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间的文学批评的写作和文学创作一样，都饱受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充斥着集体的声音，并无多少真正的个体思考，显性集体写作与隐性集体写作实现了悄然合流。批评个性在无处不在的群体幻象的作用和集体意志的统领下几乎消殆，文学批评不再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而成为嗅察政治风向的鹰犬和攀援政治路线的菟丝花。“文革”时期，政治主题先行的批评理念更是造成了文学批评质量庸次低劣，几无学理性可言，变成了口诛笔伐、寒气凛人的棍棒式批评。
“十七年”和“文革”时期还有一些半隐性集体写作组，多采用集体讨论、分头执笔，然后用其中一个人的真名发表的形式，以使文章更具权威性。如以周扬名义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就是由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人参加的写作班子共同完成并经毛泽东审阅润色的；如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栀海瑞罢官枛》、《评“三家村”——栀燕山夜话枛、栀三家村札记枛的反动本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等文章，就多为由江青、张春桥等人操纵的写作组集体写就的。
这些个人署名、实为集体运作产物的重量级批评文章，对文艺运动的开展和深化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之所以用个人名义发表是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以掩人耳目，使政治用心和幕后操作的痕迹更为隐蔽些。
在20世纪50年代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显性与隐性集体写作合流的趋向就是明显和典型的。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枛》，检讨其《论主观》一文片面夸大“主观精神”作用的错误观点。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明确指出，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性质“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2年12月10日，全国文协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文艺报》在1953年第2、3期分别刊登了林默涵、何其芳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其实就是6月8日《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复述、转述、扩展与深化，核心观点与编者按语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定性完全一致，再从各个方面补充论证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片面地不适当地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而没有强调更重要地忠实于现实，这根本上就是反现实主义的”，胡风的文艺理论“是在革命文艺的阵营内一贯宣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并用它们来和无产阶级思想对抗”。
林默涵的文章在开头和结尾还两次直接提到和呼应《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在转载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枛》时，也曾在编者按语中明确而扼要地指出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错误性质，认为‘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很明显，胡风的文艺思想，正如《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所指出的，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没有任何的相同点；相反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和对待舒芜文章采取的操作手法一样，《人民日报》在1953年1月31日转载林默涵这篇文章的时候，又加上了编者按语。
编者按语指出，林默涵的文章从一些基本问题上揭露了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指出这种文艺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根本区别，这是有助于目前文艺思想工作的开展的。相隔几日，《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也加上编者按语转载了林默涵的这篇文章。代表官方立场的显性集体写作形式——编者按语，与林默涵、何其芳等人以个人名义刊发的批判文章不仅所秉持的批判立场和主要观点是一致的，还形成了互补互促的应和关系，共同推动了批判胡风运动的开展。
与此相似，在20世纪60年代初批驳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的人性论、人情论和人道主义时涌现的大批文学批评文章中，不论是属于显性集体写作的“马文兵”写作的《在“人性”问题上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就“人性的异化”、“人性的复归”同巴人辩论》（《文艺报》1960年第12期），还是属于隐性集体写作的洁泯的《论“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批判巴人的栀论人情枛及其他》（《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蔡仪的《人性论批判》（《文学评论》1960年第4期）等较有影响的文章，在立论上都具有高度一致的家族相似性。这些文章的写作者都以正义的化身自居，以真理在握的姿态，义正词严地将巴人等人的文艺观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批驳时则都延续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做法，把巴人等人的文章定位于假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言论，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面目出现，宣扬的却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显性集体写作与隐性集体写作的合流和崇尚集体意志的时代语境及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丧失均有密切关联。在那个集体意志被奉若圭臬的时代，个人主义被视为与民族、国家、党和人民等集体性概念相对立，甚至是对抗的异己思想与力量。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对个人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最能体现其时的官方意志。
周扬在文中指出，在五四时期及民主革命阶段，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也参与到争取国家独立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个人主义则由昔日“鼓舞力量”的思潮，随着无产阶级成功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而跌落为“对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一种障碍，一种对抗性的力量”。
周扬还断言：“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批评家们谨小慎微地自觉规避批评中的个体化思考，以免被推到“个人主义”的审判席上。否则，一旦被指认为“个人主义”，那就意味着他持守的是与国家、民族、党、人民等为敌的批评立场。张光年在《个人主义与癌》、《再谈个人主义与癌》等文中激烈抨击个人主义，并以集体意志代言人的口吻宣判丁玲及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莎菲、陆萍为“个人主义”——“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她们共同的特点，是把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拼命地加以美化。”
马铁丁也断然将萧军的文学观定位于“个人主义”——“萧军的自比为圣安东，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理解，那就完全说得通了。那就是萧军等反党分子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他们所谓的‘宗教的情操’不是别的，而是准备带到棺材里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萧军‘耐’的又一层用意是：先在党的领导者脸上抹上白点，把他丑化，然后迫着党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潮缴械投降。”
不过，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周扬也曾提出过应重视个人的力量。在1961年2月21日的上海历史教学座谈会上，周扬指出，“我们应该承认一条，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中，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性”。在稍迟几日的上海艺术教育座谈会上，周扬再次提到要重视个人的力量。周扬指出，“如果否认有个人的努力，就错了。集体也要以个人为基础。特别是艺术方面，要注意发挥个人的力量，在集体中发现并培养个别人才。”而在同年3月关于电影《鲁迅传》的谈话中，周扬更是抨击了某些不当的集体写作现象。周扬指出，“对于‘三结合’问题，有一些不恰当的解释……现在听到有这样一种理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笔’……这样做只能是孤立了作家……不能这样结合，这是行不通的，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可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