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天才的作家一样，1848年，不满24岁的小仲马在一个月之内写出了让他吃喝一辈子的《茶花女》。有研究表明，30岁之前是凭感觉写成名作的大好时节，过了40岁还未成名的作家，往往就此默默无闻一生了。所谓四十五十而无名也不足畏也。
这里有一个有趣现象：30岁以前成名的作家往往成名时就已达到顶峰，以后将再难逾越自己的极限。肖洛霍夫如此，30岁之前写了《静静的顿河》，其后来写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就不如前者；曹禺亦如此，写过《雷雨》后，无论《北京人》《日出》都无法再有《雷雨》的冲击力；同样巴金推出了《家》后，再未有同样分量的作品。
同样，成功后的小仲马凭着突来的名誉所支持的亢奋心情，4年内写了12本小说，可至今也很少有评论家提到，读者就更几乎不知其所写者何了。
也许，小仲马的遭遇亦能给许多挤上文学小道的青年一种安慰。小仲马22岁时从诗歌入手开始他的写作生涯，当时雄心勃勃的小仲马用其父亲的钱自费出版了一本书，还煞费苦心地起了个当时别出新意的名字：《青春的罪恶》，结果只卖出了14本。所以我们今天的准作家们大可不必为退稿或自费出版而害羞。
有一点值得一提：各种研究都表明私生子具有俊秀的相貌和高智商。大仲马在起步初期与缝衣女工无婚而生的小仲马，确乎天然地继承了乃父的文字功夫并长相英俊。历史也许一定要开个玩笑：私生子的后代又是私生子，36岁的小仲马与纳雷什基纳亲王夫人私通，生了个女儿。小仲马将其父亲的优缺点几乎完整地照搬过来。
难怪大仲马在祝贺《茶花女》话剧演出成功时欣喜若狂地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的孩子！”
实在说，写作对于小仲马来说，当初并不是必要的，和今天许多文学青年一样，都是青春期一种倾诉的需求使然。要不是命运安排他和同龄人杜普莱西相遇并演绎出一番事迹，断不会使他冲动地抓起笔来。
我们今天从小说中还可看出作者的文字是何其粗糙，也不精心地谋篇布局，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好歹就一个鲜明的人物和传奇的故事，现实生活始终控制着小仲马的笔迹。在他神思飞扬时，不断将其文字拉回到主人公身上，他的爱恋、他的愤怒、他的呼喊，是那么直白，在今天的中国，许多中学生作文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在这里，意义高于技巧，精美而内涵丰富的法语对于作者所用文字来说已不重要，即使其他作家使用其他语种，只要内容不变，都能写出这部将流传百年的名篇。
可以这样说，肉艳巴黎是靠像小仲马这样的作家粉饰了其丑恶的一面，而使风流韵事变得如此迷人，成为一个国家的人文传说，一种软件的作用。由于类似的文章愈来愈多，造成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深刻地影响法国乃至西方人的生活传统，追香逐艳不像东方那么含蓄，甚至有某种被宗教定义的罪恶感，而是一种体现人道、民主的具体实证。
当然，如果有人把《茶花女》简单地解释成为妓女翻案，即如今日巴蜀小个怪才魏明伦之为潘金莲抱不平，便也有人会说，历史就是这么螺旋式上升，一百年前的西方人文精神开始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发生效益。
故由此产生的女权运动，相信其骨子里不是女性们自己要革命，而是某些男权在握的男性社会的公民们一种推波助澜的施舍。
然而奇怪的是，随着大仲马的去世，46岁的小仲马亦趋于保守，由同情女人的遭遇一变而为资产阶级道德的卫道士，并把自己放在了德高望重的元老位置上。在新生代层出不穷的法国文坛上，显然不容许谁以龙头老大的身份发号施令；而且小仲马其他的作品也难以把自己塑造成让当时的文学青年敬仰的大师。所以1870年当小仲马一发表攻击女性的《克洛德的妻子》，立即引起了吉拉尔丹和左拉等新锐的猛烈攻击。
50岁的小仲马开始变得中庸，既不像年轻时那样为越轨的女人进行精神上的粉饰，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不左即右地攻击妇女的社会自救。于是，他写了篇在有些人看来仍是具有杀伤力的文章《为了妇女的逐步解放》，说女人应该与男人一样得到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一点，他比今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要先进一百多年，不过他有附加条件：在家里，仍应服从丈夫的管制。
与此同时，小仲马终于混入法语文坛的领导层，接替去世的勒勃伦当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当官要为民做主，开始扶持希尔热和莫泊桑。
从小仲马的社交经历上，再一次找到近朱者赤的证据。与其他物一样，种群关系是很重要的相互改良关系。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因着大仲马的背景，小仲马从小就出入名人堆，这其中有拿破仑的情妇乔治小姐、李斯特、缪塞、勒梅特、夏多布里昂等。跟着父亲，不是与巴尔扎克一起喝咖啡，就是与英国勋爵帕尔梅尔斯通一起饮啤酒。
智者对智者是有启发性的。这不仅在于思想的萌生和成熟，同时校正个人的行为品德。
更重要的是，与名人交往，自己也会成为名人，至少，所有名人都会代表当时社会最先进的风貌，与名人相互支持，可使自己看清发展的方向。
大量事实表明，作家们很少是孤立于群体之外的，也许其灵魂常有孤独的时候，但其深入生活这一点却不可改变，否则他便写不出什么作品来。
因此，作家首先也要是社交家，这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看一个作家今后的文坛地位，往往在于其社交能力的大小。依中国文化界来论，鲁迅、郭沫若、茅盾皆是社会活动家。
自然，也有不少作品并不出众，却在圈子里颇有声名者，盖因其社交力量的使然。
小仲马生活的巴黎场景，整日出入宫廷、豪门，来往鸿儒名媛，也肯定要造就一个风流作家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