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没有标准，跟文学有没有规律一样，都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规律曾经作为一个流行词，火热了好一阵儿，其中的讨论把不少理论家牵扯了进来，基本形成“有规律”说和“无规律”说这两种。比如“愤怒出诗人”就是一种“有规律”说，意思是只要有愤怒、有不平，就可以写出诗来，屈原、田间等应属此类诗人。但，这种说法显然漏洞也太大，如此，便不好解释湖畔诗人、英国一些桂冠诗人的现象了。而且，大部分人都承认诗首先是用于抒情的，诗言志只是其次的功能，诗作口号更是一种文艺政治化的表现，在真理标准的全国性大争论以后，已被所谓朦胧派诗人所不屑，更不用说目前众多的后现代派诗人们的态度。
“无规律”说的支持者们多半是以寻找“有规律”说的缺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如“国家不幸诗家兴”，说国家的苦难可造就诗人的才情。国破山河在么，诗人便成了发国难财的角色。这样，盛唐景象就难圆其说了。有人还断言，社会制度越落后，越容易造就文学大师，动乱的社会为作家提供悲欢离合的素材，例证是俄国大地主奴役雇农的社会里，产生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一大批文化巨匠。
《飘》的成书也是因南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深刻的创痛而成就了一位永垂不朽的女作家。而美国一旦进入现代文明社会，文化随着多元化时代开始，而少有大师。
那么，则又不好解释海明威、福克纳、索尔·贝娄等作家的水准高低了。
文学水平的高低也是这样，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且不去管它，一本书一篇文章出来，叫好叫坏的都有，就是因个人口味不一样，审美标准亦不一样。如果对一部作品一律叫好，或一概说坏，那反而是不正常现象。
问题在于，现在叫好声，尤其是台里叫好声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成了环境噪音，成了一种公害。
这原因显然是市场经济左右文化所致。人们说，现在一些文学评论家成了说好话混饭者，只要作者给一点好处，他们就拼命吹捧，热衷于参加各种个人作品讨论会。在北京，经常在讨论会上出现这样的尴尬场面，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在谈被讨论者的第一篇文章，其他文章则几乎未读。他们的目的一个是要红包、大餐，一个是要利用讨论会不断在各种媒体上见一下自己的大名。这一来可获取文坛大爷的地位，二来可靠此广告继续以后的生意。有些评论者更走出书斋，走出北京，到各地巡回送好话，以换取那吃不完的山珍海味。
这几年，文学选刊也不下十几种了，办得好的却始终不多，以发行量来衡量，《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及新近复刊的《小说选刊》无疑是比较为读者所认可的刊物。这当然表现出读者对这些选刊的选稿标准持一种信任的态度。
十几年前，不少文学刊物曾强烈反对这些选刊不劳而获，一些刊物更联名拒绝选刊转载自己的稿。无奈，人心不齐，随着时间推移，从拒绝变讨好，又争相请求选刊上自己发表的稿子，结果是这些纯文学刊物相继倒闭，没倒闭的也苟延残喘，或改变刊物性质，或承包于他人，他们败得有理。
那么，文学的标准是否得让这些选刊的编辑去定了呢？作者们是不服气的。
然而，既成事实是，《小说月报》对文学的标准是天津张自忠路189号里那几位先生定的，《中篇小说选刊》对文学的标准也是福州东水路76号8楼那两个人定的，以此极少数、极小撮人的口味来规范全国仅存的那些文学从业者、文学爱好者的审美，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儿？
据笔者不完全调查，《中篇小说选刊》的负责人对先锋派是极为反感的，所以坚决不选那些人入围。先锋们自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因此断然拒绝一个流派、一个层次，是否武断？把王朔、刘毅然都打入在内，甚至连选刊所在的福建作者也未能幸免，如对北村的作品。
他们喜欢梁晓声、迟子建，于是就连篇累牍地发一篇转一篇，乃至原发刊物还未上市，选刊就已入选了，与原发刊物同期出笼，猫腻明显，怎不让另一些口味的读者头疼？
《小说月报》的头儿给武汉的池莉、方方、刘醒龙们打招呼：每年必选他们两篇，自己推荐上榜，友情可以。
老实说，笔者对所谓评选表之类颇感怀疑，谁知道是什么人填的，又或者填了多少份，恐怕大半属自己抓痒自己笑的东西。
所以我要说，那绝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当然，他们也有理由一辩：诺贝尔奖如何？还不是漏掉那么多大师。
这样，他们漏掉王小波这样的人也漏得有理。其实，他们不是漏掉，王小波生前连发个小文章都困难，如果不是一死成名，也许现在其作品还在遭到这样那样报刊的拒绝呢。
不要在乎选刊的口味，也无需在乎其他什么标准的拦截，要相信自己的标准也是一种标准，那种因政治的、人情的、风俗的、国家的等等元素所制约的标准，也并非一成不变，如果盲目跟着他们跑，非毁掉自己的才华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