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人民终于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一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回归之旅。一路上，他们与沙俄及挑唆的吉尔吉斯人进行了惨烈的斗争，损失近万条士兵的生命，蒙受重大牺牲。但他们仍然没有回头，一路打一路保卫着迁徙部族往东前进。
终于，他们进入了中国境内，得到乾隆专使的热情协助，并专派大臣前往新疆伊犁主持土尔扈特部投诚事务。
乾隆对土尔扈特部回归的重视，如下可见一斑：他不仅亲自在木兰围场的伊绵峪和避暑山庄万树园多次接见、宴请、赏赐渥巴锡，并承诺“将给予同杜尔伯特部三车凌同样的待遇，声明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易其俗，并初步划定了土尔扈特部游牧地区”。
如此周全详细的安排，无不透露出乾隆对土尔扈特部蒙古回归的重视和喜悦之情。而且“不易其俗、尊重其信仰”的决定，是十分有益于管理回归部落的。这与中国在香港回归时，保持香港的基本制度不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今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事实证明了中国政府行使的一国两制制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历史与现实的巧合，共同表明，尊重彼此的习俗和信仰，是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法宝。
为了纪念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乾隆还在避暑山庄东北的普陀宗乘之庙立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巨型石碑，以记载他统治时期发生的这一伟大事件。碑记由乾隆亲自撰写，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在碑上，记述了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故事，展现着中国历史上民族团结统一的光辉画面。
土尔扈特部“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举动，沉重打击了沙俄分裂中国的野心。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对回归土尔扈特部领袖的热情接待，对回归部落群众生活和习俗的妥善处理，对维护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深受此事影响，中国的蒙古族、藏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拥戴更加得到了加强。避暑山庄，在清康乾盛世，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班禅的行宫
在避暑山庄的东边，有一座独特的班禅行宫。
虽然也是喇嘛庙，名为须弥福寿之庙，但它与山庄其他的喇嘛庙不同，是清朝乾隆时西藏六世班禅来承德朝见皇帝时所居住的行宫。它的来由和存在，见证了清中央政权与西藏地区的亲密关系。
六世班禅作为西藏宗教界的高层领袖，率众不远千里来朝见清朝皇帝，自然令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十分满意和激动。于是他专门下旨在承德修建了这座班禅行宫，给六世班禅专门入住和讲经之用，并亲自听班禅讲经。西边的少数民族和中央政府走得越近，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就越巩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还不算昏庸，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
须弥福寿之庙：又称班禅行宫，为六世班禅来承所建。
西藏贵族的叛乱
六世班禅来承德的30多年前，西藏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叛乱。
这场叛乱是由藏地上层贵族统治者发动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原忠心的西藏王颇罗鼐去世，其次子珠尔墨特继任其位，他“一反其父之所为，意欲独揽西藏大权，称雄格局，反对清政府的驻藏大臣，不服从清政府管辖，企图割据西藏”。
眼看叛乱即将发生，清政府紧急派傅清为驻藏大臣前往西藏平叛。傅清到达时，局势已经一触即发，不可挽回。于是他只好做出用计直接杀死藏王珠尔墨特的决定，但杀死珠尔墨特后，自己也不幸被珠尔墨特的余党杀死。
这一事变朝野震惊，使其“成为清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决定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成果是，《西藏善后章程》和《钦定西藏章程》逐一拟定并宣布，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驻藏大臣和喇嘛领袖在藏区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以制衡贵族，减少其再次叛乱的可能性。
艰难的东进之路与天花之灾
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快满70岁的时候，西藏当时主持政务的六世班禅决定亲自来承德参加乾隆的70大寿庆典。对此，乾隆表示非常欢迎。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六世班禅率领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为了保护班禅，除了西藏派出许多兵士一路陪护外，还有清驻藏大臣的护送。而在此之前，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底(1778年)开始，乾隆就已经下令在承德避暑山庄专为六世班禅修建一座行宫供其在山庄时居住。该宫殿修建得十分精美，耗时一年多才完成。由于路途遥远，班禅一行先抵达青海的塔尔寺。当时已经是冬天了，再继续走下去有一定的危险性，于是队伍准备在塔尔寺先行过冬，待春天来临再继续东进。
在这里，又得提到一点：为何清朝皇帝热衷在避暑山庄接见蒙、藏远道而来的贵客呢？为何不诚心诚意地直接让他们到京师去会面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护蒙古首领避免得天花疾病。清朝皇帝们担心，“前来朝觐的蒙古王公等少数民族首领，进入内地易感染天花”，所以把会见地点选在“塞外凉爽宜人的承德”。在中原一带，早就开始了天花的传染预防工作，但西北少数民族对天花的防范和规避工作却十分落后。天花最容易在夏天气候炎热的时候爆发，如果选在凉爽的承德，少数民族领袖患天花的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在塔尔寺停留过冬后，六世班禅一行继续东行，一路上得到了清政府的多方照顾，各种供给品源源不断地送来。终于，在乾隆四十四年(1780年)七月，一个炎热的夏天，六世班禅一行终于抵达承德避暑山庄，入住须弥福寿之庙。在这里，他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参加了乾隆皇帝的寿筵，并接受册封。他们还去了京师，与当地的喇嘛进行佛学交流，弘扬佛法。
乾隆在山庄会见六世班禅在清朝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促进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使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更符合民心。对喇嘛教的尊崇和六世班禅活佛的隆重接待，使藏传佛教在中国的地位继续提升，藏传佛教在中原一带更为普及了。
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就在六世班禅离开承德抵达京城宣讲佛法快两个月时，突然患天花病去世了！如果他当时多停留在承德避暑山庄，躲开炎热逼人的夏季高温，患天花的可能性就会低得多。他本人没有出过痘，所以在炎热地带就特别容易得天花。在避暑山庄接见异族领袖，就有防止他们感染天花的目的，岂料班禅却一时大意去了京师而枉送了性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痛。
中英首次接触
承德避暑山庄，不仅是清政府接待少数民族领袖的重要地点，还是中英外交史的起步之地。乾隆时期，英国有位叫马嘎尔尼的勋爵，率领英国政府第一个正式访华团走进了避暑山庄。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月，英国商人波朗、亚免、质臣等来到广州，顺便带来了英国国王的信呈至督府。在这封信上，英国表示将派遣使臣马嘎尔尼等由天津入贡中国。经过粤督郭世勋禀奏乾隆皇帝，得到谕旨，批准了这一请求。
这在中英外交史上，是双方正式来往的开端。乾隆皇帝面对这支远道而来的异国使团，出于礼仪和新鲜，起初是比较积极的。但没有想到，这支英国的使团，与大清帝国的礼仪方式完全不同，而后者正是乾隆引以为傲的。于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国家之间的首次“接触”，变得有点困难，以至于双方起了争议。
时代背景
当时的英国，已经经历了欧洲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而中国皇帝官员们还陶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闭目塞听。乾隆其时已经八十有三，清朝鼎盛的辉煌已经逐渐褪去光彩，国家在自我封闭中浑然不知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已经非一日之别。
英国遣使来华有这样几个主要目的：
首先，英国国王希望“探索更广阔的世界，了解关于世界的知识”，探索各种新的文明，包括生活的艺术与技巧，并与不同的民族进行交流。这也是其派遣使团的“高尚的措辞”。
其次，希望在商业领域有所促进。通过使臣的正式拜访，也许能够清除原本试图开展国际贸易时遇到的诸多困难。在此之前，持续扩张的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要求有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急需把中国作为扩张其海外市场的主要目标。东方的大中国地域辽阔、资源丰盛，自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极其希望与之建立贸易关系的对象。但因以下两个原因，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一直无法得逞。
其一，欧洲到中国路途遥远。18世纪即使是航海技术发达的英国船队，到达中国都要克服许多困难。派往中国的船队需要一定的规模，设备、粮食也要充足，人员还要有强壮体魄适应长途的旅行。英国之前曾不断遣使来中国，却都搁浅或没有最后到达就放弃了。这次马嘎尔尼访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路上虽然也经历了许多艰险，终于到达了中国。对急需扩张的英国来说，盛产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古老中国，有着它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其二，在思想上无比保守的清王朝，比起历史上开放的唐朝、元朝来，对外面的世界十分排斥和恐惧。长期奉行比明朝更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让英国资本主义家几乎无机可乘。满人入关后镇压明朝余党和汉族的反抗花费了十多年，绝不再希望现在的平稳日子被打破。外国势力一旦与国内百姓密切往来，汉人更易产生离间与不服之心，哪怕这种往来只是从贸易入手。
基于这两个原因，18世纪末期英国想要与中国自由、广泛地开展贸易，必须仔细打理“上层路线”。他们派遣使者来正是拜访中国，带来了精心准备的多达600箱的厚礼，还辅以正式的外交禀文，使爱面子又深讲礼仪的中国皇帝不得不答应。乾隆帝果真如他们所料，允许他们从天津登陆进入中国。英国的第一批官方使者终于成功地开始了他们的中国之行。这次旅程，除了表面上希望与中国增多文化与经济交流外，英国希望对中国多加观察与接触。在华逗留期间，他们收集了许多政治、军事情报，为以后的侵略埋下了伏笔。
而关于后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英人终于用鸦片战争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是否全都是坏处，早有一些争议。
历史事实清晰地证明，打开国门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主权的破坏，也给中国敲了警钟，应该睁眼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世纪中后期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华帝国闭关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被坚船利炮打开，直面西方的战火与文明。扎着长辫子、手拿大刀的中国军民，在极力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同时，开始觉醒并学着去客观地看待西方带来的冲击。许多有爱国之心的官员和先进知识分子，掀起积极向西方学习科技与民主的新思潮。鸦片战争的客观后果，不仅打破了清朝的闭关自守局面，加速了帝王专制社会的内部变革与解体，而且使中国逐渐向世界开放，并走向近代化。
“精心”的礼物筹备
作为英国的首批来华使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马嘎尔尼一行做好了精心的谋划与准备。他们的团员成员达到了700人，而且准备了一批独特的礼物。这些礼物既能打消清王朝的提防和排斥之心，获得清皇帝的喜爱，又能显示大英帝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以及优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中国外交史上，唐朝以后朝贡贸易成为与别的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朝贡是朝拜和进贡的简称，是两国间承认尊卑地位的礼节性外交关系的一种体现。外国使臣带着本国的物产来到中国，是以小国“朝贡”的身份进行产品交换的。清朝朝贡体系已经走向衰落，和朝鲜、琉球、缅甸、安南、老挝、暹罗等亚洲东部的国家有朝贡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