得过且过的麻木？
为何李家世代忠勇却不得善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汉武帝根本不把外姓的武将当回事，不但不予重用，简直恨不得除之而后快。从卫青到霍去病再到空有其表的李广利，汉武帝的大将无一不是女宠之裙带，这些人有最好的军事保障，最有利的后方支援，最大胆的用兵计划，这些都是李广这样的草根阶层无法企及的支持。李广虽出自将门，世代习兵，但他只是豪杰，与刘氏皇族外戚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所以怎样争取也得不到卫、霍天然享有的偏爱和信任，真正的原因是门第和血统。
比如西汉元光六年，素无战功的卫青第一次出征就被拜为车骑将军，首次征伐就领骑兵一万，而李广终生出征带兵最多的一次也就是一万人。到卫青带兵被扩大到三万至十余万，卫青也加衔为“大将军”了。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他所受眷顾更多。皇帝的恩宠才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李陵用五千士卒的胜利挑战了汉武帝的用人方针，同一时的外戚大将李广利领三万精骑出征却损兵十之六七。李陵的胜利触犯了外戚集团及其控制之官僚集团的利益，简直是悖逆圣意。一心要重用培植外戚集团的武帝多么希望李陵战死就算了，也好给自己贤才勿用的理论证据，结果他还节节胜利！所以待到匈奴人倾力反扑李陵部的时候，汉武帝及其嫉贤妒能的外戚集团正好坐山观风，不予援兵，暴露了一个刚愎自用的帝王虚伪自私的面目。
帝王之心如此险恶，但忠孝的标准都是他们宣传的，所以自古士大夫们都喜欢自觉对号入座，要求自己的品行。贬李而扬苏，苏武成为文天祥等后人的楷模。而李陵被大部分人批判，比如白居易就说：“汉李陵策名上将，出讨匈奴。窃谓不死于王事，非忠；生降于戎虏，非勇；弃前功，非智；召后祸，非孝。”但读完此话窃不以为然，我很赞赏李陵。我觉得李陵的选择就是给了这样唯亲弃贤的汉室一个响亮的大嘴巴。
而遭“李陵之祸”后果最重的司马迁，永远地改变了人生的命运，却没有因此事改变人生的目标。在一生写史的过程中，他深深地悟到了人性的深浅与世俗社会的混沌。在他的评述观点中可知，他并不相信勇怯强弱荣辱贵贱等加于人格之上的神话，也看透了所谓善恶忠孝的廉价，更没有什么绝对的英雄。“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以死殉节，怯懦的人也会因为向往义举而死，只不过看是什么场合情况了）”而作为他，著下史书，藏之名山，传予后人，才是生的意义。
其实这几个人的命运故事，是一个中华士大夫文化往何处去的代表性故事。在此，孔孟之道与老庄哲学出现了一道分水岭。此时的汉武帝正在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君臣贵贱的用人方式，对忠孝标准的血腥贯彻，正合这一理念的初始体现，深深地影响了后世至今的入仕道德标准。而司马迁思考后的以人为本、自由主义、自然主义的倾向已跳出了这种禁锢，明显有些老子存风。这也是不为王权所容的。在君王集权强大的统治机器下，这种客观自然的老庄遗风在后来的漫长历史中于士大夫阶层终于日渐式微了。而李陵留恋于大漠膻肉酪浆而不归，谁又说不是潜意识中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君王专制的反思？正是比起儒政专权的汉室，未经教化的蛮夷大地是多么珍贵，多么接近先秦华夏的天然朴实呀！
所以后人何必作“文死谏武死战的沽名之行”，那都是被奴隶主教化出来的道德。用贯彻一种专制文化机器来奴化人民的汉武帝，恐怕不是昏君也称得上是一个“浑君”。司马迁和李陵都证明，有时为了精神的自由和传承而在“浑君”眼皮下活着，就是给那“浑君”一个大嘴巴，而且这响亮的“耳刮子”声可以传好几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