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个度，即使是好事，也不能做得过分。总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否则就不会得到应有的效果。《论语·学而第一》中说：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有子说：“讲信用要符合于义，（符合于义的）才能实行；讲恭敬要符合于礼，（符合于礼）才能远离耻辱；所依靠的都是可靠的人，也就值得尊敬、效法了。”
有子也是孔子的弟子，他所讲的这段话，表明他们对“信”和“恭”是十分看重的。有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言而有信，经得起检验；待人接物要谦虚恭敬，以礼相待，这样才能远离耻辱。说话做事所凭借的不离开亲人，这最易效法。但是讲“信”要符合于义，这“义”可译为“正义”、“合理”、“适宜”。因为只有合理，你的承诺才能兑现，你的信用才有价值。如果不符合于义，那是可以改变的。
尾生与一女子约会，正在等候时，突然山洪暴发，尾生为了信守诺言，竟然没有躲避，终于被洪水吞没。尾生这么做显然是不适宜的。所以他的“信”是“不近于义”的，自然就没有价值。你讲信用，按时约会，是不愿你所爱的人久等失望，而你面对洪水却不避开，宁肯溺死，自然会使对方伤心和失望的，是完全不符合原先约定的初衷。所以讲信用要“近于义”，也就是要合理，这个“信”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这种“近于义”的“信”有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反复，可以被检验。如果一个承诺，它不可以被“复验”的话，那这个承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还有个典故叫“结草”，说的是春秋时期，魏武子病重，他把儿子魏颗找来吩咐说：“我的爱妾还很年轻，我死之后，一定要让她出嫁，不要耽误了人家。”魏颗连连点头答应。时隔不久，魏武子病危，他又对魏颗说：“我死后，一定要让她殉葬。”魏颗也点头答应了。这殉葬，就是让活人陪着死人去死。
魏颗在料理父亲丧事时，并没有让父亲的爱妾殉葬，而是将她嫁出去了。这件事后来有人责难魏颗。说他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却并没按老人的要求办，是不守信。魏颗却说：“老人病危时已经糊涂了，我是按照他清醒时的吩咐去办的。”更多的人则是赞扬魏颗，因为他是“信近于义”，他的承诺是符合正义，是合理的。故事后来还有发展，魏颗领兵与秦军作战，正在激战之时，突然出现了一位老人，他拿着用草结成的圈去绊秦国的将军杜回的脚，把他绊倒，致使魏颗轻而易举地俘虏了杜回，取得了胜利。当夜，魏颗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这位老人对他说：“我就是那爱妾的父亲，你救了我女儿的命，特来报答你。”这个故事虽然带有点迷信色彩，但是它说明了一个人讲信用要符合实际，符合正义的问题。这样你讲的信用才有意义。
讲恭敬也是一样，恭敬他人，是对他人的尊重，是一个礼貌问题。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礼法的范围内，恭敬谦逊地待人，那他是能够远离耻辱的。换句话说，如果不注重礼法，一味恭敬，谦卑过分，那就是低三下四了，就不但不能远离耻辱，还很有可能构成耻辱。
“信”与“恭”本来都是很好的品德，但实践时要适宜，要看场合，要看对象。我们生活中不也是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么！像有朋友因事与他人发生了冲突，当他情绪很极端之时，要某某去帮他报复以解气。某某就真的去做了，结果把对方殴打了一番。当责问他时，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答应了他的，既有承诺就必须信守。这能作为理由吗？这“信”就不近于义了，是触犯法律的。而有的人就处理得好。当朋友正处在极端情绪之时，他知道要一时说服是困难的，为平息事态，便答应了去惩罚对方的要求。然而他并不这样做。当朋友冷静后再加以劝解，告知朋友即使不能原谅，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他对承诺是有分析的，不去履行是符合义的。这样处理也才符合情理。
要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当然应从自己的身边事做起，从对待亲人的态度中就可见一般。如果对待自己的亲人都情意丧失，那更不必谈对他人的信与恭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前面“信近于义”和“恭近于礼”，同时还能够不丧失对亲人及周边人的关爱，那更是值得推崇和效法了。
与人交往讲信用，对待他人要恭敬，这本来都是好的品德，但在实践时要注意场合，掌握分寸。讲“信”要符合于义，这样才会合理，才有价值；讲“恭”要符合礼法，这样才能远离耻辱，才有意义。这就提醒人们，好事要办好，就要多做具体的分析，不能盲目地无原则地谈“信”与“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