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独院门口，我迎面撞上王伯伯的高大身躯。他手里拎着包金锡纸的洋酒瓶子，笑嘻嘻问：“小野，你爸爸在家吗？”我点点头，他转身进门了。
七号院门口坐了许多邻居聊天。赵舅爷也回家了，架腿悠悠地拉起二胡。刘大爷站跟前，捏起嗓门唱：“哎，先王哪……自那日与徐杨决裂以后，独坐在寒宫闷闷忧忧……”没唱完一段，他自个儿感觉不佳：“嗨！我这嗓子发干呀。”
赵舅爷一笑，放下弓子，转而与我搭讪：“小野哇，我才瞅见王先生提一瓶洋酒去你们家，是吗？”
“嗯，是啊。”
“你爸爸妈妈请他吃饭吗？”
想一想，并未看见饭厅里摆一桌菜，也没有听说要请王伯伯吃饭呀。我摇头说：“我不知道。”
刘大爷感兴趣插嘴：“我就是纳闷，外国酒有什么好喝的？能比得上咱们的‘二锅头’强？”
“嘿——”赵舅爷极不屑一摆手，“这‘二锅头’哪儿能提得上？那——得跟茅台比！”
“其实，我也喝过一回外国酒，是什么‘白兰花’牌的……”
“那是……你说是‘白兰地’吧？”徐家二哥小耳朵笑了，揶揄地说，“外国酒哪儿有叫‘白兰花’牌的？”
“对，没错儿！就是‘白兰地’！”
“什么滋味儿？”赵舅爷问。
“别提啦，可是呛死人！”刘大爷洋洋得意说，“那一回，我在英国大鼻子家干活儿，趁屋里没人，正摆一桌子饭菜和酒，我抄起瓶里剩下的酒喝一口，嗨呀，屁味儿！”
大家哄笑了。然后，又东家长西家短漫无边际闲扯着，我嫌没劲儿，又找不到小义子；溜达至那座大楼前，建设、豁嘴几个孩子正在玩“我们都是木头人”的游戏，站旁边看了一会儿，瞧他们也没有邀请我参加的意思，我也就兴味索然地走了。
转一小圈，我又回家了。客厅日光灯通亮，王伯伯、梁伯伯和爸爸坐一圈在沙发上，举杯对酌。茶几放一盒罐头沙丁鱼，一盒罐头凤尾鱼，还有花生米什么的，他们举起蓝色镂花的高脚杯不住碰杯，脸上红扑扑的。
爸爸刚从四清工作队撤回来，说是要搞**********，提早半年就先回来了。而且，他们刚当完工作队，回单位又得迎接从解放军派来的工作队。这时，正是到处派工作队、工作组的形势。人们也到处议论工作组，该不该派来工作组？工作组是革命的吗？反对工作组是不是反革命？诸如此类的话题。据说，一大批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很快从上面下指示，大字报一律不许上街。大学校园里，很多教师和大学生们发表演说，贴大字报，开各种会议，昼夜不眠地辩论。
“应该派工作组啊！现在有不少学校贴出大字报，已经把党委冲垮了……”王伯伯秃脑门沁出汗珠，忧虑地望着高脚酒杯在手里转来转去，“没人领导，岂不会大乱？那就一团糟啦，难以想象啊！混乱的局面再向工厂、农村、机关蔓延，那就……更不可想象啦！”
“工作组来就来呗！我不反对。吭，吭！”梁伯伯酒后脸色有些惨白，皱纹似乎更深了。他摇头，神情很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干吗搞什么思想排队？吭吭！这个，思想是复杂的，在一个人头脑里是说不清楚的！工作组却要划分什么中左、中右，这个那个……秉仁，你们那儿也搞思想排队吗？”
爸爸啜一口酒，笑着说：“当然也要搞啦。”
“你算哪一类呀？”
“大概算中右吧。”爸爸反问他，“你呢？”
“我，中右也沾不上边呢。”
“老王，你呢？”爸爸转脸问王伯伯，“你是党员，起码也得是中左以上吧？”
“哪里！在我们单位，我恐怕也是中右。”王伯伯蹙眉又去倒酒，“我搞业务的，又在美国留过学，还有海外关系……算我在中右的档次，已经是开恩啦！”
都笑了。梁伯伯说，“可在这个客厅里，你算是****啦。”
“依我看，工作组搞思想排队，也情有可原。他们刚来一个地方，不了解情况，要摸摸底嘛。”王伯伯笑嘻嘻用筷子敲一敲凤尾鱼罐头，“工作组代表党的领导嘛！”
“反对工作组不应该，提意见总可以吧？”梁伯伯将高脚酒杯往茶几一顿，瞪大眼睛说，“吭吭！给工作组提意见就算****，不让讲话怎么行呢！吭，吭！”
爸爸饮一大口酒，拍一拍梁伯伯肩膀恳切地说：“老梁呀，我向你做个忠告，在这儿讲讲没关系，可别去单位里说呀。经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咱们得吸取教训哩。”
“对，对！我也想说这个话。”王伯伯连连点头，又为梁伯伯酒杯里斟满酒，“老梁呀，你是好人，心是好的，就怕被别人误解啊！”
“这个，吭，吭！我当然知道！”梁伯伯捂住胸口，压抑住一串咳嗽，做个手势说，“在单位，我的嘴巴闭得紧紧呐……吭，吭！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很危险哩……”
“不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王伯伯又使劲摇头道，“《人民日报》社论讲，形势很好哩，而且还会越来越好……”
他们又大声争执起来。
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呆坐床前，也不开灯。
唉，妈妈不在家，大概又跟赵舅妈那些邻居们聊天去了。小寒妹妹死后，妈妈心神不定，几乎在家坐不住，变得更爱串门了。爸爸回来后，也处处迁就妈妈，全家绝口不提小寒妹妹。
我也有些性格孤僻了，小寒妹妹死后，自己更愿意一人在黑暗房间里沉思冥想。我怔忡地痴望墙壁上一大片黑糊糊影子，听见隔壁房间爸爸和梁伯伯、王伯伯的说笑声，还有远处清洁队处所传来的模糊汽车鸣笛，人们隐约的吆喝。蓦地，那些嘈杂市声仿佛被一个奇异魔方吸收了。我有了那种难以言说的静谧感。也杂有淡淡的愁绪，又有一点儿惆怅。有时，还生发了幻觉，全部生命似乎都凝结成飘忽的灵魂，像杨花一丝一缕飞呀，飞呀，不知飞到哪儿。
刹那间，我心如止水。这样坐了良久。
把住校门值勤的两个学生不见了。平时他们威风凛凛，每人进校都要检查一遍，谁带了零食啦，谁没系红领巾啦，谁的穿着不整齐啦，他们都要管。今天怎么不见了？
校园气氛有点儿异样。一排排散发阴霉气息的古屋老宅教室，忽然产生了不安宁的意绪。正是上自习课时，可是操场上却东一簇、西一堆聚拢了学生们，议论纷纷，骚动喧哗。我察觉出今天很反常，也许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过，我张望一下，仍旧规矩地回教室上课。迈进教室门，发现一半同学出去了。教室里也乱哄哄的。张保林一拍我肩膀，兴冲冲说：“嘿，你知道不？胡宗义造反啦！”
“什么造反？”我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胡宗义老师是大队辅导员，他造谁的反呢？干吗要造反呀？
“他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打倒校长王蕙兰呢！就那边，咱们瞅瞅去！”
我随他到了音乐室后面山墙下，那里真是人山人海。围一大堆人看那张大字报，一些同学还推推搡搡的。我仰头只见大字报的标题是《质问王蕙兰》，大致内容是批判王蕙兰，第一条不突出政治，第二条重用有历史问题的人，第三条、第四条……一堆黑糊糊的墨笔字，我又看最后的署名是胡宗义和另外两个老师。
一个老师嘟哝一句：“胡老师怎么用这种口气写大字报，王蕙兰是校长呀，他太狂妄啦！”
“这就叫造反呢！眼下时兴这个哩。”另一老师说。
王蕙兰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一个胖墩墩的老太太。她给我们讲话时总要拿一摞稿子念，若无稿子，讲一句话就带个“这个、嗯这个”，同学们在下边悄悄给她数，说一通话带多少“这个”。
胡宗义是学校少先队的大队辅导员。他是个推平头的小伙子，干劲很足。平常走路像一阵风，讲话也慷慨激昂，还挥手做各种手势。我们很爱听他的讲话。听说，他是最受王蕙兰校长赏识的年轻老师，正准备培养他入党呢。他为何又反对起王校长呢？
从此，学校乱了。
第二天又有几个老师给胡宗义写大字报，说王校长是党支部书记，代表党组织，反对她就是****。有些老师还发动自己学生们也写。五班班主任是年轻女老师刘新云，她丈夫任六年级的年级组长，也很受王校长赏识。这两口子批判胡宗义最积极，共同写一张大字报，揭发胡宗义不突出政治，搞少先队活动尽是玩。
那几天，学生们也不好好上课了。大字报贴得满校园都是。惟独我们班照常上课下课，还是维持着往日的秩序。一天早自习课，班长于伟举手发言了：“史老师，别的班同学都写大字报，批判胡宗义，怎么咱们班……不写呀？是不是……嗯，嗯……”他也心慌说不下去。
史老师眯起眼睛凝视着于伟，眼角扇形皱纹蹙一起，目光极其冷淡。好一会儿，她才语调缓慢，一字一句说：“学校领导，没有正式通知让发动同学们写大字报。要是有了通知，我会传达给同学们的。好吧，上——课！”
同学们鸦雀无声，都被那种冰冷目光震慑住了。这一堂课特别安静。
又过几天，忽然传说校长王蕙兰犯错误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给胡宗义平反。转瞬间，校园里又贴满大字报和大标语：“打倒走资派王蕙兰！”“王蕙兰镇压**********罪该万死！”更多学生们离开教室了。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四处游荡。校园里就像是个热闹的集市。
晨检时，我们班仍然坐得满堂堂的。史老师站讲台前，以少有的严厉声调说：“咱们班同学，今天，一个也不准出去！”又大声重复一遍：“不准，不准——出去！听见没有？”同学们倒是没有敢动，却交头接耳，叽叽咕咕，课堂秩序从来没那么乱过。显然，史老师的威信也减弱了。调皮的陈永强竟跑下座位，扒窗户朝外张望着。若以往，史老师会揪住他衣领，狠狠训斥一顿。可是，她只不过温和地说几句：“陈永强，回座位吧。同学们守纪律啊，快下课啦……”
史老师还坚持讲课，教室里却像飞舞着无数蜜蜂，一片嗡嗡响盖住她的声音。外班的两个男生跑来了，嘭，嘭，嘭！拳头敲击着窗户大喊：“嘿！你们班怎么还上课呀？”“都造反啦，快去打倒王蕙兰！”
陈永强从座位一跃而起，兴奋高喊：“哈——哈！我们也要造反！也要打倒王蕙兰！”张保林、于伟等一群男生也随着蜂拥其后，呼啦一下子涌出教室，伸开双臂，举拳狂喊：“噢——噢！都造反呐——打倒王——蕙——兰！”
只剩小部分学生留在教室。史老师一下子跌坐椅子上，双手捂住脸孔，一绺灰白头发披散下来，显得特别疲惫。
呆坐片刻，几个女生又溜出教室。操场上学生们呐喊喧嚷，一片沸腾。我也坐不住了，悄悄溜到讲台桌边，史老师脖子扭动一下，我怯生生说：“史老师，我上厕所……”
“去吧，去……吧。”史老师头也不抬，呻吟似的说。
走到操场上，我才听到同学们议论说，今天专门揪来校长王蕙兰到东校批斗，都停课了。学生们窜来跑去，跺着脚，拍着手，有节奏地齐喊：“打、倒、王、蕙、兰！打、倒、王、蕙、兰……”
操场中央摆一张课桌，桌上又放一把椅子，校长王蕙兰站上面弯腰挨斗，她的胖脸涨得通红，蓬散的花白头发湿漉漉，汗珠一串串从下巴颏淌落，衬衫紧巴身上。她呼哧大喘粗气，身体摇摇晃晃像是要跌倒。
旁边的体育老师穿一身蓝色运动服，挥拳头大声带领学生们呼口号。胡宗义站在不远处，表情矜持地两手抱肩，有几位年轻老师簇拥在他身旁，时不时凑上来讲几句话。他简单应付着，用轻蔑目光盯着眼前狼狈的王蕙兰。
艾蓝和几个女生咯咯笑，互相打趣：
“嘻嘻，这么胖，也不怕把课桌压垮了。”
“咦，她站得挺稳呢，也摔不下来。”
“摔下来，噗通一声，一大块胖肉！”
“以后，让她去马戏团吧，耍杂技！”
我又瞥王蕙兰一眼。她还站在高处，弯着腰浑身颤抖，摇晃得更厉害了。我的心怦怦乱跳，哦，她还站那儿，可千万别摔下来呀……啊，马上就要摔下来了！唉，周围人怎么还笑呢？我捂住胸口，再也难以经受这么残忍的心理折磨，急忙拨拉开人群，逃出操场。我闹不清楚，如果一个人真要是被活活摔死，有什么可让他们如此兴高采烈呢！
从那天起停课了。每天我还是准时到校。同学们在教室里打闹嬉戏，一片乱嘈嘈的。张保林大模大样过来，冲我说：“嘿，咱们提前放暑假，也不考试啦，老师们集中学习。”
我不太相信，问他：“你听谁说的？真的假的？”
“不信你等着瞧！”
我在座位呆坐片刻，又百般无聊。唉，没有老师教课，我来学校干吗呢？
一会儿，于伟又集合全体男生到教室角落，洋洋得意地说：“所有人都报一报自个儿的家庭出身吧！”他又报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是“革军”。其他同学也纷纷报了贫农、城市贫民、工人什么的。轮到我，妈妈说爸爸是出版社的编辑，应该算国家干部。我也就这么报了。
陈永强马上说：“什么国家干部呀！你说过，你爸爸还翻译过一本书呢！”
张保林大嚷：“那是反动权威，得打倒！”
我急扯白脸分辩，“我爸爸没有被打倒！不信，你们调查去……他还参加四清工作队呢！”
于伟一听肃然起敬，“还参加了四清工作队？那是‘革干’了。”
我没吱声。
每人报过家庭出身，于伟横眉竖目撵走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要开会，你们滚蛋吧！”他又转身取出一本红皮小书，向大伙炫耀，“这是《毛主席语录》！你们有没有哇？咱们每人都得有一本，想办法回家去找，明天上午，咱们宣传******思想去！”
“怎么宣传呀？”
“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呀！”
“哈哈，太带劲儿了！”陈永强挥拳擂击课桌大叫。
同学们商定，明天上课的时间就直接到24路公共汽车的演乐胡同站牌下集合。有同学问，还得向家里要一毛钱买车票吧？于伟一摆手，宣传******思想还买什么票！
回家，我把这事儿向爸妈复述一遍，问爸爸要一本《毛主席语录》，爸爸沉着脸没答话，倒背手在屋里踱步。妈妈皱眉头问：“是老师让你们去的？”
“老师管不了我们啦！”我得意忘形说，“是同学们自个儿组织的！”
妈妈火了，厉声道：“那你老老实实家呆着，不许去外面瞎掺和！跑公共汽车上念语录，要是不小心让汽车轧着怎么办！”
一听妈妈不让去，我急得快哭了，“出身不好的同学才不准去哩。你不让我去，人家以为我出身不好，往后我在学校怎么呆呀……”
他俩面面相觑。沉吟一下，爸爸才说：“唔，可能，让小野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是有好处的。他太腼腆内向，这样也不好，适应不了以后的社会环境。”他答应借出那本《毛主席语录》，我转泣为喜。
第二天清早，演乐胡同聚齐好几位男生，大多数人没带语录。因为那时，《毛主席语录》刚在社会上流传，只是军人们和少部分干部才持有。于伟说不要紧，有几本就行，大家轮着念就是了。
一辆24路公共汽车驶来，我们一拥而上。
梳短发的女售票员问：“哦，你们要给乘客们念《毛主席语录》吧？这是好事。不过，你们来晚啦，”她往后一指，“已经有了演乐胡同小学的同学们了，你们瞅——”
果然，车厢后面有一群系红领巾的学生。
陈永强不依不饶说，“凭什——么呀！宣传毛主席语录，人人有份。干吗许他们宣传，不许我们宣传呀？就不下去！”
张保林也嚷道：“谁敢不让我们宣传******思想，就坚决打倒谁！”
女售票员不敢阻挡我们。关上车门，公共汽车启动了。突然，演乐胡同小学那帮孩子，共同扯大嗓门念一条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似乎在示威。我们也不甘示弱，于伟低声嘱咐：“咱们的嗓门要比他们大，压住他们！”大伙憋足了劲儿，扯响更大声音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你们的嗓音响，我们比你们更响。甚至，他们每念完一条语录，我们连喊带嚷念另一条语录，互相企图盖住彼此的声音，好像用毛主席语录吵架，车厢里一片喧嚣，乘客也听不清楚我们念什么，都是想笑又不笑的模样。公共汽车驶得风快，街两旁的房屋、自行车、行人，都一闪而过。陈永强把脑袋伸出车窗外，我也特别兴奋，似大喊大叫冲锋陷阵一般过瘾。
公共汽车到东单总站，乘客们下车了。我们正要再上另一辆车，迎面走来一个又瘦又矮的中年人，倒背两手，官气十足，售票员说是他们的领导。这个领导上下打量我们一眼，说：“小同学呀，你们宣传******思想，很好很好。唔——啊，可要有组织，有纪律呀，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是新鲜胡同小学的。”
“嗯——24路车，我们这儿，已经安排演乐胡同小学和大方家胡同小学的同学们，你们还是去别处联系吧？啊——”
大伙急了，纷纷吵嚷：“干吗许他们宣传，不许我们宣传呀？”“你们不合理！打倒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要上去！我们就要上去！”
一起哄，那位领导恼火了：“我就是不让你们上去！哼——看谁敢上？”他一甩手，转身便走。我们傻眼了。陈永强眼珠一转，大声说：“好——哇！你不让我们宣传******思想！我哥是红卫兵，明儿，我带他们来造你的反！”
那位领导倏然变色，又转回身，顿时满脸堆笑：“唉，唉——干吗来造反呢……你们宣传******思想，我当然支持啦！你们先上那辆车吧，好的，好的，小同学们，我支持你们，是支持的呀！”
同学们蜂拥蹬上公共汽车。其实，陈永强他哥正在工厂学徒，哪儿是红卫兵呀！他一句谎话，把那位领导吓坏了。新上的那辆车，才驶过两站，乘客们满满当当的，我们被挤得东倒西歪了。又热又累，每人的嗓子也嘶哑了，便改变宣传方法，由每个同学轮流念。车厢充满了强烈汗馊味儿。我正汗流满面朝车窗外呆望着，张保林伸手捅一下我，递过《毛主席语录》，“嘿，该你念啦。”
我接过语录本，随便翻一页急忙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某些……”我念不下去了，不认识这个“蠢”字。可是，满车厢乘客全都竖耳倾听，我又不能另换一条语录念，也无法跳过这个生字，怎么办呢？只好瞎猜。“蠢”字下边有两个“虫”，大概也是念“虫”字吧？
略微犹豫，我硬往下念：“……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虫’人的一句俗话……”这句话没念完，满车厢乘客们哗地哄笑了。所有人都瞧着我哈哈大笑。一个妇女捂嘴笑，胳膊挎的小包掉下，她一边捡，一边笑。另一个戴眼镜中年人仰面大笑，眼镜差点儿滑下鼻梁，他喘着气说：“虫——人！哈哈！真逗……虫人！哈哈！”
我满脸通红站那儿，真恨不得有条缝钻进去。身旁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拍一下我肩膀说：“孩子，是‘蠢人’不是‘虫人’，你念了错别字啦！得好好上语文课呀，哈哈！”张保林替我分辩，“老师还没教我们这个字呢！”
一片笑声中，我晕乎乎念完那段语录，再无兴致瞧车窗外的街景了。只盼望公共汽车快到站，那批乘客早点儿下车。我无地自容埋下头，尽量不看一张又一张笑嘻嘻的脸孔……
中午，大家回家吃饭。解散时，同学们约定下午两点仍在原地集合。往家走的路上，我浑身发冷，嘴巴干渴，嗓子眼儿要冒烟。快炸裂的脑袋里，下意识层里翻来覆去是：蠢人——虫人……啊，虫人？
跨进家门，妈妈立即发现我脸色不好，惊讶地说：“咦，你的脸色怎么发白呀？是不是发烧啦？”她匆匆寻找温度计。我迷糊地躺倒在沙发上，还是去不掉满脑子的“蠢人”和“虫人”。过一会儿，妈妈给我再试一试温度计，果然是低烧。
我病了几天，再也不能跟大伙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了。不久，学校也发来通知，我们提前放暑假了。
太阳似乎越来越大，它的热力蒸腾入空气中，散发出辣辣的腥味儿。柏油路白晃晃的，仿佛要被阳光晒得蜷缩起来，也显得更空旷了。我跟在妈妈身后，满身满脸腻出一层油汗，黏糊糊滞住了毛孔。
哦，世界大变样儿了！大街墙壁上贴满大字报和大标语，许多人拥挤着驻足观看。商店都改了名字，什么“四新”百货商店，“东风”照相馆，“红旗”书店之类。街对面高挂“同仁堂”大黑匾的中药店，也改名为“红光”中药店。马路到处是高音大喇叭的喧嚷，有时播送革命歌曲，或反复广播毛主席语录。熙熙攘攘的人群，服装是单调的蓝色、灰色和黑色以外，绿色军装成了时髦衣服。没有一个姑娘穿裙子，据说红卫兵组织最近联合发布一道“通令”，禁止奇装异服，专有一条是不准穿裙子。
天空无一丝云彩，闷热得像个火炉。我嗓子眼几乎冒烟，想喝一杯冷饮或吃一根冰棍。我和妈妈正要走进东安市场——不，也改名叫“东风市场”了，闹哄哄的大门处聚拢一大群人们，人群中两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女孩子，也就十四五岁吧，穿军装，腰扎皮带，从军用挎包取出一把剪刀，拽住一位高个儿姑娘说：“辫子是‘四旧’，你知道不知道？你应该破‘四旧’……”
高个子姑娘背后有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辫梢直达腰下。她嘴唇颤抖，几乎说不出一句整话：“我……我不知道……我也要……要革命……我……剪……”
一个女红卫兵递给她剪刀，“好吧，你自己剪！”
高个子姑娘犹豫一下，哀求道：“让……我回家再剪……行不？”
她没说完，四面人群起哄了，纷纷嚷：“不行，不行！”“革命要有勇气！”“破‘四旧’要彻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剪就现在剪！”“现在必须剪，必须剪！”“剪，剪！”
高个子姑娘脸色像纸似的煞白，她浑身哆嗦，摇摇晃晃站不稳脚，像要跌倒，眼睛里噙满泪水。我的心怦怦跳，特别同情她，只希望她能尽快逃出窘境。
另一位红卫兵不耐烦了，瞪眼说：“你没有勇气革命么？我们替你革命……”她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攥住两条辫子就要剪。
“不，我来……我自己来……”高个子姑娘颤巍巍接过剪刀，牙咬住嘴唇，一狠心，嚓！嚓！两剪刀，那两条粗大辫子落地。刹那间，她的头发蓬松披散开，遮住半个脸，只露出失神的双眼，呆怔怔注视前边，就像个女疯子。
人群发出欢呼：“好！”还零零落落鼓几下掌。
一个红卫兵两手插腰演讲：“同志们，我们要破除‘四旧’，大立‘四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现在宣布，辫子共有十大罪状……”
妈妈拽一下我衣角说：“快走吧，咱们走……”离开人群，走到街面上，她才低声说，“别再逛街了，快点儿回家吧！”我立即点点头。不知怎的，我也充满了恐惧感。
人群扰攘的王府井（改名为人民路）大街两旁尽是红卫兵。他们胳膊上佩带红袖章，戴军帽，腰扎皮带，随便叫住人们盘问，然后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走到钟表店大门口，听到后面厉声叫喊：“站住，站住！叫你呢，穿蓝短袖衬衫的那个女的！就是你，听见没有？”
路边好些人一齐站住。回头望望，又惊慌地面面相觑，不知道叫谁。
追上来三个女红卫兵，一个穿旧黄军装，一个穿旧蓝学生制服，一个穿灰衣服，三人都佩带红袖章。她们手指妈妈喊：“叫你呐——你怎么不站住？”
妈妈脸色刷白，汗水从额头淌下。我的脑袋也像挨一棍子嗡嗡乱响，呆立一旁。
穿蓝学生服的女红卫兵上前，从挎包取出皮尺，蹲下来量妈妈的裤腿，量了又量，才抬头带点儿失望地说：“六寸三分，够标准。”
她们并没有完，从军用挎包掏出笔记本，咄咄逼人问：“你是什么出身？”
“我家庭出身小业主……”
“小业主？”她们三人对视一眼，一时搞不清楚小业主算什么阶级，应该是团结对象，还是打击对象。
妈妈赶紧解释：“毛主席说应该算是半无产阶级，相当于中农。”
“你丈夫是什么出身？”
“他家也是小商贩出身。”我仰头一看，妈妈嘴唇皮微微颤抖，她又加一句，“我们本人成分都是学生。”
她们仍然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妈妈，又从头扫视到脚，穿旧黄军装的女红卫兵放连珠炮似的提出一连串问题：“你们是不是牛鬼蛇神？是不是黑五类？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是不是**********冲击对象？说老实话！”
“不是，不是。我们都不是，我爱人只是一个普通国家干部，我是家庭妇女。”
“你为什么要烫发？”
妈妈总算恢复了冷静，微笑说：“我以前是烫过头发。不过，破‘四旧’运动一起来，我响应红卫兵号召，不再烫发，还剪了头发……”
她们站当街，立即引动一些人围拢来看热闹。我脑袋里一片混沌，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重压感觉。忽然，记起刚才东安市场门口的那一幕，高个子姑娘被一群人起哄，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也会成为他们围攻的对象。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大多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开始叫嚷：“她的头发就算是烫发！”“搜查她的皮包！”“我看她就不像红五类！”
我的后脊背一阵阵发凉，两腿像棉花。
从街对面过来两个女红卫兵，发旧的蓝学生服，腰间也没扎皮带。呀，前面那个剪短发的红卫兵不就是小华姐吗？我拉一把妈妈的袖子，向前一指，“妈，小华姐！”妈妈也瞧见了，大声叫：“小华！小华！”
小华姐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她笑吟吟先冲妈妈点头，“林姨，您上街买东西呀？”立时，转脸又朝三个女红卫兵说：“这是林姨，我们街坊，没问题的！让她走吧。”
她们跟小华姐是同校的，脸上神情顿时温和了，挥手让妈妈走了。三人推搡着围观人群，气势汹汹嚷道：“起开，快起开！有什么好看的！”人群散开了。
走出挺长一段路，妈妈才心有余悸地回头瞥一眼，对小华说：“好家伙，你们那几个同学真厉害呀……”
小华姐一笑，悄悄说：“今儿是五六个中学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到王府井大街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林姨，我送您到大街口吧，省得又碰上麻烦。”
“好，好！”妈妈眉开眼笑，连连点头。她不住用手背抹着脸颊的汗水，甚至不敢掏手绢擦。大街上三五成群到处都是红卫兵们，随便可以叫住行人盘诘，还往笔记本记录着，便道聚拢好几堆人群，不时发出起哄的怪叫。
我们的脚步加快了。妈妈和我紧挨小华姐，她胳膊上红闪闪的袖章成了我们的护身符，妈妈时不时与小华姐没话找话说几句，以显示我们与这个红卫兵挺熟悉。一直到街口，果然，再没有人拦住我们盘问了。
妈妈拉住小华姐的手说：“太谢谢你啦。”
晚上，赵舅妈来我家串门，全家人对她出奇地热情。妈妈迎上前，拉住她的手说：“哎哟，今天多亏了小华啦！”爸爸平时见赵舅妈来，也只淡淡打个招呼，便进入书房了。今天，他破天荒特地为赵舅妈沏一杯茶，也坐沙发上陪她聊天。
赵舅妈笑嘻嘻地连声道：“这算啥呀，算个啥呀！还不是应该的。林姨对我们一家人那么好，应该的事儿！”他们闲聊几句，赵舅妈又得意地说，小华和小义子在中学的红卫兵组织都是当头儿的，因为他们家庭出身好，属于红五类。
爸爸应和道：“对，对呀，出身好，革命才坚决呀！”
妈妈也说：“没错儿，越穷才越革命！”
“嗨——革个什么命呀！革来革去，还不是那么穷！小华小义子当红卫兵倒挺起劲儿，可连一条皮带和军帽也没有，他们学校别的红卫兵都有。我就说，你们瞎折腾个啥，折腾来折腾去，还不是吃窝头的命！”
爸妈迅速交换眼色，妈妈即刻掏出钱包，把一张五元钞票塞进赵舅妈手中，“唉——你早不说呀，当红卫兵是光荣的事儿！怎么能军帽和皮带都没有呢！拿去呀，就说是林姨送的……”
“不成，这可不成！这不成！”赵舅妈连连推让，妈妈硬要塞给她，她俩几乎扭作一团。爸爸也劝说着赵舅妈收下。
悄悄地，我溜回自个儿房间。唉，夜晚的月光那么皎洁，斑斑点点的枣树叶影子洒了一院子，模糊的一片黑影也落在我床上。或许，一场革命风暴真的要来了？我们已经嗅到了雨腥味儿了。可是，对于赵舅妈和小华姐、小义子来讲，最大问题是他们还缺一条皮带和一顶军帽！噢，月光真白，白得让人迷惘。
宽敞的广场中央，圆形莲花喷水池朝外挥洒水点，在强烈阳光照耀下，如千万颗银闪闪的珍珠。我挺想过去瞧一眼，水池里可否有鼓眼金鱼游着？爸爸拽住我说：“嗨，你不是吵着来莫斯科餐厅吃西餐吗？再玩，耽误了时间，里面没座位啦！”
跨上花岗岩台阶，我不时仰望耸入云端的一座镏金铁塔，塔顶上那颗五角星，真的挺像苏联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颗红星，西餐馆干吗要修成这样呢？我想问一问，却见爸妈脸色阴沉，遂知趣地不做声了。
走入餐厅，里面的人真不少，大都是言谈举止颇有修养，风度翩翩，脸色白皙的人们。他们如今也穿着朴素，不敢穿戴过于考究了。从外表也可看得出来，这些人是属于社会养尊处优阶层的，或许正惶惶不安等待**********浪潮的冲击呢。大厅的光线有些暗淡，玻璃窗都拉上紫色丝绒帷帘，打蜡地板发出深黄色光亮，一根根红色大理石立柱显示出华贵的气派，宽阔餐厅内放了一张又一张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我们一家人找一张空餐桌坐下。
爸爸拣起菜单，说一句：“今天多叫几个菜，吃得舒服一些！”妈妈耷拉下眼皮，从胸间忧心忡忡吐出一口气。
我心中也掠过影影绰绰的不安。昨夜，偶尔听到爸爸与妈妈商量：“……我的意思是交一半，留一半。”妈妈过了片刻才说：“单位命令你们把所有的稿费全交上去吧？”“当然啦。”
“那就全交出去吧。”“嗨，干吗这么傻？还是交一半，留一半吧！有几百块钱留在家里，往后再怎么乱，心里有底呀。”妈妈默然不语。爸爸安慰她：“放心，单位的事儿我来应付……我说，明天是星期日，咱们取了钱，去莫斯科餐厅吃一顿吧！唉，要不，以后怕吃不着了。”
白制服侍者近前，听爸爸点菜，他飞快地记下。
“一个猪排，一个奶油鱼……有油炸子鸡没有？”
“有。”
“要一个吧。再来一个杂拌？”他又问妈妈。
妈妈摇摇头说：“菜太多了，吃不下的。”
“不要紧，咱们带了饭盒的。”随后，爸爸又要了三份奶油蘑菇汤，一盘沙拉，还有面包、果酱和黄油。
“再来两杯清咖啡，”他瞟我一眼，“还有，一杯冰激凌。”
我笑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我最喜欢这儿的冰激凌，做工很细腻，味道上品。
白制服侍者送来银闪闪的餐具，有叉子，有餐刀，还有一摞白色餐巾纸。爸爸心境转好，满有兴致教我使用刀、叉：“嗨，上次教过你，又忘了？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子……这么着，你看！”他给我做示范。
妈妈的脸也浮起笑容，“你教他也没有用，他还是不会使的！连我拿起刀叉还是别别扭扭呢……”
侍者端上一大摞面包片，一盘沙拉，每人一盘奶油汤，几碟果酱和黄油。爸爸舀一勺奶油蘑菇汤，很满意地呷一口道：“唔，味道不错。”
我正往面包片抹着黄油。突然，餐厅里涌进一群红卫兵，约有七八人。天气虽然很热，每人都穿一身将校呢军服，腰间扎皮带。为首是个女孩子，一顶将军哔叽的军帽压在短发上，傲然四顾，边走边说。他们走进来，餐厅的喧声迅速静止，立即变得一片肃静，所有眼光聚焦到那几个红卫兵身上。
几个侍者快步迎上前。一个老年侍者跟那些红卫兵说着什么，满脸讨好的笑容。几个红卫兵傲慢地扬着脑袋，目光极其冷淡扫视着餐厅里的人们。其中，一位戴黑框眼镜的红卫兵还解下腰间皮带。
整个餐厅鸦雀无声，人们恐惧地望着他们。兀地，寂静中当啷一声响，离这儿不远的一张餐桌上，有位戴金丝眼镜的老头子一慌张，餐刀失手掉入汤盘里，红色番茄汁溅出，溅了他一脸一身。雪白餐桌布到处是红色油渍，他的脸也像个花猫。
人们心里一震，只不以为然瞥他一眼，目光又紧张盯在那群红卫兵们身上。旁边桌上那个老头儿摘下金丝眼镜，神色尴尬地嘟哝两句，用餐巾纸擦拭着溅到脸颊的番茄汁。瞧他那怪样儿，我有点儿想笑，又笑不出。
老年侍者还跟那些红卫兵商量着什么，不住点头。不一刻，他满面笑容领着这群红卫兵，穿过大餐厅，径直往专供外宾的小餐厅去了。顿时，餐厅里的气氛又松快了，一片欢声笑语。
爸爸长长吐一口气，叉起一块油炸子鸡，说：“哦——他们来吃饭的。”
“他们也吃饭？”我不禁好奇地问。
“废话，他们不吃饭，成神仙了！”
“不，我说，他们也到莫斯科餐厅来吃西餐？”
“可不是。莫斯科餐厅的西餐好吃啊，谁都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我又有些迷惘。对那些红卫兵，我既有恐惧心理又充满敬仰，但我向来认为他们是非常革命的，不能容忍任何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四旧”沾一点儿边的事儿。可是，他们竟然也来吃西餐！他们不是最提倡艰苦朴素吗？不是最憎恨奢侈享受的生活吗？我甚至遗憾，他们怎么不来这儿造反呢！想象着红卫兵在这里造反，餐厅的上流社会的老爷太太们战战兢兢，上前回答红卫兵的喝问，我隐秘内心里有一种恶意快感。或许，这是一个孩子极古怪的叛逆心理吧？
沉闷地吃过这顿饭。剩下很多菜，饭盒也装不下了。爸爸买一个塑料口袋才装回去。喝咖啡时，爸爸神色很阴郁，妈妈察觉出来了，问：“秉仁，怎么了？有点儿不舒服吧？”
爸爸点头，“胃有些疼。”
“别喝咖啡了吧，太刺激了。”
“哦，我想，咱们回家吧，别再去动物园了……”
他俩目光又投向我，其中杂有歉疚与忧愁，心事重重，又疲惫不堪。我忽然生出对他们大人的同情，甚至是怜悯。我立即慷慨地答应了。
那一溜儿高大南墙上，有时，潮湿砖缝间会爬出一只蜗牛。
指甲大的硬壳，爬呀，爬呀，慢慢爬。
我抓个蜗牛放在手心里，低声唱起来：“水牛，水牛，前出来犄角好出头，你妈你爹，给你买了烧羊肉，你不吃喂狗吃，狗不吃……”
狗不吃，怎么办？我记不得了。
这首儿歌的歌词有些莫名其妙，水牛的妈和爹是谁？干吗要买烧羊肉？干吗还要喂狗吃？全然无逻辑可寻。不过，那时儿歌大都是这样，胡说八道才好玩，小孩才喜欢唱。
我只记得，这首儿歌是小义子教我的。唱起它声调是温柔的，和缓的，低沉的，像一只摇篮曲。
水牛就是蜗牛。
然后，我们等待蜗牛真的伸出肉乎乎小犄角。
唱这首儿歌时绝对不能大喊大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