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执政者如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管理者如何管理一个单位，首先就在于思路，在于认识。认识与思路正确与否，实际效果就会大不一样。所以，这是执政者不能不研究的重要问题。《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是孔子与弟子乘车去卫国时与驾车的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它体现了孔子的治国原则。
当孔子看到卫国都城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时，不觉感慨起来：这里的人真多呀！
冉有见孔子情绪不错，马上点了点头回应说：“是呀，卫国的人真是不少啊。”他似乎在思考什么，接着问道：“夫子，人多了以后，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孔子看了看冉有，觉得他提的问题很好，于是就对他说：“人多了以后，首先的要让他们富起来呀！”
冉有还不放松，又问道：“那富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孔子说：“富了以后，那就要教育他们，让他们都知道礼义。”
孔子与冉有的对话，讲的虽然不多，但是讲了很重要的治国之道。要治国，先富民，把人民富裕放在首位。只有人民富了起来，其他的才能有物质基础。你不能脱离人们的物质生活来谈什么精神方面的追求。这也符合经济是基础的原理。
看起来这是一个并不深奥的道理，可是我们国家却走过一段不短的弯路，有着很深刻的教训。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左的倾向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不断地搞阶级斗争，根本不敢富民，总怕因为人民富裕而影响着社会主义制度。到了“文革”时期左的路线简直登峰造极，把一切稍微富民的措施都斥之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民非常穷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采取富民政策，才敢让人民富裕起来。这样不到40年，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作为执政者一定要有正确的思路，要关注民生，一定要富民。这本是我们建设的目的，也是人民的迫切需要。
而冉有提出了人民富了之后，再怎么办？就更有深一层的意义。孔子回答虽只有简单的两个字“教之”，但眼光是很长远的。
人们需要解决好物质的基础，因为生存是第一要务，没有物质的基础就没有其他。但是物质生活又并非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也不是人生唯一的目的。这就正像一句名言所说“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只是为了吃饭”。如果都富裕了，有了物质基础了，那我们就要进一步兴办文化教育，让人们懂得礼义，懂得社会公德，提高其素质，在精神上有追求，有目标。这样生活才会充实而有意义，社会也会文明和谐。这就是我们说的不但要重视物质文明的建设，而且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孔子提出这“富之”与“教之”是有先后次序的。“富之”是基础，“教之”是发展。在“富之”的基础上，再“教之”，这样人口众多，才能发挥出优势。我们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只有通过“教之”，才能把人口多的优势，变成人才强的优势，变成人才资源的优势。
这里的“教”有着广泛的意义，可以说包括教育、文化、法制、宣传等等内容。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实施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不仅如此，成人教育和各种培训蓬勃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明显提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这“教”还包括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教育活动。像建立学习型的社区，要引导人民更文明地生活。在各种媒体上开展宣传。为了让人们富得合理，还要用法律规范市场行为，加强法制教育，增加人民法律的意识。还要用先进文化教育引导人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丰富民众的生活。只有这样，在富裕的基础上，人民才会有更高的追求。
孔子的这种思想，大而言之是治国之道；小而言之，是为政的原则。如果我们从这儿引申和阐发，那么我们在治理一个地方，或领导一个单位，就应该首先是关心群众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让他们的生活不断改善。其次是注意在这基础上加强教育引导，不断提高群众的觉悟和素质。这两手都要抓，二者缺一不可。
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因此治理国家或治理一个地方，首先要解决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关注民生，使人民富裕。这是首要的方面，然而却不是唯一的方面。因为物质生活又并非生活的全部。因此富了之后就要加强社会文明建设，让人们懂礼义，懂公德，在精神上有目标，有追求。这样经济社会才能协调发展，人们的生活才会更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