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听说，西城的榆树街发生了一起抢劫事件。下午四点，天还没有黑透，七八个骑着自行车的黑人小青年围殴了一个学生，将他打得鼻孔出血。我看到了网上流传的照片。被打的那个人微胖，缺乏锻炼的体型，穿着一件鲜绿色的T恤，活像游戏《愤怒的小鸟》里被愤怒的小鸟们一轮一轮砸的小绿猪。简直需要一段轻快的音乐，去衬托暴力所呈现的那种欢欣。
被打得鼻孔出血大概是咎由自取。一定是他反应迟钝，没有眼疾手快及时地将钱包和手机双手奉上。但是我知道纽黑文的小混混们已经算相当的客气。大多数时候他们偏好使用拳脚。在一小时之前，一小时车程外的纽镇，一个20岁的年轻人端着一支AR-15步枪扫射了一所小学。死去的大部分是些小孩子。也许刚刚学会拼写自己的姓名。
我为死去的小孩们感到庆幸。这不是一个值得活的时代。活着他们会长大，嗑药，滥交，憎恨社会，拿枪对人或者对着自己的脑袋。他们会毕业，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还贷款，拒绝或者被拒绝，殴打或者被殴打，背叛或者被背叛。他们会结婚，生育，空巢，苍老，面对一场又一场的生离死别，直到时间，把人慢慢雕磨成一片苍凉枯黄的落叶。
我是一个正义感极度匮乏的人。我自以为是一个局外人。新闻里接二连三的事件报道已再不能刺激我麻木的神经。无论抢劫或是枪击，我都不觉得与我有关。在刚来美国的头几个月，与我有关的就是那一摞摞待洗的餐盘。
我见过太多若干年不曾回家的人。他们离开家是那么久那么久，久到即使有家，他们也不再能记得故乡亲人的音容。当初他们一心一意地选择离开。他们几经周转，胆颤心惊地穿过一道道关卡，徒步穿越墨西哥的沙漠到德克萨斯，或者挤像沙丁鱼罐头一般拥挤的海船到佛罗里达。而一旦登上美国领土，他们又千方百计地想要衣锦还乡。一开始，要用三四年的时间攒钱，还清偷渡时为了支付蛇头欠下的债。再然后，工作三四年，攒钱请律师，申请政治避难，以获得绿卡。等待绿卡的过程，或者数月，或者十数年，或者一辈子。
我的未来，就着落在一摞摞油腻的餐盘上。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到下午两点半，晚上五点半到十点半，我背向灯光，一直在自己的影子里洗碗。首先要把牲畜吃不了的残渣，像贝壳、龙虾壳和餐厅纸之类的东西挑出来，剩菜倒进泔水桶，然后将碗筷丢进你看一眼就再吃不下任何东西的洗碗池里。再用一块沾了劣质洗洁剂的抹布拭去碗盘上的油污。最后以清水淋净。有几百片碗，几百双筷子。长时间在水中浸泡，我的手开始发皱，脱皮。一层尚未脱尽，另一层又开始破碎出新的痕迹。我对着昏黄的灯光看自己的手指。像某种兰花，白色的花瓣层层剥离，露出根柢处的血红。
福建的阿婶说我的脸生得好看，只是笑起来丑。一笑，不免显得眼睛小，脸上的皮往两边横，露出一口难看的牙齿。总之是不能笑，才能遇上好婆家。“嫁个有绿卡的，也就留下来了。”她这样说。已经有无数人给我提过这个建议。他们提这个建议的时候，露出“当女人就是好”的表情。黑地也对我说过：“如果你想要绿卡，很简单。跟我假结婚。你知道，康州允许这样做。”黑地是个黑黄混血的姑娘。
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要留下来。可我也没有理由回家。
纽黑文是座小城。工作以外的时间我有充分的自由，去遇见小城街道上的流浪汉。他们大多数跟我一样，除了充分的自由一无所有。我听说在纽约，你会碰到硬向你手中塞一张CD或者什么小玩意的乞者；如果你拒绝向他们捐献20美元以上的现金财物，他们会掀起上衣，向你展示裤袋里的小刀。纽黑文的街头也有很多乞丐。相较于北京街头卑躬屈膝、跪地乞讨的流浪汉和纽约动辄暴力相向的无赖，这里的乞丐似乎活得更加从容。他们或守在阳光充裕的街角，或坐在弥漫着咖啡味道的面包店门口，或者倚靠着青藤葱茏的古砖墙。有时候是身材臃肿的女人，有时候是体格庞大的男人，总之都是黑人。他们跟你打招呼，微笑问好，问你有没有零钱。
曾有几次我独自去走那条不时出点事的榆树街。他们说，判断一个社区的安全状况，只需看那一带的私人草坪。屋宇错落，草坪整洁，那便是富人区。若街道杂乱，两侧草坪未经修剪，荒草丛生，就多半是黑人区。榆树街是后者。即使是白天，这里的阳光也透着一丝阴惨凄恻。尽管离主干街道只隔着些许距离，行人却出奇得少，并且都是黑人。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的目光。据说要是目光相接，他们就会走上来找你要钱。
我没遇到过抢劫。我想是因为我生得小，黑，站在阴影里就能隐形。就像我工作的时候，一直蹲守在那个属于我的小小角落，背对世界，不会有人注意我。唯独有一次，在榆树街，我走在两个中国人后面。街对面喝醉了酒的黑人流浪汉摇晃着冲我们喊：“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滚蛋，中国人！”
榆树街并不独特。事实上，纽黑文就仿佛半个巨大的八卦——那黑色的一半。它的周围多是黑人区，密密地围绕着市中心那一个小小的白点。那个白点，就是有名的耶鲁大学。
于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奇观：一边是无书可读的黑人小青年成天无事可做，隔三岔五地打劫过往的行人，另一边，是豪华轿车接送的学生，颐指气使让佣人将自己的行李搬进城堡一般的宿舍。
黑地带我从各种意想不到的建筑物的夹缝间穿过。有时是教堂一侧的小小庭院，有时是私人住宅的后花园。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她说她熟悉这里的路径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但是就像她读不懂自己的掌纹，她也从来没有读懂这座城市的纹路。我们从各个角度观察这里的楼房。在阳光底下，那些沉重肃穆的、教堂一般的哥特式建筑，比我的手心更加惨白。那是一种上了年纪的灰白色，好像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沧桑，一点一点渗透进浮雕所勾勒的阴影里。黑地说，这些建筑并没有它们看上去那么老。构成它们的石砖曾被埋进泥土，直到被腐蚀出人们所需要的那种沧桑感，然后才挖出来砌成墙。我能想象人们想要观赏的那种沧桑，那种积淀后的历史感。应该会像我的手心。因为在污浊的油腻里浸泡太久，于是会泛白，会一层层起皮。
福建的大婶说我生得俏，应该去前头端盘子。老板娘说，这个姑娘不会笑。不会笑的人没法招待客人。
这个时代要卖笑。我没有笑可以卖。所以必须洗碗。
但是他们实在忙的时候也会叫我去端盘子送菜。这家店的客人以中国留学生居多。他们会抱怨这里服务不好，菜色少，油腻，可吃了一圈他们还是会回来。
端菜的时候会被问到各种问题。诸如年龄，家乡，父母，是否合法身份。一遍又一遍，强迫我确认我的归属与身份。我总是很诚实地告诉他们，我从墨西哥翻山越岭地偷渡过来。他们会继续追问：“会不会被警察抓到？”我就会告诉他们，巡警管不过来，因为国境线那样长，偷渡的人那样多。他们会继续追问：“会不会被遣送回国？”我就会告诉他们，真的抓到了，也没人会遣送你回国，因为政府也不愿掏这机票钱。他们会继续追问：“这样偷偷摸摸生存，没有合法身份，会不会抹黑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我无法面对他们正义而犀利的眼睛。不知道怎样回答。
我知道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我不能通过的门。他们隔着门，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我。耶鲁的学校没有门墙，但是它的每一幢楼都有一道门禁。门前会有一个蓝色标识。有盾形校徽，还有一行小字：“被授权的耶鲁人员以及他们的客人才能进入。”那是一种不容置疑的选择与拒绝。那是一道令人顿时自残形秽的符咒。
在窥伺那些门洞的人不只有我。有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成群结队的游客，他们总是就着法学院门上的浮雕拍照；有卖墨西哥鸡肉卷的小车，操着拉丁口音的小贩们会守在教学楼的门前等待学生下课；还有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小青年，同暮色一起降临。他们穿着风衣，插着耳麦，头顶是地垄沟头型细细密密的辫子。骑着车，或者踩着滑板。等天一黑，他们的脸就完全沉没在黑暗里，只有眼睛和偶尔闪露的牙齿闪闪发亮。在僻无人声的街道，他们三五成群，从落单的行人那里抢走手机与钱包。
一到纽黑文，店里的人就给了我几条忠告：不要天黑出门，不要单独过黑人区，不要当街展示财物，不要跟搭讪的陌生人说话。我牢记在心。所以在某个周末的晚上，黑地约我去酒吧玩的时候，我说我不能出门，因为很危险。黑地听了以后哈哈大笑。她的笑声像机关枪，吭吭吭，吭吭吭。她笑的时候，那巨大的耳挂上的一排银色骷髅头拽着她的耳垂一起前前后后地摆动。我不明白有什么好笑。我很认真地说：“我们很可能遇上抢劫的小混混！”黑地继续不停地笑，吭吭吭。笑完了以后她说：“这个你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我是他们中的一个。”
我跟黑地的遇见很离奇。有一天，我坐在葛街陵园里思考人生。我的屁股下是一块墓碑，做成长椅的样子；上面镌刻着一对夫妇的名字、诞辰和忌日。在离我脚边两码的地方，有一只松鼠坐在星条旗旁边啃吃松果，不时抬起头来看我。逆着树叶隙里漏下来的阳光，可以看到湛蓝的穹顶、鸽群和不远处建筑物石灰岩堆砌的高耸尖顶。
我喜欢浏览陵园。置身于死人群中，我能隔着远远一段距离反观活人世界。这种脱离感很奇妙。我感觉到，在绿色草地与灰白色的墓碑中间，亮色的鲜花与国旗有那么一丝荒诞的色彩。它们让逝者不得安宁。但也许我是错的。因为已经抵达永恒，或者已经在另一些地方开始生活，已经没有什么能够打扰他们了。
“你现在坐在我父母的坟上。”
突然背后有人说道。我吃了一惊，从墓碑上跳起来，猛地回头看。是一个皮肤黝黑的混血女人，应该有一半的亚洲血统。嘴唇很厚，白牙外突。黑发微卷，懒散搭在肩上。个头不大。我不能够确定她的年龄。如果只看她的眼睛，我会觉得她是个三十六岁女人：有细小的纹理像蛛丝一样紧密而有条理地爬在她眼角与下眼睑。可是如果只听她的声音，我会觉得她才十六岁，那是一种日本女孩才会有的娇滴滴的甜润嗓音。后来我推算她的年龄，我把这两种猜测加起来除以二，那么她有可能是二十六岁。
她看到我被惊吓到的表情，开心得哈哈大笑。她笑起来会发出粗重的鼻音，好像机关枪，吭吭吭，吭吭吭。笑完后她说：“我开玩笑。”我注意到她左眉上有三颗小小的并排的痣。
“那么，”她笑完以后问，“你是来这里缅怀祖先的吗？哦，等等，你的祖父母可不会被埋在这儿。你是中国人，是吗？你说广东话吗？”我表示否定。她吭吭吭，吭吭吭地笑了两下说：“我也不！我妈妈能说，虽然。她是中国人。”我问她：“那么你是来这儿缅怀亲人的吗？”她又吭吭吭笑起来：“这里面不太会埋黑人，是不是？”她一副矜矜自得的模样，自以为说了一个特好玩的笑话，她自顾自地笑了一会儿，然后说：“校长，教授，海军将领，教区牧师，市长——那是你能在这里找到的人。哦，这是个高贵圣洁的地方。”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Heidi。因为她很黑，所以我决定叫她黑地。我让她叫我笑笑。可是她没法发出笑这个音。她一开口，就成了烧烧。她于是叫我烧烧。
我问她来陵园做什么。她说她来看望这里守陵园的老头。她问我来做什么。我说我来思考人生。她听了，像听到一件前所未有的好笑的事情，更加吭吭吭地笑得喘不过气来。我看她这样笑，忍不住辩解说：“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黑地笑呀，笑呀，好不容易有个间歇，她忍住笑问我：“今晚你打算住在这儿么？”我说：“不。我还要回去上班。”黑地笑说：“你应该住在这儿。这里经济，安静并且安全。绝对没有人打扰！连打劫的人也不会来。我邀请你在这儿露营。”我说：“不，谢谢。我不想在这儿过夜。”
黑地然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那是一只表带磨损、看起来很有年头的银色机械表。她大笑说：“这里三点关门，你知不知道？一旦园门关上，你就只好在这儿过夜。不过，北边的墙是略矮一些；墙根有连绵不断的墓碑；你半夜可以踩着它们突出来的部分翻墙出去。”我一听，吓坏了，匆匆忙忙跟她道别，急忙往陵园出口跑。背后是黑地一长串的笑。
有一天，我独自在书店。我意外地看到Terrasseà Rome。中文译作《罗马阳台》。这本书讲述一个被硝镪水毁了容的黑白版画家。版画，是一种关于阴影与黑夜的艺术。画家的每一幅作品都出自阴影，就像一个婴儿出自母亲的产道。画家自我介绍的时候说道，他一生都在画同一个女人的身体，每一转笔都是她拥吻他时的模样。但是他最后死在另一个女人怀里。她摇晃着他直到他咽气。很久以前我阅读了它的译本。很久以后我还要引用它。有一种我所珍爱的绝望像不死的藤蔓一样缠绕在艺术的躯干上。我找到一个角落，半跪在地上，打开书读道：
《Les hommes désespérés vivent dans des angles.Tous les hommes amoureux vivent dans des angles.Tous les lecteurs des livres vivent dans des angles.Les hommes désespérés vivent accrochés dansl’espace à la manière des figures quisont peintes sur les murs， ne respirant pas，san sparler，n'ecoutant personne.》
绝望的人们生活在角落里。所有爱恋中的人生活在角落里。所有阅读书本的人生活在角落里。绝望的人们挂在空间中生活，就像那画在墙上的图像，不喘气，不讲话，也不聆听任何人说话。
“嘿！”有人跟我打招呼。我抬起头，看到墓地结识的女人。她头发乱蓬蓬地搭在肩头，下眼影很深（很可能是昨夜浓妆的残留），显现出一种似鬼非鬼的神情。她穿着一条布满破洞的蓝泛白牛仔裤，上身是一件腥红色的露肩套头衫，同时周身散发着一种劣质香水、酒精和狐臭混合的味道。这是街上你能搜罗到的你最不想与之对话的人。她没有看出我对她的厌恶与排斥，或者只是无视它们，她也蹲下来，以一种研究瓢虫的目光看着我的眼睛，轻声说：“这么说，你也喜欢阴影与角落。”这时我们共同处于书架的阴影中。她眨了眨眼睛。粘有亮点的假睫毛在阴影里熠熠生光。同样在闪光的还有她右耳耳缘上穿着的三个金色圆环，以及她右侧鼻翼钉入的一枚银针。这样，在那张脸实在是不成比例的黑暗和丑陋之中，有几处闪耀着金银璀璨的光芒。
我思考她的那句话，关于阴影与角落。我最后断定，黑暗是一种类似于头发的东西：我喜欢长头发，但是当头发长到一定程度，它会纠结、萎黄、分叉，同时我会感到它的沉重，它会妨碍生活；这时我就算不舍得也只能将之削短。归根结底，我不是能够在黑暗中生活的人。我不能像蝙蝠那样在黑暗中捕食和繁衍。但我感到她是。她在寻找觅食的同伴。她相中了我。我感到头皮一阵发紧。
“你在跟着我？”我问道。她注意到我在读的书，故作姿态地摇头道：“Non！ Non！ C'estune co?ncidence.Co?ncidence！”她摇头的时候，两个金光大耳坠跟着她左右摆动。光线被吊坠反射，到她黑亮光洁的脸颊上又被弹出来。我甚至没有尝试找个借口。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其实还很早），说：“抱歉，我要走了。”我将书塞回书架。走出书区时我匆匆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抽出我看过的那本书。
有一天，在圣玛丽教堂。我走进去完全是出于某种偶然的召唤。有很多次我路过这个庄严而寂静的大教堂，有很多次我透过它的尖顶去看天，有很多次我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坐在教堂正门的台阶上。这一天我路过的时候他也坐在那，以一种木然的表情。他看到我，像看见一只松鼠那样熟视无睹地扫过目光。在我进一步意识到我要去哪里之前，我向台阶迈上了一步。我逆着阳光走到门前。那扇门一定很沉、很沉。我将整个身体倚靠上去，门轴发出一声悠长的吱哑。我穿过门厅进入主殿。碧色的石柱支撑着蓝色的穹顶。花窗玻璃透射进的光线漫漫铺展在空间与尘埃里。他们正在进行圣体陈列礼。圣体匣被烛光环绕。在光芒之中，巨大的钉着耶稣的十字浮在半空。我没有找到它的支架，也没看见悬吊它的绳索。像是另一个空间的呈现。寥寥几个信徒面向十字祭坛上的烛光，或跪或坐，低头祝祷。
我从侧边的通道向前走，一直走到圣母像跟前的跪席上。我在圣多米尼哥的领地上想着一些渎神的事情。我从处女玛丽诞生耶稣，联想到姜嫄践履和史书上种种“感而孕”，不禁为男人们的贞洁崇拜感到好笑：他们想干她们，但又想要她们的纯洁。人心的矛盾无过于此。我一个人在无声发笑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拍我。我转头，看到她。这一次她把脸洗干净了，素颜的面孔上露出黑痣和疙瘩。但可能因为教堂光线的缘故，她的表情显得很柔和。“我不知道你信天主教。”她说。“我不信。”我答。她压低了笑声，但仍然吭吭吭地笑了一下：“我也不。但是我们俩都来了。”我又想不找借口就离开。但是我忽然惊异于自己要避开她这件事。为什么？逃避她的理由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她丑陋、穷困潦倒么？可是，难道我不是一样丑陋、穷困么？如果我拒绝跟同我一样的人做朋友，那我就没有朋友。我的确没有朋友。
我问道：“你是在跟踪我吗？我们一再相遇。”黑地很理智地说：“我说我没有跟踪你，你可能都不相信。有三种解释可以试图说明我们的一再邂逅。第一种是说，我在跟着你。第二种是说，你在跟着我。第三种是说，我们谁也没有跟谁，但因为我们跟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所以在路途上不断撞见。”我说：“你说得很对。你是指第三种解释，是吗？如果这样，我们共同跟着的东西是什么呢？”黑地再一次吭吭吭地笑起来，她压低了声音，但我想她一定惊动了神圣的空气。她说：“我说过是第三种解释吗？我是跟着你的，没有错。前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你，我就跟着你进了书店；这一次，我又在教堂附近看见你，我就跟着你来到这里。”我说：“为什么？”她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喜欢你。仅此而已。”她吭吭吭笑起来。天真地眨了眨眼睛，睫毛扑闪。她的睫毛不长，因为这次是真的。
我们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默契。她总是在笑，吭吭吭。而我不笑。
于是这样，在圣母像前，某种生机勃勃的灵性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直到现在，我依然不能确定这种羁绊是吉是凶。
那以后我跟黑地熟悉起来。我们拥抱，亲吻，交换彼此的心事。我给黑地看我的满手起皮的手。我告诉她我每天的工作。用一池油腻养我兰花一样盛开的手。我告诉她我对这所城市的疏离。那是一种强烈的不归属感。就算我的每个细胞都在这里掉皮，腐烂，渗透进这里的泥土，我也不属于这里。
她朝我的手吹气，然后把自己的手掌放上来。她的手掌在我看来很奇异。手背出奇的黑，手心出奇的白。她轻声跟我说：“没有人属于这里。我们所有人都只是路过。”
在星期六的晚上黑地拉我去酒吧。那时我下班，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我没想到纽黑文的街头竟然那么热闹。已经入冬，天气很冷。街上那些女学生个个穿着深色吊带，短裙或者短裤，露出一条条白花花，黑溜溜，或者黄澄澄的腿来。有的穿着八九厘米高的跟鞋，有的赤脚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拎着跟鞋。她们说说笑笑，搂搂抱抱，偶尔当街碰碰嘴，从一个酒吧奔向另一个酒吧。
黑地带着我左绕右拐，最后进了一间烟味很重的酒吧。里面正在进行一场金属乐表演。砰砰砰，锵锵锵，砰砰锵锵，像是很有节奏的枪响。吧台前或坐或靠着一些正在东张西望的人。吧台边上有桌式足球，一群人围着大呼小叫。里头的角落里，两个男人在投掷飞镖，旁边的女人一边看一边喝彩。人们大多一只手拿酒一只手拿烟。我注意到很多人手里拿着土黄色的粗粗的烟卷。我猜测是大麻。随即被烟雾呛得咳嗽起来。
黑地去吧台要了两杯兑了果汁的威士忌，给了我一杯。我们一在桌边坐下，立即有几个黑人围了上来。我问黑地他们是谁。黑地漫不经心地说：“一些朋友。”他们跟黑地打招呼，吐字有很重的口音，我听得很费劲。他们问黑地我是谁。黑地吭吭吭地笑着说：“我的妞。”那个满头小辫子的黑人哈哈大笑，说：“你出柜了嗬。”他的头顶还夹着一只小小的、鲜红色的蝴蝶结。
我从来没有答应黑地说做她的女朋友。但是我也没有斩钉截铁地说不做朋友。在纽黑文找男朋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同性恋很多，有强大的官方组织。男人都跟男人好上了，所以强迫女人只能跟女人好。人们说，oneinfour，maybemore.是说这里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恋，也许更多。肯定更多。
其后黑地说她想打台球。台球桌被人占着。两个拉丁裔男孩在教一个亚裔女孩打球。我听她的口音，猜那个女生是中国人。黑地带着我在桌球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二郎腿一跷，手臂往两边一摊，眼睛直瞪着正在打球的三个人。只要球没进洞，黑地嘴里就发出让人不快的、吭吭吭的笑声。打球的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他们显得很不爽，又不好发作。很可能因为黑地总瞪着他们的缘故，他们很快罢手，把球桌让了出来。
黑地毫不惭愧地过去占了球桌，让我陪她打。她的球棍使得又稳又狠。她的球要么像子弹一样一道光似地飞进洞里，要么就会打到球桌边缘弹好几个来回。我习惯于软绵绵地打，轻轻将球推去洞口。球技称不上好，可也不坏。但是没多久威士忌的劲就上来了。周围的烟雾熏得我眼花缭乱。我努力甩甩头，想要集中注意力，眼里想要瞄准的那只半色的球忽然间变出好几种颜色。一杆子出去，白球歪歪斜斜地滚出一点停了下来。
坐到沙发上的那个中国女孩爆发出一阵娇笑。她旁边的两个男子跟着笑。黑地掐了她的烟，将白球摆回原来的位置，叫我再来一次。我重新打。这次白球打中了我想要的球，可是那只球并没沿着我要的轨迹前进，反而将一侧的黑球撞进洞去。旁边的观众笑得越发花枝乱颤。我眼前发晕，也不知是酒精和烟雾，还是因为被笑，只觉得面颊发烫。但是笑声很快停了下来。黑地横拿着她的球棍走去他们跟前，周围的人不得不闪避她的球棍。她站住脚，嘴里吐出一个词：“出去。”
“这是个公共场所。你们在这里打，你不能阻止我们旁观。”那个女孩止住笑，不卑不亢地说。
黑地将球杆往地上一蹬，骂道：“操。你们在这里闹腾，你不能阻止我的球棍插你们的屁眼儿。”
那个男的霍地一下站起来。他一站起来，就比黑地高了个头。但他很瘦，远不如黑地壮实。黑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干枯的上嘴唇，双手一下攥紧了球棍。
那个中国女孩赶紧抓住男生的手说：“别。我们换个地方。”那个男生丝毫没有要退让的表示，依然与黑地对峙着。这时周围的人立刻注意到这里的氛围不对，他们纷纷退开。黑地的朋友们靠了上来。那个扎小蝴蝶结的黑人走近前来，摸着自己的下巴说；“这里好玩哪？”
拉丁裔的男生避开黑地的目光。他们三个人各自披上大衣，迅速往门外走。海地还不依不挠地在后面喊：“跑！跑去找亲爱的爹地和妈咪。呜呜呜，今天我被一个黑女人干了。真痛啊，呜呜呜！”
开学的时候，黑地递给我一张学生卡。我低头看，照片是一个华裔学生。黑地说：“现在你想进哪扇门，就可以进哪扇门。”我又是欣喜又是疑惑：“你从哪里弄到的？”话一出口我便猜到了答案，“你们……”黑地冷淡地说：“如果你想归还，随时都可以。如果你想用它，那就抓紧时间。失主一去挂失，这张卡就用不了了。”
我去了斯德林图书馆。那是一座七层楼高的半哥特式城堡。灰黑、灰黄、灰蓝的石砖错落有致，堆砌成令人无法靠近的庄严。以前我只能远远地仰视它的尖顶拱门和细长细长的花窗玻璃。直到拿到门禁，我才敢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中殿空阔而深邃。彩窗透进的阳光被廊灯投下的昏黄簇拥。大理石浮雕勾勒的真理、智慧与死亡细细密密地布置着天花板到廊柱的每个角落。它令我想起博尔赫斯所描述的迷宫式的图书馆，在某种无限序列里生成的神秘，使得书本被赋予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宗教感。
书库里没有人。我无声地穿行在书架之间，脚步轻微，尘埃溅起。所到之处顶灯骤亮，余则陷入沉沉的黑暗。我用脱皮的手拂拭书脊，去读并不能懂的文字。成千上万的书密密匝匝地挤在黑暗里，重重叠叠不知堆放着多少记忆。有一些，比我曾祖的骨灰更久远。翻阅过它们的人不多，并且也许大多都死了。他们死的时候并不记得曾在某一本书的某一页上留下小小的符号，然后它遇见了我。我想到，对某一本书来说，从一个读者等到下一个读者，期间要捱过多少漫长的时光。灰尘将它们轻轻地掩埋在时间里。
我要黑地也去图书馆看看。黑地说：“那不是我的地盘。”我说：“那不意味着你就不能进入。”黑地说：“那的确意味着我不能进入。”
我后来想到，黑地一定进去过的。她跟我说过这里鲜有她不知道的地方。她说她对这座小城的熟悉，一如对自己的手掌。
我去教室听课。这次我强迫黑地跟着我。那位老教授名叫哈罗德·布鲁姆。我听人说，他每学期都开两门课，一门讲莎士比亚，一门讲现代诗。黑地说，我不认识莎士比亚。我还是将她强按在教室里。讲课的老教授满头花白，脸上布满细细的纹路，神秘细致，像斯德林图书馆中殿的浮雕。他胸前挂着一只哨子。他说，如果他独处时觉得呼吸困难他就会吹哨子，然后他的妻子就会来救他。他说话的声音很轻，轻到像一根羽毛，随时会被风飘走。他说一会儿，停一会儿，颤颤巍巍地拿起面前的水杯，往嘴里倒一口，一半的水泼出来，流进衣领。他用袖子把嘴边的水擦去，说：“只要我还在呼吸，我会一直教下去。”那堂课教室里坐满了人，但是没有任何人发出声音。只有外面草坪上除草机嗡嗡的声音。我什么也没听懂。我猜黑地也是。我们只是虔诚地坐着，像进行一场仪式。有一个金发小男生，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偷偷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手指头大小的红萝卜，塞进嘴里咀嚼。
那张学生卡很快就没用了。我将它搁在某个教室的窗台上。
再次在当地的小报上看到中国人被抢的消息的时候，我问黑地：“是不是你们？”黑地不置可否。我又问她：“为什么你们总是找中国人下手？”黑地吭吭吭地笑说：“亚洲人是最容易得手的目标。他们有钱，个小，没脑子。”
早一些的时候，我印象中的黑人还是“黑人好兄弟”的模样。我以为同是少数，在美国应当会互相扶持。但是我来了以后才发现，欺负中国人最狠的不光有中国人，还有黑人。
我问黑地为什么。黑地回答说：“因为你们在抢走我们的工作。”我摊开我千疮百孔的双手给黑地看，我说：“我在抢你的工作吗？我在抢你的工作是吗？那你去替我洗碗，去替我洗碗怎么样？”
我摇晃着黑地。她被摇晃得像风里的一株薄荷草。“你身体里也流着中国人的血，不是么？你有一半是黄种人的血，不是么？”黑地说：“我没想要。”我继续摇晃她说：“但是你是的，不是么？你有一个中国的母亲，不是么？”她说：“我没想要。”我继续摇晃她，我决心要把她身体里的良心晃出来，把她中国人的那一重人格解禁出来。我说：“你有一半是中国人，你妈妈是中国人。”黑地说：“我妈妈是个婊子。”她又补充说，“这不是个比喻。”
我停手，没有继续摇晃她。我说：“她到底把你生下来了啊。”黑地吭吭吭地笑了，说：“哦天，所以我才这么憎恨她。”
后来我见到黑地的父亲威利。黑地像憎恨她自己的母亲一样憎恨父亲，因为他在学生宿舍当监管人。监管人是英文里比较好听说法。实际职责是清洁工。他在一个学生宿舍工作。每天他从五层清扫到底层，楼道，楼梯，公共厨房和男女厕所。每当威利忧心忡忡地叫黑地别在街上乱逛，踏踏实实找个工作，黑地就会吭吭吭地大笑，说：“你是不是要找个助手，帮你一起捡那些耶鲁小女孩的卫生巾？”
黑地要拉我入伙，我说好。我想说服他们不要抢华人。看来我的正义感比我想象得强烈。
黑地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时候，大部分人显得很狐疑。他们反复确认：“她真的不会出卖我们吗？她不会直接跑去警察局告发吗？”黑地百般确认，说能为我做担保。
那天晚上我们有六个人行动。我跟黑地负责望风。黑地守在西边谢尔曼大街与榆树街的交叉口，我守在东侧果园路的路口。那时是晚上十二点，街上已没有人。我在路口坐着。我编辑好了短信，就一个字母，随时等着有人来就按发送键。我这头一直没人。接着我听到西边同伴们的声音。他们大声喧哗，似乎在互相争论，讲着我听不懂的黑话，一路往我这边过来。我随即意识到正在说话的并不只我们原先那几个人，有另一伙人加入。他们同时打劫了什么人，惊动了榆树街的居民。应该有人已经报了警。他们有的人跑，有的人骑车，朝我这边奔来。就着昏暗的路灯，我看到有两个人受了伤，一瘸一拐，被人掺扶着跑。这时我看到黑地。
“跑！”黑地冲我喊，“自己藏起来！”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黑地一喊，我立即躲到旁边民房的夹缝里。十来个青年人从我身边跑过，有黑人，也有拉丁人。他们互相叫着骂着，沿着榆树街往西边跑。这时从西面走过来一个亚裔年轻男孩。他一看到一群黑人，登时慌了，知道事情不妙。他转身就想往回跑，后面一个黑人小青年跟上去，一拳砸在他后脑勺上。三四个人上前，对他一顿猛踢，将他放倒在地。
“我给你们！我什么都给你们！”他大声喊道。他一说话我就知道他是中国学生。他一边喊着，一边努力想把背上的背包解下来，似乎打算主动把东西给他们。但是那些小青年根本没打算给他机会。七个人，围着那个学生拳打脚踢。从我的角度看去，正好看到他的脸。他闭着眼睛，抱住头，身体蜷缩成一团。他鼻梁上的眼镜质量很好，坚持了很长时间才掉在地上。那些小青年对着学生的头不停地下脚，完全不管轻重。每一拳一脚都是发泄似的收回再攻出。我不知道背后该是一种怎样强大的仇恨在驱使他们。直到有一个人要用自行车砸他，七个人才配合地让开。我看到拿自行车的是那个人头顶别着一只小红蝴蝶结。他高高地举起车，照着那个学生的头顶砸下去。
整个过程，黑地就站在不远的地方，一言不发地看他们打他，表情平静得像一尊佛。我盼望着她能做一点什么。我盼望着自己能做一点什么。我想站起来去阻止他们说，喂，哥们儿，别这样。可是我不敢。我努力把自己隐蔽在草丛后面，希望别被任何人看见。我像被打的那个孩子一样发着抖。
这样打了三分多钟，警笛由远至近而至。一群人一哄而散。那个学生意识清醒。他一手仍旧死死地捂住头，一手抓着地往人行道上爬。地上有些微血迹。
这时民房的灯也亮了。有位黑人老大爷从屋里出来，骂了一句糟糕。他赶紧上前，问趴在地上的学生要不要紧。学生答不上话来。他的妻子随后出来。两个人将他扶进屋里。随后警车就到了。车顶的灯眩得人眼花。
我躲在我的角落里不敢出来。我一直一声不吭地躲在两幢房子的夹缝里。黑地让我入伙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入了。一旦出事，我只恨不得自己永远躲进地底去。我不敢动。等到警察取证调查完事，已是凌晨三点。腿蹲得麻了。
黑地和一些人被那个学生指认。她没有直接参与围殴，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警察认定她是当晚两起抢劫伤人事件的策划者，而她自己似乎并没有否认。也许因为她是那群小青年里年纪最大的。
我去警察局，要求见黑地。警察说：“只有直接亲属才能进去。”我跟他说我是黑地的未婚妻。他们让我进了。
黑地看到我，吭吭吭地笑，说：“看你被吓的那傻样儿。”她自己头顶的小辫子有些打结了。她的大耳环掉了一个，只剩一边还在发着金光，晃荡晃荡。
我问黑地什么时候跟我结婚。黑地说：“如果你想要绿卡，没问题。等我出去就可以去办。但是我们不能再在一起。”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的朋友不很喜欢你。”我说：“我很喜欢你。”我以为她会吭吭吭地笑。但是她没有。她背过脸去。她说：“对不起。”这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礼貌用语。
我知道我再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好说。我知道他们这样的人就只会在这样的路上越走越远，像飞蛾扑火一样虔诚和执著地走下去。如果美国有死刑，他们一定会这样走到被枪毙。
我去看望黑地的父亲。我通常看不出黑人的年龄，但是我看到威利我知道他一下子老了。我为威利感到庆幸。黑地不是他唯一的女儿。他还有结发妻子，还有三个儿女。
我去看望葛街陵园守墓的老头。以前黑地会给他带吃的。我没什么好带给他。我告诉他：“黑地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来看你。”老头问：“她怎么了？”我说：“她出门旅行。”老头没有接话。他说：“你是一个好女孩。”我说：“你是一个好老头。”老头的眉毛竖起来，他摇着手指说：“老头？不，不，我可不是老头。”
我一个人走在并不属于我的纽黑文。青灰色毛羽的鸽子在石板铺就的小街上啄食。街角的咖啡店漫漫地溢出面包和咖啡的清甜味道。阳光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洒下来，让人一瞬间有了童话的错觉。以为是岁月静好，天荒地老。
我对着太阳看自己的手掌。我的手已经不掉皮。上面生起了一层薄薄的坚实的茧。我知道，是时候回去上班洗碗了。
作于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