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三种结果，大多数是在复议过程中，经复议办协调，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机关主动纠正或撤回了自己的具体行政行为之后，行政争议已经解决，复议申请人才撤回了复议申请。因此，市复议办立案处理行政行为有违法或者适当、申请人的申请复议理由成立，占立案总数的58％。（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文件，深府复办[1999]03号《深圳市政府行政复议办1998年工作情况汇报》。）
1999年深圳行政复议办提供的资料是：1999年市复议办接受行政复议申请69件，其中正式立案受理了57件，加上1998年积存的12件，全年共处理了复议案件69件。具体处理结果是：决定维持的21件，占处理案件总数的30.4%：；决定撤消的22件，占处理总数的31.9％；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的22件，占处理案件总数的31.9％。在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的案件中，约有80％是因为在复议过程中经复议办协调后，行政机关自动纠正或主动撤回了原来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争议已经解决，申请人才撤回了复议申请，因此，经复议程序纠正的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数量，占全部处理案件总数的57.9％。（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文件《深圳行政复议办1999年工作情况汇报》。）
深圳行政复议办还提供了从1999年10月～2000年9月30日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情况：收案187件；不予以受理的26件；撤回终止19件；转送2件；作出决定117件，其中维持57件，撤消55件，责令履行义务5件；正在办理的有23件。这份资料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但从这份资料中可以看出，深圳的行政复议案件明显上升。但政府的败诉率2000年有所下降，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但从总体上，政府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大量存在处罚、处理失当、损害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所以才有这样多的行政复议案件。
影响政府执行规章的因素有四个：第一是规章本身的因素，即规章是否公正、合理。一般来说，正确合理的规章容易执行。还有规章是否有操作性。有一些规章虽然是正确的，但由于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给执行带来一定的困难。第二是执行机构的因素。
执行机构能否有效执行规章受到自身三个因素的制约，其一是利益制约，执行机构是个特殊利益集团，有自动维护自身利益的倾向，如果一些政策执行会影响或削弱执行机构的利益，执行者就可能以各种方式抵制或拖延政策执行。其二是素质制约，如果执行者素质较高，就可能对政策执行得较好，如果素质较低就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其三是协调制约，执行政策是一种联合行动，是许多政府部门的合作行为，这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有效合作。
如果协调不好、合作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第三，是行政相对人的因素，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支持、不理解政策，也会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第四是环境因素，环境是指影响政策有效制约的一切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其中政治因素对政策是否有效执行起到非常大的影响和制约。我国一些政策不能有效执行，是由于存在政策与体制的冲突。政策是先进的，但体制是落后的，一些创新性政策缺乏体制支持，因此要保证一些好的政策能有效实施，关键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如改革政策体制。国家这种现状对深圳有极大的影响。深圳存在的若干政策不能有效实施的情况也是由于这几种原因造成。
三、法治监督的不足
国内学者沈荣华和周传铭在《地方政府规章研究》中指出：地方政府规章的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监督地方政府规章的合法性，二是监督地方政府规章的合理性。前者包括：监督规章制订权限的合法性；监督规章实体内容的合法性；监督规章制订程序的合法性。后者包括：是否有正当的动机与目的；是否有公平、公正的指标系数；是否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尊重等。根据这些论述，深圳政府规章的法制监督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对政府规章制订的合理化监督不够，规章制订后缺乏论证，而且缺乏审查制度。以前没有建立审查规章是否合理的监察制度。就更不要说从动机、目的上，从公平、公正的角度，从是否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尊重角度审查政府规章的合理性了。
第二，对政府规章的合法化监督不够，缺乏监督的制度规定。
另外规章监督的专门机构比较薄弱，如监察局、法制局其力量相对薄弱，而且其监督的权限也很小，不足以有效监督规章的制订与执行。
第三，市人大对政府的规章制订与执行也缺乏有力的监督。
市人大虽然建立了对政府的评议制度，但没有建立对政府规章的评议和检查制度。这使市人大对市政府的监督存在空白和真空。
第四，公众、传媒对政府规章的监督不够，这与公众、传媒对这方面的了解和知识相对少有关。公众、传媒很少评论、评价市政府的某一规章的优劣、好坏及其影响。
第五，深圳市委对政府规章的领导监督不够。市委也从事规章的制订，但市委制订的规章与市政府制订的规章其作用应该是有区别的。市委的领导作用不是制订具体的规章，而是在一些大政方针上起导航作用。另外就是对政府制订规章和执行规章的行为进行检查和监督，看其是否符合市委制订的大政方针。但深圳市委的监督职能发挥的不够。
总体上看，上述三个方面的不足是有深厚的体制原因的。深圳是国家的一部分，它难以完全摆脱国家传统体制对它的深刻影响。我国传统的体制最突出的缺陷就是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低下，权力机构分化程度低，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没有分离。每一个机构自身的权限不明确，边界不清，决策、执行和监督经常是一个机构都拥有的职能和权限，这样就必然导致上述提到的缺陷。
如何改变上述不足？是深圳政府需要用很大力气去探索和解决的。
（第三节进一步加强深圳法治化建设的建议
根据深圳政府规章制订与实施存在的不足，我们建议在深圳政府规章制定中开拓行政相对人参与的渠道，并加以制度化、法定化。这是扩大地方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国民主制度的一般特征也应表现在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作为一种管理国家的活动，人民是有权参与的，规章制定程序中应有广泛征求人民意见的规定，并应把征求人民意见的规定真正的制度化。如果征求人民的意见只是行政机关出于道义而做的事情，而人民并没有恰当的形式和渠道反映自己的意愿，这样的规章制定活动对人民来讲就是个“黑箱”。所以，我们必须将人民参与理论具体化、制度化、可操作化，加强规章制定机关与人民的联系，在地方政府规章制定过程中大力开拓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渠道。具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建立扩大行政相对人参与的制度。
一、建立通告制度
建立通告制度是政务公开的一种必要形式。而政务公开的首要一步就是把所要制定的规章公开化。这种公开不仅仅是在规章制订通过以后，而且在规章的草拟阶段就必须通过公告使市民知道。确立通告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在制定规章过程中给予市民参与的机会，二是规章出台后便于市民了解、遵守和实施。
前一个目的与扩大行政相对人参与权利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只有在规章草拟阶段就公布于众，市民才可能参与其制定过程，通过集思广益，使一个真正地、充分地表达市民意愿的规章出台。政府规章生效以后统一发布在政府公报上，便于市民查询和遵守。我们的缺陷是，只在政府规章正式生效以后才予以公布，而且公布的方式还不统一。因此要实现市民参与政府规章制订的制度，首先需要建立市政府规章的草拟和生效时都必须实行的通告制度。
二、建立征求市民意见和听证制度
应认识到，市民的参与是法律上的当然权利，行政机关必须予以尊重，而不能把是否征求人民意见当作行政自由裁量权，当作是选择性的、可有可无的程序。首先，应创设市民参与的恰当形式。
在规章草案通告阶段，市民特别是规章的利害相关人可通过书面的形式向市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如果交流还不够充分，可以申请召开座谈会、咨询会、听证会等面对面的评论、交流方式。其次，必须把征求市民的意见制度化。从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出发，我们可以把书面意见、咨询会等方式制度化，而把座谈会、调查询问会等作为可供选择的方式。这样，既保证了人民群众必要的参与，同时又给予行政自由裁量权以一定的余地。（沈荣华、周传铭著：《中国地方政府规章研究》第157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三、建立市民申请和救济制度
市政府的行政机关一旦侵犯了市民的民主参与权利，或者行政机关没有及时对不合时宜的规章作出相应的处理，市民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向政府机关提出重新创制、修改和撤销规章的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不合法的，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同时要求对该规定进行审查。复议机关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依法作出处理。可见，根据《行政复议法》，建立市民申请和救济制度是有法理依据的。确立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在参与权利遭受侵犯时，可以有法定的申诉、补偿渠道。
通过以上三个制度的建立来保障市民参与政府规章的制订。
确立市民参与制度的优点是：其一，进一步把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落到实处，更加证实社会主义的民主性；其二，广泛征求市民的意见也是形成一个成熟的政府规章的必要步骤，一个考虑不周全的规章所带来的缺憾，也会使行政效率大打折扣。
四、建立咨询制度
在规章制订或政策制订的过程中，要开拓专家学者参与的渠道，创建更多有利于专家学者发挥作用的方式。现在深圳在行政审批中建立专家审查和咨询制度，如市卫生局医疗机构开业许可，将过去由个别行政领导决定，改为由医学专家和管理专家共同讨论、集体审查的办法，并成立了市医疗机构专家评议委员会，以解决医疗机构盲目审批、审批过滥、审批行为不规范的问题。这种做法应扩大到政府规章制订中去，即在规章制订中也应该建立专家审查和咨询制度，这样才能扩大政策制订的知识含量。
五、进一步修改《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
虽然《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有一些新的制度确立，使政府规章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明显的前进了一步，但这种改革仍没有到位，这在前面已有详细分析。我们建议，《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的修改：第一，将政府规章的草拟阶段和生效阶段都必须实行通告制度的条款补充进去。第二，补充征求市民意见的条款，而且要写明通过什么渠道、何种形式征求市民意见。还要写明，若没有征求市民意见的规章在技术和法律审查时将不予以通过。第三，补充建立市民申请和救济制度的条款。第四，补充规章制订的咨询制度条款。
经过修改的《深圳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在实施一个阶段后，应在时机成熟时，将这一规定提交市人大审议通过，使它具有地方行政程序法的地位和作用。现在国家还没有专门的行政程序法，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应该在依法行政上先行一步，闯出一条建立地方行政程序法的道路。如果深圳能在建立行政程序法方面先行一步，这不仅对深圳政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建设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也会对内地的依法行政起到更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六、加强培训，提高政策制订的专业化和知识化水平
一是在每年由市组织部组织的出国培训中，增加MPA公共管理硕士和MPP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的培训。现在这种培训是出国培训的空白，应尽快填补这种空白。深圳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MBA工商硕士人才，而且也特别需要大量的MPA、MPP硕士人才。
市组织部完全有条件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关键是认识要到位。二是在市党校和行政学院增加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培训，现在这种培训内容太少，而且只在公务员处级任职班开设此类课程，远远适应不了政策制订专业化、知识化的需要。应充分利用党校和行政学院，在党政干部中普及规章制订、规章执行的基本知识，普及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应在部分有培养前途的、从事规章制订或政策制订的人员中加大培训力度。可在党校、行政学院开设这类培训的专题课，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讲学。三是要改革政策体制，当前主要是要建立政策制订与政策执行适度分离的体制，建立政策的“谋”与“断”分离的体制。应在第六次机构改革中，尝试这种改革。根据发达地区的经验看，只有将政策制订与政策执行适度分离，将政策的“谋”与“断”分离，才可能使行政机构职责分明，也才有利于政策的专业化、知识化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