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对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反映论进行了探讨，他们的具体研究思路虽不尽相同，但都认为文学活动是人的情意活动的重要与必要组成，文学是审美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应在确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文学活动自身的规律与特性。1982年，钱中文在《文学评论》第6期发表《论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文艺是一种具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的观点。1984年，在评述苏联的文学理论与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更新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等几篇文章中，钱中文继续阐析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创作是“审美反映”等相关命题，并对文学“意识形态本性论”进行了介绍与评析。钱中文在1987年第6期的《文艺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学观念的系统性特征》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文学本质特征的多层次性，作为文学最根本特性的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不可分离性，审美与意识形态的融合，以及它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复合性特性。钱中文对“意识形态”论和“审美本质”论这两种对立的文学本质观的片面性、合理性进行了批判与借鉴，提出了“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本质观。
钱中文指出：“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以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形态。”钱中文认为意识形态本性论从哲学角度强调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以及文学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种种联系与地位，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共性。他同时指出，文学理论所要研究的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具体的意识形态”，“即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没有审美特性，根本不可能存在文学这种意识形态，而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过是文学审美特性的一般表现。”钱中文的上述观点有益于文学本质观念的更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性论的继承与发展。
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中也提出了“审美反映”说，并对文学的本质作出了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相同的阐释。20世纪90年代，童庆炳在其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进而提出“文学是显现在语言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21世纪初始，童庆炳又发表了《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再认识》两篇文章，阐述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及其成为文艺学第一原理的根据。针对视审美意识形态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简单相加的错误理解，童庆炳明确把“审美意识形态”本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系统。他强调指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是文学与其他形态的意识形态的共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性。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童庆炳认为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具有丰富、完整的内涵：从性质上看，它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主体的特征上看，它既是认识又是情感；从目的功能上看，它既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它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艺理论界对审美意识形态论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提出：“当我们说文学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时，其审美因素已经内在地包含其中了。”“意识形态性的现实实用特征和审美的非功利、超越及自由性特征使两者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它们不可能融汇成为一个实存事物。所谓‘审美意识形态’之说，不过是人为虚构和神化出的概念。”2005年下半年以来，董学文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质疑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章，引发了文艺理论界关于文学本质和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这一敏感话题再度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也纷纷撰文对种种质疑予以辩驳，双方就此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和争鸣。赞同者谓之是“文学理论坚实的基点”，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把马克思艺术本质的两个方面的观点，即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意识形态论和艺术掌握世界论完整地结合的理论创造，是中国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质疑者谓之是“一个隐蔽的策略性范畴”，其中可能隐藏着“虚化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
董学文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拼凑起来的“伪概念”，混淆了“审美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变成了“审美意识”与“形态”的拼凑。2006年4月，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联合召开了“文艺意识形态问题学术研讨会”，会后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艺意识形态学说论争集》（李志宏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同年10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文艺研究》杂志社主办的“文艺学的知识状况与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的命题再次成为与会者关注的话题。一些学者就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否具有批判性展开了争论，吴兴明认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审美意识形态论”中变成了实证性的分类学概念，“审美意识形态”预设了文学理论知识展开方式和衍生方式，与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理论背道而驰。
肖鹰也认为，“审美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批判性的。陶东风则认为仅仅在马克思主义原来的语境中去争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是不合适的，在中国1980年代的特殊语境中，“审美意识形态”的命题是有其批判性的。
尽管审美意识形态论存在未能有效释明文学的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融合机制的局限性，但钱中文、童庆炳等学者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研究仍然具有突出的理论贡献。他们超越了传统的单一的认识论视角的束缚，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既克服了单纯从哲学、社会学及纯认识论视角观照文学本质的局限性，又充分重视了文学的审美特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本质观。
第三节 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的理论价值
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为意识形态本性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这一基本原理应用于文艺理论研究之中，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高级的意识形态”；波斯彼洛夫1940年出版的《文学理论》以意识形态本性论为其核心思想，系统地研究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着眼于从整个社会结构的宏阔视阈认识文艺的性质，具有卓越的历史贡献。它在存在与意识关系的前提下划清了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限，表明文艺既不像唯心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那样纯粹是精神活动的产物，也不像现代形式主义所认为的是一个与外界绝缘、自我封闭的语言系统。文艺与其他社会精神现象一样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只有从社会存在与文学的因果关联上进行考察，才能对文艺的性质、发展规律作出科学的解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元迈认为，“文艺是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重要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一切文艺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意识形态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形式，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表明，文艺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无意识、非理性活动的产物，而是被提升到了一定理性层面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刻有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铭纹。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理论界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作祟，使得有些研究者在论述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时，往往只是把“意识形态”这一哲学概念机械地挪移到文艺理论中来，并没有结合文艺的特性作出具体而深入的阐析，因而造成文艺与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在形式上存在区别，在内容上却并没有什么不同的错误印象。他们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但是存在着明显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更多地强调的是文艺与社会生活、经济基础的关系，凸显了文艺的阶级性与政治性。这在客观上为文艺上的“政治工具论”搭建了理论平台，意识形态论还因此曾被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轨道，使文艺沦为政治的奴婢。
还有一些研究者被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混淆了视听，基于某种偏见或成见，把文艺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庸俗社会学牵扯在一处，由此否定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并以之为主张文艺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根据。这种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声誉，也影响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意识形态并非由单一层次组成，它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并非同等密切。其中，有如哲学、宗教、文艺等属于“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或“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也有如政治、道德、法律等属于直接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文艺学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恰恰混淆了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忽视了文艺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忽视了文艺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可见，我们应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是意识形态的论述，清除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歪曲，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真面目，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创造性发展。
意识形态是一种以思想观点的形式出现的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是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思想家按照本阶级或自己所属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较低层次的社会意识进行自觉加工的产物，因而也相应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倾向性，并隶属于一定的时代和社会。我们肯定文艺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并不是说文艺在任何时候都要像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思想那样具有鲜明、确定的阶级倾向，直接服务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在总体和本质上具有阶级性，但就局部和现象而言，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文艺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倾向有时甚至可能与作家所隶属的阶级的思想存在严重分歧。
卸除了文艺学领域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凹凸镜”，在肯定文艺的本质在于意识形态性的前提下，分析并进一步研究文艺的非意识形态性，有益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全面认识文艺这种特殊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科学辨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的关系。不可否认，文艺本身包含着为意识形态所不能完全概括的非意识形态性因素，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非意识形态性成分，对于防止文艺研究中的简单化和庸俗化倾向，科学认识复杂的文艺现象具有重要意义。王元骧对文艺本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出了清晰有力的分析，他指出：“通常所说的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那是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本质所作的界定，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比起其他任何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来，都要恢弘得多，深刻得多，科学得多。”王元骧同时指出，这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层次上对文学本质所作的一种最简单、最基本的规定，并非是对文学的全面概括。他认为文学确实具有非意识形态因素，但这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意识形态性仍居主导和支配地位。
栾昌大、董学文等人对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的质疑促使我们反思对文艺本质的认识，由此引发的论争拓展了对相关问题的多层面探讨。审美意识形态论深化了文艺本质的探究，为我们的研究开启了一扇新视窗。在肯定审美意识形态论有力地推进了传统意识形态论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发展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的融合机制等关键问题上还有待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