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那个夏天
历史有时会发生令人沮丧的错误，但真理一定能够胜利。
—布哈林的话。代题记
1973年夏，我在内蒙古土左旗开辟的那片实验田，长得正旺。
我好像走了万里路，乏了，走不动了。
于是，倚着田地圪塄，躺下。
周遭没有人，庞大的知青队伍早就解散了。
—朋友，你感受过被遗弃、被冷落的滋味么？你知道它紧紧箍住人的心灵，死死扼住人的咽喉的痛楚么？它像大火，你无论怎样奔跑，还是会被蔓延的它一把抓住吞噬；它像大海，你无论怎样挣扎，还是会被咆哮的它一把打倒埋葬！它残酷地蹂躏你，把你扔在冷酷的氛围里，任你苦苦挣扎！
日头正毒。趴在地圪塄上的车串串、羊蓝丹花和羊辣辣，全都顶不住喷火的日头，失了野花野草的本色。嗡嗡营营的蚊虫无比快乐地俯冲下来，立时，我的胳膊就鼓起了一层密密的小包。
身边的六合渠水，如同伴着我金色童年的那个木轮小鸭儿，嘎哩哩的，吵出一串脆生生的响。对我来说，什么机遇都像这水，近了，近了，你才伸出手，它就陡地转个弯，像那不知哪年漂到哪去的小鸭儿，远去了。
我这片苦心经营了四年的实验田，年年难要水。队长卷着大炮烟一脸苦相：“娃，这垯地不在政策里头，眼前水金贵，俺不好给你引水哩！”
我习惯了顺从。提起桶，从村里一担一担朝地里挑。肩头肿肿的，几年后，医生诊断这里坐下了永远不好治愈的肌肉拉伤；腰板疼痛，几年后，医生判断这里坐下了终生难以痊愈的腰脊劳损。
队长絮絮叨叨：“娃，你搞甚实验哩？单交种、双交种，还不都是玉茭子？有性杂交、无性杂交，不也还是埋在土里头的山药蛋子？你整天带着妇女下地，收了工又搁捣这个不计工分的营生，还记本本呀拴牌牌呀，俺看你快撅（累）死啦。”
那时，我没想到，14年后我重新回到队里时，一望无际的大田种的都是这块实验田里栽培出来的玉米和土豆。
我望望队长，没吭声。
我只想干自己乐意干的事。只是提起做人的尊严，去与那几张神秘冷酷的纸片子—记录了我祖父家族去往台湾的档案，进行着拥有血气的23岁年轻人韧性的较量！
我想入党，只有入党才能与那几页黑色的纸片子相抵，使我获得做人的资格，使我免遭冷眼。党支部接受了我的申请，志愿书的支部决议栏填写着“一致通过”的字样。上级党委会讨论了一次又一次，那个把自己的老板子（老婆）刚刚拉进党内，惹得周围一片嘘声的书记庄重地说：“俺们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哟，还要长期考验这个同志嘛。”
我想离开这片接受我血汗的土地。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五个年头。村里的知识青年调的调，嫁的嫁。我最要好的朋友小薇已经伴了我四年，终于为读书而远去。我这个获了一摞先进奖状的知识青年，像一只没人要的破皮球，任人踢来踢去，踢得挂满了泥浆血水，踢得遍体麟伤。七十多名北京知识青年，被招工单位一轮轮地拣，一轮轮地筛，末了，村里重又变得静悄悄的，剩下了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农民，还有四五个插队的“反革命”子女，和我。
我想与人平交，我想活得像个人。可是，当旗里风传出现反革命标语时，我的信件竟然在旗里就被人扣住拆开，公开传阅！也许吧，人们会想，这个女孩子是台湾“反攻大陆”、苏军翻越大青山的“先天性”的最可靠的接应者嫌犯！
我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有那么一个人，愿意静静地听我说话，我不需要同情，他那深沉矜持的沉默，就能带给我与命运抗争的力。我们的相逢相聚实在很短很短，我们不过是人生十字路口上交错而过的两列无关的车。他的列车长不能容忍他与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女孩子交往。我再不能忍受失去人格的耻辱，就像溺水者推开面前的救生板一样，我把我的车，独自驶向了杳无人烟的荒漠！
我失去了到自治区电台当播音员的机会，失去了当报社编辑的机缘，失去了读书的资格，甚至被摒弃在打工者队列之外……我，我，我呀，不过是被辉煌的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踢入另册的不知是否可能被“教育好的子女”，是脸上印有永不能磨平耻辱印记的“黑五类”子女！
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
如果，当年我的父亲选择的不是新中国，是台湾抑或香港；
如果，我从来没有付出过超出生命承受力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如果……
屈辱的泪水，滴进裂满了龟纹的干涸土地。我咬咬牙，重新把沉重的扁担压在红肿纤弱的肩膀上。
我无数次感念这个小小村庄里的乡亲。在那颠倒黑白的年代，为了争得我做人的尊严，亲爱的乡亲们给予了我一切支援。他们一次次质询：上边为甚不抽调这个女娃？他们一年年说：咱庄户人就是选这个女娃当大小队干部！
乡亲们真真把村里最好的营生派给了我：民办教员、赤脚医生、大队委员……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心疼，兢兢业业地干着每一桩事。
1973年秋天，在经历五门课程的高考后，我终于像旁的知青那样，接到了一纸报到通知单。
大队长特意把翻地的拖拉机叫回村，驮上了我小小的行李和一箱书。当我爬上拖拉机车厢的时候，垂下头，不肯向这片我无比热爱与怨恨的土地告别。
马达的突突声响起来了，一股悲怆的热浪激得我泪流满面。我再也忍不住了，跳下车，捧起路边白花花的盐碱土，从心底喊叫了一声：内蒙古，我忘不了的内蒙古啊！
那时，我真傻。以为自己已经走到灾难的尽头，踏上了一条满是阳光与鲜花的路。没想到，后来在北京的一所著名大学里，我重新开始了为维护自己学习权利的抗争。
原来，个人的苦难在民族的汪洋苦海中，不过是一粒小小的水珠儿。
原来，像我一样蒙受过非人耻辱的知青男女们，还有千千万万，万万千千。
后来，当多灾多难的祖国经历涅槃而获得新生时，我想问，1700万知青大迁徙的悲剧已经成为历史，然而，那整个国家被计划经济捆绑的辛酸，那无数诸如我一般无谓历尽哀痛甚至不幸长眠者被计划经济定位的苦楚，是不是正在被人们遗忘？我想问，祖国母亲啊，你的苦难为什么这般多？你为什么不珍爱拿心拿命暖你躯体的骨血呢？为什么要错打一代又一代的忠顺儿女呢？今后，你再也不会让他们失望了，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