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对面也是一所独院，称三号院。院里的主人戴先生闭门索居，不与胡同里任何邻居们来往。他是政协委员，算这条胡同里的大人物了，还时常有小汽车接送他参加社会活动呢。那年代，大街上也难得见几辆小汽车。一辆小汽车驶入胡同，就有一群孩子簇拥过来瞧稀罕。司机不断响亮地鸣笛，车灯把狭窄胡同照得雪亮，戴先生从小汽车弯腰走出，一顶咖啡色礼帽，一身藏青色毛料中山装，提一根手杖，大摇大摆迈上台阶。
听妈妈说，爸爸上大学时就结识了戴先生，去帮助他翻译一些英文资料，挣点儿外快。以后他俩时常往来，相互关系很亲密的。我家搬来小雅宝胡同，还是戴先生介绍的呢。隔两个星期，爸爸总要去探望戴先生，或是他到我家来闲聊。戴先生很有派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又高又瘦的挺拔身材，银白头发整齐梳向脑后，稀疏的长眉毛，一些褐色老人斑长在清癯脸庞上。他的手里总要持一根烟斗。除去出外参加会议，他才穿那套笔挺的中山装，平日家居却是穿中式对襟府绸短衫，一排排布纽襻，衣服下摆很长，袖子也挽起一截。
我大概算惟一进过三号院的孩子吧。戴家阔绰华丽，却寂寞冷清。很大的院子里种着花草，专门有个花匠料理。空旷的大客厅里，天花板吊一盏枝形的水晶玻璃灯，四壁围住米黄色木制墙裙，打蜡的菲律宾木地板，墙角里有一个红木架子，摆着青铜大鼎。屋中间还铺着一大块伊朗地毯，置放三个黑皮沙发。
戴先生招呼我们坐沙发上，先吩咐保姆去给我拿巧克力及各色点心。他笑吟吟朝爸爸眨一下眼皮：“我去煮咖啡。”他把煮咖啡当成一件考究的事，从来不让保姆干。用一把金晃晃的大咖啡壶煮，要精细地看好时间。时间短了，咖啡香气没出来；时间长了，咖啡香气跑掉了。他喝的那种咖啡也是由居住美国的女儿定期寄来，是真正的巴西咖啡。戴先生把它看成是珍贵的东西，来了好朋友才拿出来的。
他亲手端上热气腾腾的咖啡，笑眯眯问：“秉仁，要加方糖吗……哈，我晓得你要的，密斯林也要的。哈哈，你们自己加吧。我喝咖啡，向来不放糖的，这才是真正会喝哩。”
他俩先是东拉西扯聊几句，无非是天气呀，身体呀，最近忙不忙呀。戴先生神情落落寡欢，小银匙慢慢搅着杯里的咖啡，“哦，这一次，把我的政协委员，还有******参事室参事都撤掉了……”
“噢——是吗？”爸爸显得很惊讶，“那么，您现在……还是什么呢？”
“还是我呀！”戴先生哈哈笑着，发肿的眼泡里含有苦涩，喝咖啡不再津津有味了。
“我的意思是，”爸爸皱起眉头解释，“还保留下什么职务？”
“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委员……”戴先生点燃烟斗深吸一口，缓缓吐出一团乳白色烟雾，“都是空的。不过……我也不在乎。”
“不在于这些啊，我是担心……”爸爸忧虑地摇头，又低声讲出一串英文。戴先生也歪过身去，叽里咕噜低声说英语。他俩的脸色阴沉。讲一会儿，又都沉默不语。妈妈已经跟戴师母去后屋了。我幼小心灵有一种反感，觉得爸爸跟戴先生可能正在说一些挺可怕的私房话。别是反动话吧？我把手中的鸡蛋饼干捻成碎末，也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
爸爸呷一口咖啡，叹气说：“唉——也许，这些年定息还不至于取消吧？”
“那可说不定。”戴先生目光迟滞地望着烟斗飘起的那一缕青烟，“我倒不在乎那些钱。说实话，工资和定息加一块儿，也不够我们花销的。唉，那就靠国外的儿女们寄钱来吧。”
“紧缩一下开支，总还是够的。”爸爸委婉地规劝他。
“我还想好好过一个晚年哩。如今我已经七十多岁，还有几年活头？”他一口喝光杯里的咖啡，仰靠在沙发上，“反正，人家认定我是资本家，剥削阶级，我洗不清楚的！我们日薄西山，该完蛋啦！”
爸爸犹豫地望着手里的咖啡，并不喝。“报纸好像还是讲，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有贡献呢。当然，口气已经有很大改变。我看，不再讲国旗上有你们一颗星了。这个说法没有了。”
“唉——这颗星该落下喽！”戴先生晃一晃手中的烟斗，优雅地打个手势，“翻一翻历史老账，我为民主革命还算做过一些事情呢。抗战胜利后，我最早加入民盟。我的名字，那时上了军统特务的黑名单呀。”他竖起烟斗嘴，微笑着，“后来为了反对内战，上海各界人士组织请援团去南京，我也参加的。在下关车站被特务们殴打，我的一根肋骨被打折，住进医院，周总理专门来看望我们……”
“这些事体，我以前听说过。”爸爸连连点头。
“讲老实话，我当年办厂子也不光为自己赚钱呀，也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现代工业，咱们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中国人也得伸伸腰，扬眉吐气噢！”
“这个，我也晓得的，您是爱国的。”
“上海临近解放，好几位朋友劝我将产业搬到东南亚、美国或香港，起码搬一部分留个退路呀。我拒绝了。”他轻轻摩挲着烟斗，胸口起伏长呼一口气，“香港的朋友们问我，你不后悔留下来吗？我说不后悔。我这人，做什么事体出来不后悔的。唉，我心里可也是通亮的，自己没有好结果哇……我有这个预感！”
戴先生颓然将身体斜倚在沙发上。梳得齐整的银发，一小绺纷乱地披散在隆起的眉骨上，显得那么衰老，那么疲惫，喑哑地不住喃喃自语：“我的预感很灵的，常常很灵的……”
爸爸欠身过去，先是低声细气安慰他，接着又说起了英语。他俩的脑袋凑得很近，神情隐秘地用英文对语，还时不时打着手势，又间杂两句上海话。
我溜到另一房间，妈妈也正和戴师母聊天。戴师母圆圆的脸庞，一排雪白晶莹牙齿。一笑，左颊现出个浅浅的酒窝。她是苏州人，才四十来岁，话语像唱歌又软又快。爱努起嘴唇，双手一合，支在下巴颏，显出娇媚的模样。她的双眉细长，明显被镊子拔过，还用眉笔重重描画，又涂了黑眼圈，嘴唇抹着浓浓的口红。我记得戴师母最喜欢换衣服，一天下午在家里她正跟妈妈随意聊天，扯一下身上那件米黄色凡立丁料子旗袍，嘟哝道：“咋个搞起格唔多皱折？”跑到里屋，换一件苹果绿色旗袍。才坐片刻，她到红木镜台前左瞧右看，仍不满意，又去换一件黑旗袍。再过一会儿，我们告辞回家，她也要上街，要我们等她一些时候共同走。等老半天，她才慢吞吞出来，又换一件紫红色丝绒旗袍！
厨房里，外婆问妈妈：“戴师母与戴先生格弗是结发夫妻哇？”
“哪里是结发夫妻！”妈妈噗嗤一声笑了，“戴先生娶了三个老婆呢！那些孩子也不是一母所生。美国的大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是大老婆生的。他的大老婆很能干，帮他白手创业起家，以后得病死了。”她在盆里洗着青菜，又说：“戴先生还娶过一个小老婆，唱越剧的演员，好漂亮呀。他家还留有照片呢。解放前，她卷带了家中金银财宝，跟一个国民党军官逃到香港了。现在的戴师母是第三个老婆啦……”
外婆不住摇头，“哎哟哟，搞了格勿多个老婆哉！”
妈妈在围裙上擦擦手，接着说：“戴师母出身也很苦呢，从小被家里卖入苏州妓院，当妓女得一身脏病。后来戴先生跟朋友吃花酒，看中了她，把她赎出来，又花许多钱给她治好了脏病……”
我插嘴问：“妈妈，给她治什么脏病呀？”
她俩相视一眼，妈妈又呵斥我：“小孩子不懂，别乱问！”“是格，是格！”外婆点点头，又慢吞吞切葱，“戴师母无法生小囝哉！”
“唉，也够可怜的。”妈妈叹口气。
我心内隐约生出一股强烈的厌恶。哦，戴师母以前当过妓女，还得过脏病！是什么脏病呢？朦胧中，戴师母又变成挺丑陋、挺可怜，也挺可怕的模糊形象。
戴师母来我家走动更勤了。她常与妈妈外婆叽叽呱呱聊天，那一口软软的苏白又快又脆，同是上海人的外婆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她会说起伤心事，“无论戴家如何瞧不起我，戴先生待我老好格！他是我救命恩人。要不是他，我这条命也可能没有哉！我跟他讲，不管侬是啥个阶级，我跟定侬一辈子！”
“哦，他家在美国的儿女不认你吗？”妈妈问。
“每次写信来给他爹，提也不提我一句！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和戴先生过日子，也不是跟他们过日子……”
外婆忧心忡忡说：“戴师母哇，侬自家也要打算一下子，戴先生不在了侬怎么办哇……”
妈妈赞同说：“对呀，侬也要留一些积蓄！”
戴师母脸色倏然一变，激动地说：“小林呀，我也做好打算啦。我是个苦命人，新社会总不能没有我一碗饭吃哇？唉，在苏州那些日子，我简直不敢再想！我忘记爹娘啥个样子，也记不起我家在哪里啦。光是记得，一个老太婆抱我出去，我大哭大闹，她抱得我紧紧的，勒得我喘不过气来，爬上一辆黄包车……”
她捂住脸啜泣。外婆也落下泪，递她一条毛巾，不迭地说：“戴师母——勿要格伤心，勿要！”
戴师母拿毛巾揩干泪水，又哽咽说下去：“从那一日起，我进了地狱！天天挨打，用竹片子打得我浑身没一块好肉，还拧得我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还用篦子扎我，叫我在碎碗碴上罚跪。有一回，我倒开水不小心洒出一点儿，老鸨浇了我一身开水，烫得我起了许多泡……他们天天逼我唱小曲，烧鸦片烟，接客，我有时真想跳进河里自杀了事！亏得遇见戴先生，接我出来，唉，我就是把他当成救命恩人哉！”
我鼻子发酸，心里同情戴师母，也对戴先生充满了好感。我想，这个资本家是个好心眼的人。他救出戴师母，毕竟做了善事。
果然，戴家开始明显地走下坡路了。接近月底，戴师母便向妈妈借钱，有时借十元，有时借二十元。借不了几天，下月初戴先生发工资，她立刻就来还了。
一天晚上，妈妈走过来，一边解着围裙，一边说：“戴师母又来借钱啦！”
“好呀，借给她就是了。”爸爸斜卧在长沙发上翻阅英文书，随便搭讪一句。
“你倒是万事不操心，工资往我这儿一塞，柴米油盐全由我管，”妈妈发气了，“到月底，咱们也没钱啦！”
爸爸起身，跷着的二郎腿也放下，蹙眉认真地说：“你先把钱支给她。过两天，《北京晚报》会来一笔稿费的，别着急。”他又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拂戴先生的面子，他待我有恩。过去我在清华读书时，常在他家吃饭。交不起伙食费了，他也替我垫上，从无二话！如今，他走下坡路，我们不能不扶人家一把！”
妈妈脸色也缓和了，一会才说：“其实，戴先生的工资比你多两倍，再加上定息，两口子花也花不完，就是他们太爱吃馆子了。吃了这家，又吃那家，花钱如流水，给多少钱也不够用……”
“这是他家的事，我们别去管。”
戴先生隔三岔五地常来我家串门了。坐下以后，他的话题便是吃饭馆。
“吃西餐，到莫斯科餐厅没意思。俄式大菜光是大鱼大肉，没味道，没味道！不如去欧美同学会餐厅，那里的西餐还有些意思。”
爸爸说：“吃西餐，不如吃中餐。吃淮扬菜去江苏餐厅不错，几个菜还保留了原来的风味。”
“狮子头，鸡汁煮干丝，糖醋鳜鱼的味道也差多了。”
“上海老正兴饭馆呢？听说推出一些时兴菜？”
“嘿嘿，小笼汤包，我一咬，没有汤！”
“还是到四川饭店，那儿的棒棒鸡不错！”
“偶尔去一两趟还行，我吃不惯川菜的辣味。唉，仿膳，萃华楼，同和居都大不如前啦……”
听他们聊这些话题，我在一旁不屑地撇撇嘴，然后走开。我是小学生了，马上就要加入少先队，老师总教育我们学雷锋，要艰苦朴素。我认为谈论吃喝，是一件庸俗的事情。爸爸也津津有味地与戴先生大谈特谈，我甚至替他羞耻。我觉得他也沾染上资产阶级思想了。
三号院旁边是五号小院。这个院子要小一些，可我更喜欢去那里。这是王伯伯家，屋里是一排排亮晶晶的书柜，还放两个外国科学家石膏像，凹眼睛，高鼻子，披着长长卷发。客厅墙角处，放一架大钢琴，覆盖着紫红色丝绒布。有时，王伯母为妈妈弹奏一段乐曲听。她坐在钢琴前，窗外一缕阳光照耀在白色软缎衣服上。叮叮咚咚的琴声，像清亮的小溪水纡徐从我心灵淌过。王伯母胖胖的脊背慢慢起伏。我痴迷呆立一旁。王伯母站起，朝我一歪头，凉手指往我脸上一划，“好听吗？”
“好听。”
她向妈妈一笑，“小野的乐感很好，该让他学音乐。”
我真想也去按按那一半黑一半白的琴键。
王伯伯原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解放后，他一心想回到祖国服务，带领全家人绕道欧洲，才与中国大使馆联系上。回国后，他在一个保密国防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去年刚被吸收入党。他的两个女儿是中学生，也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要求进步的。她俩爱穿旧衣服，尤其喜欢在袖口与膝盖上打补丁，认为这就是艰苦朴素。
一天，王伯母向妈妈发愁地抱怨说：“欣欣非要穿旧衣服，还要有补丁的。我说没有，她就哭，躲到屋里不吃饭。你说，我去哪儿找旧衣服呀？新衣服还可以买，旧衣服上哪儿买呀？”
妈妈问她：“你没有旧衣服吗？拿来改一改给她穿呀。”
王伯母使劲摇晃脑袋说：“我的旧衣服，不是绸缎就是呢料的。她俩要穿布衣服！”
妈妈诚心诚意说：“那我回家替你找一找。”王伯母连忙道谢。
可是，妈妈回家翻箱倒柜也未找出一件合适的旧衣服。旧衣服不是送人，便改成尿布什么的。适合女学生穿的旧衣服更是没有。后来，还是妈妈找到赵舅妈家，用王家的两件新衣服换一件旧衣服。王伯母直谢妈妈，赵舅妈则乐得合不拢嘴。
晚上，王伯伯时常来我家聊天。他还认识了爸爸的另一个朋友梁伯伯。他俩也成了好朋友，互相走动起来。梁伯伯是翻译家，专门研究俄罗斯古典文学。他性情耿直，有什么就说什么，尤其对社会的一些风气不满，爱发牢骚。王伯伯新入党，比较虔信报纸宣传的那些政治理论，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努力改造才跟得上时代。他俩观点不同，忍不住就会在我家争辩起来。
梁伯伯高个子驼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脸庞消瘦苍白，头发乱蓬蓬的。“吭，吭！真是没法子，到处都是形式主义！政治口号成了万能良药……”
“不能那么说哇！”王伯伯光溜溜秃顶，圆脸蛋总笑嘻嘻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政治挂帅是对头的，鼓舞积极性嘛！嗨，哪能没有一点儿偏差呀？”
“我担心重蹈覆辙……吭，吭吭！苏联……对斯大林搞狂热的个人崇拜……吭吭！吃了大亏！”
“不能这么说，”王伯伯本能地向门外扫视一眼，“可不能乱说咧！报纸批判了，这是修正主义观点，赫鲁晓夫才这么讲哩。”
“吭，吭！老王啊，你也给我扣政治帽子啊！”
“哪里，哪里，咱们屋子里说说，到此为止。”王伯伯连忙摇手。他那忠厚样儿，谁也和他争吵不起来的。
已至春末，快初夏了。天气越来越热，许多人只穿一件衬衣。梁伯伯此时却披一件旧棉袄，有时他哮喘病发作，还要躺在床上不停咳嗽和吐痰。梁伯母又瘦又矮，还不及梁伯伯肩膀处。她裹一双小脚，走路与众不同，步子很小很紧凑，走得却很快。
一天吃过午饭，妈妈正收拾碗筷，忽然对小寒妹妹说，“小寒呀，我们给你找了干爸爸和干妈，好不好？”
“谁——呀？”小寒妹妹眨巴眼皮问。
“梁伯伯和梁伯母呀……”爸爸也说，“他们主动要认你当干女儿呢。”
“好啊，好啊。”小寒妹妹的脸像绽放花朵，跳起来拍手道。
“什么叫‘干’的女儿呀？”我冲口问，“为什么要……‘干’呀？”
外婆说：“格就是过房女儿，梁先生梁太太格是侬过房爷过房娘。”
我还闹不明白。
当天晚上，梁伯伯和梁伯母进屋，妈妈半开玩笑说：“小寒，叫干爸爸干妈呀……再给干爸爸干妈磕一个头吧！”
小寒妹妹扬起奔儿头，清脆地叫两声：“干爸爸！干妈！”然后，趴地上真要磕头了。
梁伯伯和梁伯母笑得合不拢嘴，连声不迭答应。梁伯伯抱起小寒妹妹说：“吭吭！别了，别了！不要……吭吭！不要磕头，免了吧。”
爸妈还是让小寒妹妹给他俩各鞠一个躬。
从此，小寒妹妹时常到我这儿来显美了：
“瞅，干爸干妈给我买了一顶毛线帽子，米黄色的！”
“嘿，这是干爸爸送的，彩色蜡笔！”
有了那盒彩色蜡笔，小寒妹妹又迷上绘画。她先是模仿爸爸买来的《小朋友》、《儿童画报》上的那些图画，画得很相像逼真。她画那些图画时，神态极专心致志，“奔儿头”快抵近了书桌，深深眼窝里一双小眼睛如黑珠子闪烁不定，嘴唇还不时吮一下。
很快，她不再描摹了，而是尽情地画自己幻想中的创意画。
“咦——”我看到一张画，奇怪地问她，“这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怎么还长一对翅膀？”
“这是神仙么！”她说，“神仙都是会飞的。”
“这个绿衣服小人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也会飞？”
“这是我做梦时见到的。他有时冲我笑，还冲我哭。他会跟一个黑色老鹰打架……”
“老鹰画得不好，眼睛瞪得那么大！”
“哥哥，你老说老说，说得我都画不成了。”
锅里油热了，冒出白烟。妈妈用锅铲小心翼翼把一块雪白南豆腐放进油锅。那块南豆腐颤悠悠，嫩得好似立刻散裂开，在油锅里吱吱响，被煎成金黄色。
妈妈脑门沁满汗珠，拿围裙匆忙擦一把汗水，朝我呵斥道：“唉，你来厨房凑什么热闹，我是没办法！”
旁边案板上，一个碗里泡着香菇，一盘剥好的虾仁，一条收拾好的鲤鱼。外婆坐小板凳上正摘着青菜，她叫我：“格小囝，来——帮我摘菜！”
我赶紧溜掉了。身后却传来妈妈的声音：“小野，叫爸爸把酒杯洗好啊！”
走进饭厅，爸爸擦拭得一个个酒杯亮晶晶的，又一处处摆好筷子、小碟。他捧出一个酒坛，涂一层油光闪闪的黄釉，坛口系着红绸子。这是他珍藏多时的绍兴黄酒。如今为了调解梁伯伯和梁伯母的关系，请他俩夫妇吃饭，也请王伯伯和王伯母作陪客，爸爸才将这一坛酒取出。
酒坛口的软木塞有些糟朽了，爸爸只好用果皮刀的刀尖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挑着，又与刚到的王伯伯闲聊：“老王，你喝得惯这南酒吗？”
“哈——哈！”王伯伯爽朗地仰面大笑，“你忘记了，哈，我是——无锡人呀。”
“我以为你在美国呆多年，光是习惯喝洋酒呢。”
“洋酒我也能喝，中国酒我也能喝！”王伯伯又笑了，眯缝起双眼说，“不过，这顿饭难吃哟！”
“不要紧的，”爸爸扒拉开软木塞，又凑上去嗅一嗅，满足地吸一口气，“哦，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协调好啦！两口子么，就这么回事。今天只是吃饭，你们也不必管那些事。”
“噢，老方，我问你，梁先生这人的脾气是不是有点儿古怪？”
“唔，有点儿怪脾气，可是个大好人啊……”爸爸总算又挖出了软木塞残存的部分，收起果皮刀，又说，“我跟他多年的老朋友啦，你想不到吧？他只在我家吃过两顿饭。有时候，我们留他吃饭，拉拉扯扯到胡同口，别人看起来像打架……呵，我给他起外号叫‘梁客气’！”
有人敲门。原来是梁伯母到了。她的个儿头只跟我一般高，瘦小身躯，窄长脸，高颧骨，脑袋裹了南方妇女常用的黑丝绒包头，蛮精干的样子。她伸手拍一下我的肩膀，便挪动小脚，风风火火进了厨房。她眼皮浮肿，却满脸堆笑，沙哑嗓音说：“方太太，我们又打扰你了，要你受累！”
“哪儿的话呀！”妈妈一脸汗水笑嘻嘻说，“是你和梁先生太客气喽，平日怎么也请不到呢。”
“是呀，倒是我们两口一吵架，就请到了哟。”梁伯母接茬道，逗得妈妈和外婆全笑了。她又抢过菜刀，麻利地帮忙切菜。她们叽叽咕咕闲聊着。我瞧妈妈瞪我一眼，立刻就知趣地出了厨房。
瞧一会儿小寒妹妹绘画，把自己做好的功课再检查一遍，我无所事事，就又溜回厨房。梁伯母哭了。她一手按着菜刀，另一手拽出手绢，正擦拭着泪水。她哽咽地说：“唉，唉……来了北京，我们就分居啦。他眼里从来没有我，说话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天天躺在书房里。稍不顺心就大发雷霆，又拍桌子，又摔碗，还动不动掀桌子……唉，你们不知道我的日子呀！”
妈妈利索地打鸡蛋，婉言劝梁伯母：“梁先生为人正派，他不会抛弃你的。男人嘛，总爱发脾气，只要他们不在外面瞎胡搞就好喽……哦，余先生，周教授，你晓得哇？他们当了教授，与元配的老婆打离婚呢。”
“离婚也比这种日子好受哩。”梁伯母呜咽说。
“弗好格，弗好格！一夜夫妻百日恩格！”外婆连连摇手。
我伸长脖子站一旁感兴趣听着。爸妈以前曾说过，梁伯伯解放前家里很穷，中学毕业后在一家书店学徒。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白天站柜台，晚上还去俄文补习夜校上课，又写一些短文章投寄至报刊。那家书店老板欣赏他，推荐他去一家报刊副刊当编辑。梁伯伯身体就是那时太劳累才搞坏的。据说，梁伯伯与梁伯母原是两家父母包办的娃娃亲。梁伯伯年轻时接受新思潮，曾经想退过亲，他母亲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梁老太太得重病卧床，家中无人照顾。那时的梁伯母虽未过门，主动任劳任怨前去侍奉老人，梁伯伯回家见此情景受感动，便答应与梁伯母结婚了。
“我们俩比不得你们恋爱夫妻呀！”梁伯母用袖口揩一把泪水，叹息道：“唉——一辈子恨我爹娘旧脑筋，从小非要给我裹脚不可，却不让我读书！我现在无法出去工作，只好到街道居委会帮忙，他也大发脾气……”
妈妈趁机规劝说：“何必呢！你去居委会干吗，又没有一分钱工资，梁先生又不高兴！”
“我跑跑街道，心情就舒畅多了！”梁伯母认真地说，“我为自己心里高兴呀！”
外婆瞟一眼梁伯母，“侬在街道里搞个啥事体？”
“喔，她是大雅宝胡同居委会的副主任，快十年啦。”妈妈转身劝梁伯母，“侬在街道干工作散一散心，我也赞成。可还要以家里事体为主呢！我看梁先生身体虚弱，若有个好歹，侬靠啥人去哇！”
梁伯母一怔，又辩解道：“侬姆娘讲得好哉！一夜夫妻百日恩呢，我哪里能不心疼他咯？他一月挣两百元工资，可上月才交我七十块钱！我一张口问，他瞪起眼睛。唉，全花钱买了字画和旧书啦，怎么让我过日子呢……他的书房不让人进。有几次，我打扫屋子，倒惹得他大发雷霆！现在，他干脆在书房外安一把锁。他出去就把门锁上……”
妈妈瞥一眼外婆，轻轻叹口气：“唉，清官难断家务事呀！”
厨房里油气腾腾。我低头瞅见梁伯母的小脚，跟粽子似的，小小的，头尖尖的。我奇怪了，她父母干吗非要把子女的脚弄成这样呢？唉，给梁伯母裹脚时，她一定很疼痛的，把脚趾都弄弯曲，也不好走路了。还有，如今她连买鞋都不好办，再小号的鞋子也嫌大，只好自个儿做鞋。
我心里堵得慌，又走到院子中间。
一阵小风吹来，密密麻麻的枣树叶子轻微晃动，仿佛呻吟出一首凄凉的歌。枣树干的皱皮如片片鱼鳞纹，我联想起梁伯伯脸上的皱纹。那天下午，我正在他家玩，梁伯伯脸色阴沉，倒背手进屋了，鼻孔不住喘气：“吭吭！吭吭！你妈呢？”小梅怯生生回答：“可能，在居委会吧？”“叫她回来！”梁伯伯怒吼一声，猛一拍桌子，几乎把桌架子拍散。一会儿，总算把梁伯母找回来了。她挪动小脚飞快进门，冲梁伯伯赔笑道：“居委会正检查卫生，我实在抽不出身来。小梅叫我，田主任还不高兴哩。”梁伯伯端坐椅子上，脸色铁青，一声不吭。梁伯母细声又道：“我这就去下挂面，打鸡蛋。”梁伯伯仍然不言语。我和小梅悄悄溜到隔壁房间。过一会儿，听见梁伯母又进门说：“好，挂面做好了，我再去端一样小菜……”一句话未了，突然哗啦一声巨响，伴随梁伯母的惊叫。
我们奔向隔壁屋，只见那张八仙桌已被梁伯伯掀翻了，挂面的汤呀水呀洒了梁伯母一身。小梅哇的一声号啕大哭，梁伯母也哭起来了。梁伯伯咳嗽着大骂：“吭！吭吭！混蛋！你跑街道……什么也不管！吭吭！”门口挤许多邻居看热闹，有人进屋劝架了，梁伯母和小梅的哭声更响了。我趁机溜走了。
不知怎的，我也很同情梁伯伯，觉得他也很苦。要不，他干吗天天躲书房里呢？爸爸说，也有个老朋友劝梁伯伯离婚。那人的理由是，现在这样两人都痛苦，离婚可以使一个人解脱出来，梁伯伯又瞪眼痛骂了老朋友一顿。
又是敲门声，爸爸忙去开门，“哎呀，梁先生，你再不来，我要去接你啦。”
“吭吭！我，说来，就一定来！吭，吭！”
“我要汝茵再去请一下王太太……”爸爸又说。
“噢！忘告诉你们啦，文娜听一个音乐会，很快就来，咱们别等她啦。”王伯伯说。
“当然要等！吭吭！怎么能……吭吭！”
“我们先喝点儿绍酒吧？”
喝完冰镇绿豆汤，妈妈动手收拾桌子了。
夏天了，全家吃晚饭不在客厅里，而是在那棵大枣树的树阴下摆一个小方桌，吃着那些稀粥和丝糕、包子之类的简单饭食。小寒妹妹喝了半碗粥，拿一根筷子瞎搅，弄得粥淌得到处都是。外婆直摇头，“格小囝，弗要搞，弗要搞！”
妈妈怜悯地瞟一眼小寒妹妹，叹息道：“唉，姆娘算了哇，那半碗粥倒掉吧。”
“弗好！弗好咯！浪费粮食弗好……”外婆仍然硬把剩下的半碗粥喝下，噎得她连喘带恶心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过，人们患了饥饿恐惧症，谁也不敢浪费粮食了。
小寒妹妹仰起奔儿头，两眼发亮盯着枣树叶丛。长满黑绿色青苔的墙壁，一只蜗牛缓慢爬动，爬入一片花花搭搭的淡黄暮色阴影中。
爸爸舒坦地斜倚靠竹躺椅上，与妈妈轻声细语商量什么事。我呢，挺想跑到胡同里玩一会儿。我不敢向妈妈提出来，只一次次怯生生望着她。
门铃响了。我跑去开门，心里一阵高兴。家里来客人，我可以借缘由溜出去玩了。
开门一看，是莫老师。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一绺头发披散在额前。她拿一块手绢不住擦眼泪，喑哑的嗓音问：“小野，你妈妈在家吗？”我惊慌地点头，引她进院子。
看她这样子，爸妈也惊诧地相视一眼。爸爸礼貌地向她微微颔首，匆忙地去书房了。外婆也端着盘碗锅勺进厨房了。妈妈上前招呼，“莫老师呀，坐这儿吧，咱们在院里乘凉。”递给莫老师一个板凳。
莫老师接过慌张坐下，却差点儿坐个空。妈妈忙伸手扶她一把。谁知，她未坐稳便爆发一阵哭泣：“呜呜……呜呜！方太太，我……我要跟他离婚！”
“怎么？怎么啦？”妈妈凑过去，拉起她一只手安慰道，“你别着急，慢慢说。”
“我……呜呜下定决心……非跟他离婚不可……”
我来了兴趣，也想站过去听一听。莫老师离婚，当然是跟周老师喽，到底是为什么呀？妈妈瞪我一眼：“你在这儿干吗？还不进屋复习功课去！”我悻悻地站起，很不情愿地进屋。
我不愿意翻来覆去地看那些课本了。我先钻进爸爸的书房，他躺在床头，凑着台灯柔和的光线正津津有味读一本书，没有理睬我。我又走进另一间屋，小寒妹妹摆着一堆积木，她高兴地唤我也来玩。我心神不定地站那儿瞧片刻，内心却非常想知道莫老师跟妈妈说什么。
我磨蹭着靠近窗台，只听见莫老师的一片呜咽和隐约的几句话。我又溜出屋，暗影中拿个小板凳挨近了她俩。妈妈对莫老师说：“唉，唉，这也怪你，怎么没打听好，就跟他结婚呢，这可是终身大事呀……”
“我后悔也来不及啦！都怪我弟弟，当时只听一个同事介绍，说周老师只是一般历史问题……我哪里想到，他骗我呀！他是五年前刑满释放出来的……”
“唉——那有什么办法！”妈妈长叹一口气，“如今，你也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我们俩没感情，结婚不到一个月就分居了。我想来想去，还不如离婚！”莫老师又呜呜哭泣。黑蒙蒙夜色中，她披头散发满脸憔悴的模样儿，很可怕也很可怜，像是戏台上的女吊。“方太太，说实话，我倒不在乎他的历史问题，我家也不是没有污点呀，我只恨他欺骗我！你不知道啊，他现在还有一个老婆、一个儿子在香港呢……”
“啊，有这么一回事！”妈妈的语调颇为惊讶，“以前，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他瞒得死死的，我从哪儿知道！后来，从香港来了他的一位朋友，才从话里流露出来的。”莫老师抽泣地说，“我，我对他，可什么也没瞒，连原来未婚夫的事全部告诉他啦……”
“唉，唉，都是命里注定！”妈妈啧啧连声。
“我相信命，我是苦命人！原来的未婚夫是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本来约定好带我第二天走的，谁知道他们长官临时命令他驾驶飞机去南京！那天，他火急火燎开一辆吉普车来我家，我却出门到王府井大街买东西，他呆了十几分钟没等到我，只好回飞机场了。他还想下一次回北平时再带我走，谁知道哇，第二天，东单飞机场也被解放军的炮火封锁住了！我只差半个钟头没能和他一起走成哇……”
“好了，你不用说啦，”妈妈低声制止她，“我明白你心心念念在想他……唉，可你想过没有？他在外面肯定也结婚啦！你们已经分别那么多年啦！”
“我怎么没有想过！男人……男人的心肠总是硬的！”莫老师又不禁痛哭失声。
“还是那句话，命里注定，命里注定！”妈妈也低头抹一把泪水，“你和命是强不过来的。唉，唉，你还是好好地跟周老师过日子吧。他虽然向你撒谎了，可也是不得已呀。这人，我看还是老实人。”
“方太太，人和命强不过来，我承认。可是，感情也强不过来呀，我反正讨厌他……”
“也不能这么说。夫妻嘛，感情总是慢慢建立的。”
“那也是没有用的。方太太，我这个人生来命苦。我是属羊的。人说，女属羊，守空房……”
妈妈正想说什么，一扭头，突然发现了我，又煞住嘴不说。她狠狠瞪我一眼，又挥着手轰我走。我站起来，鼻子有些发酸，抬头又仰望，黑沉沉夜空中一轮圆月渐渐亮了。身后，莫老师又捂住脸低声啜泣。
枣树丛中知了有气无力叫着，遥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火车鸣笛，又一阵微风拂来，挟带了叶丛中的喃喃自语。我突然联想起了，妈妈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她还指着星光灿烂的夜空告诉我们，哪个星星是织女星，哪个星星是牛郎，又哪里有一道银河，阻断了牛郎追逐织女。我真心相信这个故事。小时候，每当八月十五的半夜，我悄悄从床上爬起来，猫在窗台旁，巴望能听到牛郎织女在葡萄架相会的话语声。
等呀等，竟守了小半夜。窗外仍是一片皎白的月光，只瞄见枝叶繁茂的葡萄架在月光下青森森的。那一轮明月呢，一会儿隐入云海，一会儿又皎洁地挂在半空中。
小寒妹妹不知什么时候也悄悄下床，站到我身旁。我回头，她却把一根手指头竖在唇边，警告我不要吱声。我和小寒妹妹默默站立着。月光暗影又仿佛从墙角袅袅飘来，还带来一股飒飒的冷气，我俩不由自主打个寒战。
“哥哥，不用等啦。”良久，小寒妹妹轻声说，“牛郎和织女肯定不会来了，他们发现咱们了。”
“都是你！你也爬起床来，让他们发现了……”
“不！刚才，你坐在窗台旁那会儿，他俩都已经知道啦。他俩就决定不来啦。”
“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呀？”
“他们是天上的人，就什么都知道。”
我也信服了小寒妹妹的话。是呀，已经成为天上神仙的牛郎、织女自然是无所不晓。他俩知道我们企图窥视他们夫妇的约会，也就不好意思来了。再想想，我不由生出愧疚，实在不该去偷听墙根儿，害得牛郎和织女只好取消了每年难得一次的约会，我们影响了他俩！我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小寒妹妹。
“不会的！”小寒妹妹摇着奔儿头，聪明地反驳我，“他俩没法儿在咱们家的葡萄架下约会，就不会去别的家吗？”
七号院大门口，许多夜晚乘凉的人们，摇起大蒲扇，天南海北胡聊着。建设他爸和刘大爷抬杠：“那是戏文里的，编的！”刘大爷伸出大蒲扇拍着腿，嚷道：“也不能一概而论！戏文里的事儿，有真有假。曹操、刘备、关公那是编的？古书里有嘛……”
我瞧见那边路灯下，凑着昏黄光影，小义子跟建设正光了脊梁拍洋画呢。我走过去，小义子冲建设说：“嘿，我输了，给你三张烟盒！你输了，就给我那张洋画，成不成？”建设一抹头发，说：“成！”
多好的一张洋画啊！上面古代长胡须的武将，穿盔带甲，威风凛凛手持一把大刀。我羡慕地直咽吐沫，可是妈妈不让我玩拍洋画儿，说太脏了。我也不敢玩，知道自个儿必输无疑。
建设躬身上前先拍，他搓一搓手，又朝手心哈一口气，猛地冲洋画儿边上拍过去，啪！洋画儿只轻轻掀起一角，又落下了，没拍成。
轮到小义子。他狡猾地咧嘴一乐，黑油油光脊梁往下趴，手掌微曲，不轻不重拍下去，那张洋画儿被拍翻转身了。小义子洋洋得意，捡起那张洋画儿塞进裤兜。建设垂头丧气，直腰起身。
“还玩不玩啦？”小义子问。
“不玩啦，洋画儿没了。”
“那，咱们玩弹球？”
“不玩。我没带弹球。”
“我借你，怎么样？”
“那也不玩。”建设转身便走。他更领教过小义子弹球的厉害，一打一个准儿，有多少也得输给他。
小义子万般无趣，斜眼又一睨我，当然更不是他的个儿了；叹息一声，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寂寞。他从裤兜摸索出几颗晶闪闪、滑溜溜的玻璃弹球，随便把一个弹球往墙角处一抛，又取出一个玻璃弹球在手指间，连瞄也不瞄，啪，打一个正中！
又将两个玻璃弹球捡回，小义子抹一把汗，咧嘴说：“哼，建设他才不敢跟我玩呢！那天，我一气赢了他十来个弹球，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玩这些，小义子是这条胡同的孩子王，谁也比不过他。我正想回话，突然瞥见对面黑糊糊墙角里，一个佝偻背影若隐若现，还发出奇怪的“哦哦……哼哼”的呻吟，那声音听起来很怕人的。我与小义子惊惶对视一眼。
小义子也有点儿发憷，摸一摸后脑勺，立即激出一些亢奋感。他从地下捞起一块半截砖，冲我果断一挥手，“走，瞧瞧去！”
我心儿怦怦乱跳，壮胆跟在他身后。走近几步，终于看清楚了，一个穿旧制服的男人趴在墙壁上呜呜哭泣。小义子过去扯一下子他的衣襟，高喊：“喂——喂！你，你是谁呀？”
转回一张寡瘦的面目，沾满泥土，泪水淌下冲开几道泥沟，像是戏台上的花脸。他带着哭音，连连摇手，“小弟弟……是我，你别嚷，千万别嚷，是我！”
“是——你——呀！”
一看，是莫老师的丈夫周老师。他耸起肩膀，细溜溜脖子上，突出的喉结一缩一动，可怜兮兮的。小义子松一口气，败兴地扔弃了半截砖，说：“原来你呀！你那么大的人，干吗还哭，真没劲！”
“噢，小弟弟，小弟弟，我不哭了，哦呵……”兀地，他的膀子抽搐一下，又一下，瘦弱身躯爆发一阵颤抖，犹如被电击。他两手捂住胸口，抑制不住呜呜的哭声，“我不哭……我实在太难受了，我忍不住……”
“你可真没出息！”
“是的，我没出息，我窝囊透了！我，我，不配做人……我……不好……”
“知道自个儿不好，就得了呗！”小义子抹一把脸，显得宽宏大量。他好奇地仰脸问，“你说，你以前是不是当过国民党吧？”
“当，当，当过……”
“唉，你干吗要当国民党呢？”
“我错了，我知罪，我改正……”
“能改正就好！”
“好，好，好，我一定……”
“好好改造自个儿吧，别老想着复辟资本主义！”
“不敢，不敢……行，行！”
“那你就走吧。”小义子一挥手，下命令说。
“好，谢谢你们，小弟弟，谢谢！”他向我俩点头哈腰。我不忍心看见那张寡瘦惨白的脸，只瞥一眼细脖子上突出喉结痉挛似的一牵一动。我扭过脸喃喃说：“你，你快走吧。”
他脚步蹒跚地走了，一身皱巴巴旧制服支在耸起的肩膀上，空荡荡晃来摇去，袖口破了，一缕破布条挂上面。
我俩站在黑沉沉的墙角，沉默片刻，我说：“这个周老师……噢，姓周的，他的老婆要跟他离婚。”
“干吗要跟他离婚呢？”
“大概是，因为他是国民党。”
“那，那，老聋头还是国民党呢！”小义子瞪起眼睛，打抱不平地嚷。半晌，他长长叹一口气——这对小义子来讲，是极罕见的，叫我惊讶！他对我说：“唉——******！不过，叫我说，这个姓周的呀……也真******那个，你说是不是？”
我一点头。我理解，小义子说的“那个”，是可怜的意思。他却不愿意说出来，男子汉大丈夫，如何能轻言可怜二字？更何况是可怜国民党！
妈妈成天耷拉脸，任谁也不理睬。外婆也不再那么唠叨，用歉疚目光不住瞟着我们，时不时搂住我和小寒妹妹，还“小囝、小囝”地叫着。前几日，上海来一封信，说小舅妈生了儿子，要外婆回去带孩子。妈妈刚找一桩工作，去某摄影编辑部当秘书，正要上班；外婆却吵着回上海，此事给家里投下一片阴影。
在饭厅刚吃完饭，小寒妹妹在那边房间叫了：“外婆，我要……”到底要什么，我也没听清楚。外婆也回过头，“哦……啥个？”
小寒妹妹扯开更大嗓门：“外婆——”
妈妈突然立起，怨气冲天对小寒妹妹：“你一劲儿‘外婆、外婆’叫什么，你是外孙女，是外人，外婆怎么会把你放在眼里！”
外婆终于生气了，“小妹，侬弗要格样讲，侬阿哥有事体我阿好弗帮忙哉！手心手背都是肉！”
“手心手背就是不一样！要不然，阿哥来一封信，你立刻就闹着要回去，孙子到底与外孙不一样！”
“弗好格样讲，弗好格样讲！”外婆的声音低下来。
爸爸也过来劝解妈妈，“有话慢慢讲，不要着急嘛！”
妈妈又冲爸爸大发脾气：“你当然不着急，姆妈走了，也不用你带孩子！把我拴在家里伺候你和孩子们，当家庭妇女哇……”
爸爸也火了，“这叫什么话！啊？”
妈妈眼里闪烁泪花，一甩手走了。
爸爸也缓慢抚摸着胃部站起，很响亮打几个响嗝，对外婆说：“姆妈，你慢慢吃，我回书房工作。”外婆也不住唉声叹气。
回到房间，我也躺床上发怔地望屋顶。功课都已经写好，我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了，也不想跑到胡同里疯玩了。外婆忽然要离开我家，使我产生出莫名其妙的惆怅感。天花板上一抹金红色，夕阳返照的，像鸭子，也像马奔跑。暗淡的暮色降临，屋子有些暗了。
我悄悄走过书房，听爸爸正在说：“你也应该体谅姆妈，上海来了信，她怎么好不回去呢！再说，她也在我们家帮了好几年啦……”
“别尽说好听的！”妈妈粗暴打断爸爸的话，“我就问你，陈总编那里怎么回话？是辞？还是不辞呀？我好容易找到这个工作，又得吹掉了，是不是？”
“要不，先雇个保姆……”爸爸犹豫地说。
“光靠这些工资，够吗？再说，小寒的病越来越重啦，我怎么放心把她交给陌生人带呢，她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啦……”妈妈又哭了。
我赶紧走开了。外婆在厨房里干活儿。房间里日光灯雪亮，小寒妹妹高兴地拉住我说：“哥——咱俩一块儿玩！你盯着我眼睛，我盯着你眼睛，瞧谁先眨巴眼皮！”
我俩的脸凑近，互相盯住对方的眼睛。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又想起妈妈刚说的，“她现在已经没多少日子啦……”我的心颤怵了，又仿佛看见她乌黑瞳仁里闪烁神秘光点，一片恐惧的阴影笼罩了我全身。我忍不住，眼皮飞快眨巴一下。
小寒妹妹笑了，“哈，哥哥，你先眨巴眼睛了！”
两天后，爸妈带我们去北海里的仿膳饭庄吃饭，给外婆饯行。外婆说走就走，回上海的车票已经买好了。
我家独院门口，有两棵大杨树，一块方地。
有一群又一群孩子们在玩。
我要申请参加进去，得怯生生喊一嗓子：“带不带我玩呀？带不带呀？”
必有一些孩子喊：“不——带！不——带！”
只有小玲瞄一眼我，轻声说：“带他玩吧，咱们在他家门口……”
然后，许多孩子就手拉手，排成一列：“你们要找什么人呀，我们要找方小野呀……”
我的手微微出汗了。旁边小玲的手也微微出汗了。一双又一双出汗的手紧握到一起，在茫茫暮色中涌动出亢奋感，“你们要找什么人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