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年3月，也就是安妮去世两年后，林肯想离开新塞勒姆，于是借来一匹马，骑马前往春田镇，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
林肯把全部家当都装进了马鞍袋里——所谓的全部家当其实就是几本法律书、几件衬衫和内衣裤。他还随身携带着一条蓝色旧袜子，里面有18.75美分，其中有12.5美分是他在新塞勒姆邮局重新营业之前代收的邮资。林肯到春田镇的第一年，生活非常困难，他原本可以先挪用公款，等以后有钱再补上，可他觉得这样做违背了诚信道德。因此，当邮局查账员来找林肯结账时，他如数上交了公款，而且还是他当年做邮递员工作时收到的那些硬币。
林肯启程去春田镇的那天早上，他的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还欠债1100美元。那是以前杂货店破产时，贝利酒精中毒身亡而留给他的债务。
林肯原本可以发个声明：由于生意失败，请求法院判定债务分摊，随便钻个法律漏洞就可以躲过债务。可是，林肯不会去做有悖于自己做人准则的事，于是，他主动找到债主们，并向他们承诺：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会如数偿还，还会连本带利。其他债主都答应了，只有彼得·贝根得理不饶人，他立刻提起诉讼，并获得胜诉，公开拍卖了林肯的马匹和测量工具。其他债主则耐心地等了十多年，林肯为了兑现承诺而长年省吃俭用，直到他当选国会议员时，还曾拿出一部分薪水寄回家乡去还旧债。
到达春田镇的那天早晨，林肯把马匹拴在公共广场西北角的“乔舒亚·斯彼得日用百货商店”门前。后来，斯彼得这样回忆道：
他骑着一匹借来的马来到镇子上，说要向我这个此地唯一的家具匠定制一个床架。他走进我的店里，把马鞍袋放在柜台上，向我询问床架的材料费。我拿起笔来计算给他看，最后的结果是需要17美元。他说：“已经很便宜了，不过，不管多么便宜，我都买不起。如果你愿意赊账给我，等到圣诞节，我把律师事务所开起来了，我就可以还你钱。如果我的律师生涯失败了，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了。”他的语气中充溢着忧郁之情，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了。于是，我抬头打量着他，心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阴沉而忧郁的脸庞——直到现在我也这么认为。我对他说：“我有一个大卧室，里面有一张大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跟我挤一挤吧！”他问道：“你的房间在哪里？”我立刻指向店里通往卧室的楼梯，答道：“在楼上。”他听完，一句话也不说，就抱起马鞍袋爬上了楼，然后把马鞍袋放在地板上，自己又下楼来，笑逐颜开地对我说：“好啦！斯彼得先生，非常感谢。”
此后的几年里，林肯跟斯彼得同住一个屋，同睡一张床，而且分文不付。
林肯还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威廉·布特尔，这些年里，他不仅供应林肯吃喝，还给他买了很多衣服。
林肯手头有点钱的时候，可能付过布特尔一点点钱，可是，双方都没有明确算账。这种援助和救济都是出于朋友之情。
林肯感谢上帝赐给他如此好的两位挚友，倘若没有布特尔和斯彼得的帮助，他就不可能顺利地走上律师之路。
林肯找到另一个律师，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这个律师名叫斯图尔特。斯图尔特是个政治控，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政治，把事务所交给林肯一人打理。可是，那时事业刚起步，事务所业务很少，办公室也很简陋，里面只有“一张小脏床、一件野牛皮毯、一把椅子、一条长凳”。另外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有几本法律书。
事务所的日常记录显示，他们开业的前半年只有5笔业务，一笔2.5美元，两笔5美元，一笔10美元，还有一笔的酬劳是一件大衣。
林肯心灰意冷，有一天，他来到春田镇“佩奇·伊顿木匠店”门口，想改行当木匠。几年前，林肯在新塞勒姆学习法律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改当铁匠。
在春田镇生活的第一年，林肯相当寂寞。晚上，偶尔会有几个男人来斯彼得商店后面闲谈政治，他们就是林肯的全部社交圈了。星期天，林肯也不上教堂，他自称自己与春田镇的优美教堂格格不入。
这一年中，只有一个女人跟他说过话。他在给昔日好友的信中写道：“若非万不得已，那个女人也不会搭理我。”
1839年，春田镇来了一个女人，她不但搭理他，还追求他，想嫁给他。这个女人就是玛丽·陶德。
“陶德”是一个姓氏，英文是“Todd”。有人问林肯怎么拼写“陶德”一姓，他调侃地说：“上帝（God）只需一个‘d’，陶德却有两个‘d’，想必这个姓比上帝还要牛！”
陶德家人也常常自吹其源远流长的家族史。相传在公元6世纪，玛丽的祖父、曾祖父及叔公们曾经当过将军和州长，甚至还有一位海军大臣。玛丽在肯塔基州莱辛顿城的一所法国学校读书，这所学校的创办人来头可不小——那是一对法国贵族夫妇，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逃离了巴黎，躲过了上断头台的厄运——他们就是维多丽·夏洛蒂·里克瑞·曼特尔夫妇。他们教玛丽说的法语带有浓厚的巴黎贵族腔，他们教玛丽跳的舞蹈是法国贵族在凡尔赛宫跳的沙龙舞和塞加西亚圆圈舞。
玛丽有一种高傲的贵族气质，自以为与众不同，还深信自己有总统夫人的富贵命。真是不可思议，她不但这么认为，还逢人必夸。大家都觉得她愚昧可笑，她却信心不减，还自得其乐。
玛丽的亲姐姐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妹妹：“她喜欢自吹自擂，喜欢光彩照人，喜欢虚伪造作，喜欢趋炎附势，可她又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雄心勃勃的女人。”
可是，玛丽的脾气很坏，常常情绪失控。1839年，玛丽的姐姐已经嫁到了春田镇，一天，玛丽在父亲家与继母吵了一架，之后她摔门而出，气冲冲地离家出走，去了姐姐家。
她一直嚷着要嫁给未来的总统，冥冥之中她却找对地方了。全世界最能实现她梦想的地方就是伊利诺伊州的春田镇了。当时，春田镇还是个脏兮兮的边疆小镇，那里只有草地，没有树木，没有电灯，没有车道，没有人行道，也没有下水道。牛在街道上乱跑，猪在泥坑里打滚，到处都是粪堆，真是臭气熏天。1839年的春田镇却又是藏龙卧虎之地，虽然总人口只有1500人，却住着两个特殊的人物——1860年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其中一个是民主党代表史蒂芬·阿诺德·道格拉斯，另一个就是共和党代表亚伯拉罕·林肯。
这两人都认识玛丽·陶德。玛丽说，他俩同时追求她，都曾拥抱过她，甚至都向她求过婚。
玛丽的姐姐曾经说过，当有人问玛丽打算嫁给谁时，她的回答是：“谁最有希望当总统，我就嫁给谁。”
这是明摆着要嫁给道格拉斯啊！想当初，道格拉斯的政治前景似乎让林肯望尘莫及。那年，道格拉斯风华正茂，却已然成为州务卿，且拥有“小巨人”的美誉。而此时的林肯只是一个奋斗中的小律师，还要在朋友那里蹭吃、蹭喝、蹭住。
当林肯还是个无名小卒的时候，道格拉斯已经成为美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了。事实上，就在林肯当选总统的两年前，美国人民对他都没什么印象，只知道他跟那个威风八面的道格拉斯辩论过。
玛丽的亲戚都认为玛丽更喜欢道格拉斯，事实也许就是如此。这个男人很有女人缘，而且仪表堂堂、魅力四射、前程似锦，有气质，也有社会地位。
此外，道格拉斯还有一口好听的男低音，留着黑发波浪卷，擅长跳华尔兹舞，还时不时地向玛丽献殷勤。
道格拉斯是玛丽心目中理想的老公人选。她有时会对镜子自称“玛丽·陶德·道格拉斯”，这个名字叫起来真顺口，她甚至还幻想着跟道格拉斯在总统府邸里跳华尔兹……
就在道格拉斯追求玛丽期间，有一天，他在春田镇的公共场所跟一名报社编辑打了一架，而那个人恰好是玛丽闺密的老公。
也许玛丽曾为此事批评过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还曾经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爬上桌子大喊大叫，还跳起华尔兹，把酒杯、酒瓶、火鸡、肉汤、盘子、碟子全部踢到地上。也许玛丽也曾为此事警告过道格拉斯。
玛丽和道格拉斯谈恋爱的时候，道格拉斯总是背着玛丽跟其他女孩跳舞。玛丽知道后就会大吵大闹，弄得场面很难堪。
总之，他们的恋爱没有结果。参议员贝弗里奇曾说：
后来，有人说，道格拉斯向玛丽求婚遭到了拒绝，因为道格拉斯道德“败坏”，其实这只是让玛丽保住面子的谎话；事实上，精明能干又见多识广的道格拉斯从来不曾向玛丽求过婚。
玛丽万念俱灰，她为了引起道格拉斯的嫉妒，转而向道格拉斯的政敌林肯献殷勤。可是，这招对于道格拉斯并不管用，结果却阴差阳错地俘获了林肯的心。
玛丽的姐姐爱德华太太如此描述玛丽和林肯的恋爱过程：
有好几次，他们坐在屋里谈话时，我碰巧在场。说话的那个人永远都是玛丽，林肯只是负责倾听。他很少插嘴，只是盯着她看，好像被她深深地迷住了。林肯迷醉于玛丽的智慧和机灵。可是，他无法跟这个千金大小姐长谈。
当年7月，人们谈论多月的共和党大会在春田镇召开，整个小镇顿时热闹非凡。这些共和党代表打着横幅标语，从几百里外的地方风尘仆仆地赶来，一路上敲锣打鼓，好不热闹。芝加哥代表乘坐着双桅官艇，船上少女翩翩起舞，乐声悠扬，大炮齐鸣，直上云霄。
民主党挑衅共和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说他就像个住在小木屋里喝着苹果酒的小老太太。于是，共和党故意挑选30头公牛，拖着四轮马车，载着小木屋，在春田镇的街道上游行。小木屋的门口有一桶苹果酒，旁边是一棵随风飘扬的核桃树，树上是玩耍嬉戏的小浣熊。
夜幕降临，火炬燃起，林肯就在摇曳的火光下发表政治演说。
在一次会议上，民众指责共和党是贵族党，自己穿着体面的衣服，却要求贫民给他投票，林肯这样辩道：
“我刚到伊利诺伊州的时候，还是个没有文化、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小伙子。我先是在平底船上做劳工，月薪只有8美元。我只有一条马裤，还是鹿皮做的次品，每次洗完裤子在太阳下晾晒，裤子就会马上缩水。就这样，洗一次，缩一次，现在我的裤子已经吊在袜子之上好几寸了。我一天天长高，裤子却变得更短更紧，在小腿上勒出一道紫印，到现在还清晰可辨。如果你们硬要说我这是贵族风范，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民众听完，吹着口哨大喊大叫，表示要支持他、拥护他。
林肯和玛丽到爱德华太太家去做客的时候，玛丽夸奖林肯，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演说家，他是她的骄傲，他登上总统宝座的那天将指日可待。
夜晚，在月光下，林肯低头凝视着玛丽，玛丽依偎在林肯身旁，她的举止已表明了一切，林肯心领神会，于是伸手搂住她，温柔地亲吻她……
结婚的日子定在1841年1月1日。
还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他们就要结婚了。可是，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中，且会随时向他们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