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亲友的祝寿宴会，至今林林总总数十次之多，有在村里的“众家会堂”里举办的，有订在豪华酒店里的，而令我记忆至深的，是近日在福利院里参加的阿炳哥的八十寿宴。步入贴着大红“寿”字的厅堂，刚与红光满面的寿星照面，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坦露出豁达的本性，竟然毫不顾忌我的尴尬，大庭广众之下，笑容可掬地指着我风趣地说：“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头，就是我刚才跟你们叨念着的，在当年捡鸡屎吃的小弟。”一堂哄笑声瞬间盖过了寿星的话尾。
我与阿炳哥是“忘年交”，他足足比我年长了13岁，与阿炳哥结交确如他揭“烂疮疤”说的，是在“我满地爬着捡鸡屎吃”的时候。当年盛夏，家人忙于摊晒稻谷无暇顾及，生性急躁、犹未“开步”的我，声嘶力竭地在晒谷场边上哭叫、光着屁股爬动时，一位矮个子的少年总蹒跚着来到我面前，从衣袋里掏出用香烟壳纸包裹着的、带有体温的“香蕉糖”（当年一种无纸包裹，表面沾有点点糖粒的橘瓣形糖果），一瓣瓣“川流不息”地填塞到我口中来止住我的哭叫。这位被村里人称为“阿炳”的少年，渐渐成了我童心中可亲、可依赖的老大哥。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为寿星祝寿，我禁不住心潮澎湃。80岁的人生对现今的老人来说并不为奇，但对于阿炳哥已足称奇迹。谁会相信这个当年痼疾缠身之人能活到如今年岁？看着谈笑风生的寿星，思绪又不由自主地将我拉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阿炳哥的童年悲苦，我自懂事起从长辈处知晓，在他11岁那年，父母先后死于疫病，孤苦无依的他由乡亲们代为料理了父母的后事，上了一年私塾的他辍学当上了替人放牛的“放牛娃”。而“屋倒偏逢连夜雨”，阿炳哥在12岁时患上“疝气病”（俗称小肠气的一种阴囊肿大的病），因乏钱治病，人捱成了“黄胖”，脸色如烂熟的青菜叶，而病情随着年龄增长而逐年加重，成年后连走路都感到艰难。当年从我们山脚下的那个自然村去镇街是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至多三里路程，但阿炳哥走这条路却像长途跋涉一样，常走得黄汗淋漓、气喘吁吁，走几步歇一歇，足足要走一两个小时方才能到街口。由于这一痼疾，阿炳哥终身未娶媳妇，而且一生绝大多数时间的职业就是放牛。
放牛于阿炳哥是为了生计，而于我，天天伴随着他去山野放牛的过程恰是我童年时代的乐趣。阿炳哥从早到晚带着我在田埂边和荒山坡上放牛，我尤其高兴去荒山坡上放牛，牛在一边慢条斯理地寻觅和嚼食它喜欢吃的青草，时不时发出响鼻声，甩动尾巴驱赶牛虻和苍蝇，高兴时仰起头“哞，哞”地欢叫几声远处的同类。此时的阿炳哥带着我在附近的树荫下，绘声绘色地演说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流芳百世的“精忠报国”的岳飞；“路见不平就出手”的水浒英雄；更有《聊斋》故事中，身体被鬼锯成了两半还不肯屈服的席方平……尽管阿炳哥肚里的故事只有颠来倒去的几只，而且长年累月多是轮流着“炒冷饭”，然而阿炳哥总是“炒”得一如既往的“卖力”，说故事时，连说带比画常让他黄汗满头脸、气喘声连连，而一颗童心常被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感染得如痴似醉。听故事成了我那时每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剂，一天不听到故事就会觉得这一天的生活真乏味。
在我上学后，这位启蒙老师又恰到好处地引导我自己去读故事，进入小说改编“小人书”天地——连环画中去。我清晰地记得在我11岁那年的正月初一早晨，我们几个小伙伴为一夜大雪而银装素裹的村道清扫积雪之后，特地帮阿炳哥清理了出门的通道，想不到他奖励我们每人两本水浒故事的“小人书”。我得到的是《智取生辰纲》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和引人遐想联翩的故事情节，让人爱不释手，调换着看这些小人书成了我在那个春节里的乐趣，枕头底下常压着这几本小人书。渐渐地，在这些“小人书”的纸页变软而破损时，集镇上的小书摊成了我常去如饥似渴地光顾和流连的所在。为能多看小人书饱眼福，我不止一次地在放学后和星期天，去捡来废铜烂铁及牙膏壳，到供销社的废品收购店投售换钱。终于，我所知道的故事超过了阿炳哥，当我能读着小人书上的文字（尽管有不少疙疙瘩瘩的“拦路虎”），结合着图画的内容给阿炳哥讲故事时，这位启蒙老师跷起大拇指喜滋滋地夸赞：“我们小弟能识文断字了，有出息。”奖励声促使我“乘胜前进”，在不满足于阅读小人书后，进而转向了小人书所改编来的长篇原著——“小说书”。记得当时最早看的一本原著就是阿炳哥领我进“小说门”的《水浒传》。
阿炳哥的启蒙教育成就了我这一生爱看小说、喜欢文学的嗜好，而且这一积习不因现今的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而消弭，仍一如既往地喜好阅读中的这份宁静。每有空闲时间，总爱泡上一杯绿茗，手持一册“配胃口”的文学书籍（不管是新读的还是“炒冷饭”的），去静静地吮吸茶香氤氲中的书香……
阿炳哥虽然生性乐观豁达，但他自幼所患上的痼疾终究是他的难言之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那时候我们在落日的余晖中尽兴回家，阿炳哥喘着气帮我爬坐到圆滚滚肚皮的牛背上，随着牛颠簸，我一路惬意地晃动着身子，看到阿炳哥耷拉着头跟在牛屁股后，我就乐滋滋地喊他也坐到牛背上来，但阿炳哥只是摇头叹气，满脸是无奈和失望的神色。
随着年长后外出求学和工作，我与阿炳哥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每次回村总忘不了去探望这位常在心头惦念的老大哥。同村里的乡亲们一样，我无时不痛心于阿炳哥的这一痼疾，盼望有朝一日产生奇迹，有“回天之力”，施行“回春之术”，帮我的阿炳哥解除这一难言之痛。
奇迹终于出现了，在阿炳哥将近“知天命之年”时，有一个巡回到我们村的医疗队，破天荒地告诉了我们一个大喜讯——“阿炳哥的痼疾能治”。很快，经过当地政府和医疗队的商讨、联系，由民政部门出资，让阿炳哥在宁波大医院里动了去痼疾的手术。在他住院治疗的二十九天的时间里，我和乡亲们不止一次听他由衷地念叨：“谢谢共产党，谢谢人民政府，给了我阿炳新生命，以后我能上牛背坐了。”阿炳哥出院时说的第一句话，还是离不开“牛”，他如释重负、扬眉吐气地对我说：“小阿弟，你老哥以后能坐上牛背了。”回村的第一天，他神气地如愿坐在牛背上，绕村走了一周，逢人就说：“以后不再有那个‘黄胖’阿炳了，现在的阿炳是新社会‘生’的。”
“新生的”阿炳哥仍饲养着生产队的牛，在传统的耕牛全部被铁牛取代后，他从事过生产队仓库的保管员，做过村办工厂的门卫……老年的他是村里的“五保户”，乡亲们一再动员他入住敬老院，但都因他舍不得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子的这股“倔劲”而不了了之。直至五年前，我和村支书好说歹说、生拉硬拽，才把他劝进了福利院。很快，阿炳哥适应了福利院的生活，每当我去探望他时，这位老哥哥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我说：“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在这里享福了，每天我们这群老年人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散散步，讲讲故事，看看电视，生活有人照顾，吃穿不愁，每个月有零用钱，逢年过节，政府还来发红包、送吃食，想不到我阿炳能过上这种享福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