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谨慎的周扬还是每每在强调个人作用的同时不忘戴上集体的大帽子，并特别强调要与个人主义划清界限——“我们既要强调集体，也要强调个人，我们要在集体主义下，在集体当中鼓励个人研究……这和鼓励个人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在突出集体意志，反对个人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出于“归属与安全”的心理需要，个人的一切都自觉汇入了集体的主潮，而“那种企冀寻求维护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与献身无产阶级革命间的平衡点的做法只能处处碰壁，要么被视为异己思想、对立力量遭致鞭挞，要么抛开幻想，自觉舍弃个体性灵智思的追求，不再独唱，而是加入大合唱的队伍”。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的冲击下，丧失了主体性和独立人格，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文革”时期“那些以个人署名的批评文章，‘其武断粗暴，滥施淫威的做法’，也与集体写作不二法门”。
总之，不论是彻头彻尾的“三结合”式的集体写作，还是以个人名义刊发的文章，实际都受到了时代政治话语最强音的浸染，充斥着集体的声音，并无多少真正的个性化写作，显性集体写作与隐性集体创作已然合流。“十七年”文学的集体写作是政治诉求在文学生产中的直接体现，过于注重文学的普遍性，强调高度一致性和一体化，抹杀其间的个性差别，漠视文学创作主体鲜活的个体情思。忽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将文学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盲目追求“多快好省”，写作速率确实得到提升，但政治主题先行的创作理念客观上造成了多数集体写作成品质量低劣，集体写作的理想预设与实际成效相去甚远。
第三节 高校文艺学教材的统编工作
在这里，笔者以高校文艺学教材的编写为个案，由此管窥1949-1976年间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统编文艺学教材的工作实现显性集体写作对隐性集体写作的直接取代的。20世纪50至60年代，我国高校的文艺学教材的编撰经历了外引、自编和统编三个发展阶段。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我国的文艺学教材多为苏联译着，或由来华苏联专家编写。如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叶皮洛娃的《文艺学概论》、柯尔尊的《文艺学概论》、涅多希夫的《艺术概论》、契尔柯夫斯卡亚的《苏联文艺理论简说》等，都对我国文艺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外，官方还邀请了一批苏联文艺学专家来为我国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授课。这些都加速了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形态的马列文论的转化，对在一定的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批评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随着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艺理论界在各个方面也积极主动地应和政治形势，质疑并否弃了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文艺学教材和相关论着也出现了更多的自编倾向，涌现了刘衍文的《文学概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蒋孔阳的《文学的基本知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霍松林的《文艺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林焕平的《文学概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冉欲达等编着的《文艺学概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树谦和李景隆编着的《文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着的《文艺学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巴人的《文学论稿》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复旦大学中文系1957级文学组学生编着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等大批着述。这些自编教材和相关着述在时代环境的熏染下，大多存在过于强调文学的革命性、阶级性、党性和工具性，漠视文学性的弊端，即便是以个人名义完成的自编教材其实也是一种回响着集体意志声音的隐性集体写作。
我国于20世纪60年代初启动高校文艺学教材统编工作，是有着多重缘由的。首先，政治上中苏关系由亲近到疏离再到恶化，使高校文艺学教材也相应地由苏联译着到提倡编写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教材。其次，与相关领导层对个体或集体自编教材水准的不满有关。
周扬就曾在1962年上书中央书记处和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再次，与20世纪60年代初文艺环境相对好转有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推行，使社会大环境相对宽松，文艺政策也在1961至1962年出现了调整。在这三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和推动下，周扬启动了高校文科统编教材的工程，以期科学、系统地总结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1961年召开了高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同年5月，两部高校统编文艺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正式展开。
一是由以群领衔主编，华东地区部分高校文学理论教师参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3年、1964年分别出版了上、下两册；二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由于种种原因，延至1979年才正式出版。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释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的教材，在体例和范式上基本构建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理论体系。
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虽然在文学类型的划分等方面具有新见，但并未在总体框架和学术思想上突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
这两部统编教材的问世标志着在高校文艺学教材的编写领域，显性的集体写作直接取替了隐性的集体写作。高校文艺学教材的统编工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有益于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系统化。不过，在时代主流文艺思想的制约下，两部统编教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于突显文学的革命性、政治性和阶级性，使文学批评承荷了过多的政治教化功能和宣谕功能的历史局限性。
官方之所以高度重视文艺学统编教材的建设工作，主要是出于系统总结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经验，进一步强化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地位和影响，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中国化的需要。而实现这些目的相对便捷和高效的方式就是抓住高等院校的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在现代社会中，大学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大学荷载了承传学术、创造新知、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操守的功能，在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构成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堡垒”。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将“文学概论”列入高校中文系的统设课，并于1950年8月颁布了“教学大纲草案”，对文艺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出了“应用新观点、新方法，有系统地研究文艺上的基本问题，建立正确的批评，并进一步指明文艺写作及文艺活动的方向和道路”的要求。教材是高等院校教育的重要载体，通常情况下，进入教材的内容应该是正确的，并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那些规律性和系统化的知识。
因此，高等院校教材的编写工作进入官方关注的视野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通过统一编订文学理论教材这种相对温和的形式，主流意识形态便捷地实现了对文学理论的控制。高等院校教材的编撰绝非纯粹的学术性工作，而是另有社会承担和政治寄托的。文艺学统编教材就是官方意志和权力形式在文艺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因为，“当文艺学教学纳入到社会体制之内的时候，对它的传授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支配性也不取决于专家教授的研究成果”，而是成为国家权力在具体研究领域的表征。主流意识形态高度重视文艺的教化功能，而文学批评对文学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起着重要的导引作用。
文学批评是以文学理论为指导的，同时又以批评实践完善、充实、提高文学理论。因而，官方通过高校文艺学教材统编工作，可以迅捷地统一文艺观念和文艺思想，并通过高等院校广泛传播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文艺观念和文艺思想，以进一步有效控制文学的创作、接受与批评。在政治凌驾于文艺之上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还通过其他方式调控高校的文艺学教学，如《文艺报》1951年第5卷第2期开展了“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的讨论，并以“编辑部的话”和“读者来信”的方式对高校文艺学教学提出了批评，这一事件颇具象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高校教师话语权力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