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总得说话、办事。有的人说话负责，言而有信；有的人却毫不负责，言而无信。有的人办事敢于负责，处事果断；有的人则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究竟如何说话，如何办事呢？《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说：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贡问道：“怎么样才可以算得上是士呢？”孔子说：“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不会辱没君主的使命，就可以称得上士了。”
子贡又问：“那次一等的呢？”孔子说：“那就是在宗族里称赞他孝顺，乡亲们称赞他敬爱兄长。”
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一定要诚实守信，行动一定要果断坚决。这是浅陋固执的一般人啦，不过，也可以算得上是次一等的士了。”
子贡感叹说：“那现在从事政务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唉！都是些器量很狭小的人呀，算得了什么呢！”
这是子贡与孔子就士的问题的一段对话。
“士”，在今天看来，就是介于大夫和百姓之间的一个阶层，一般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
对于什么人才算是士，孔子指出了三个层次，也提出了三个标准。一是对国家而言，不辱君命；二是对家族而言，受到赞扬；三是对个体而言，很有信用。而这“言必信，行必果”这一点是最基本的。
“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论士时提出的基本的标准，后人把它就看成了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人如果说话毫无信用，不信守承诺，就会失去朋友和群众；行动如果犹疑不决，也很难把事情办成。
孔子很重视“信”，他曾几次讲过这个问题。有一次也是子贡问他“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简要地回答道：“那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备足粮食，二是备足武器，三是取信于民。”子贡又问：“要是不能同时做好这三件，能去掉哪一件呢？”孔子说：“那就去掉武器吧！”子贡再问道：“如果不得已，还得去掉一项，那该怎么办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子贡觉得民以食为天，哪能没有粮食？孔子见他困惑，就补充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总会有死人的事，可要是失信于民，那国家就没法巩固了。在孔子看来这信用很重要，它足以使一个国家的力量凝聚起来。
三国时期，诸葛亮曾率领蜀军与司马懿的大军对阵，在决战前夕，队伍中一部分老兵服役期满，应该返乡。这时有人建议诸葛亮延长服役期。诸葛亮却说：“治国、治军以信为本，现在老兵归心似箭，他们的家人望眼欲穿，我怎么能失信于他们！”他果断地作出决定，让老兵们按原计划返乡。老兵感动异常，都不愿走，要以参加决战报答诸葛丞相的恩德。他们的激情鼓舞了在役的将士，全军同仇敌忾，打败了魏军。可见，一个统帅信守承诺，就会受到信赖，就能振奋军心，产生巨大的战斗力。
讲信用、重信用的人是受人尊重与信赖的。
2010年春节前夕，“信义兄弟”的事更令人感动。武汉的孙水林在北京承建工程，为赶在春节前把工钱发到农民工手中，带着款项返回家乡，不幸途中遭遇车祸，一家五口身亡。他在天津的弟弟孙东林闻讯后，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来不及处理哥哥的后事，赶在腊月二十九返乡，给60余位农民工发放了工钱，一分钱也没欠。两兄弟的事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被誉为感动国人的“信义兄弟”。当孙水林出殡之日，上千人为他送葬。看，讲信用就是得人心！
要做到“言必信”，还要不轻易许诺。做不到的事不要随口答应。华盛顿说得好：“一定要信守诺言，不要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因此，说话要谨慎，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勇于对别人的请求说“不”。
至于“行必果”就是行事要坚决果断。无论是在战场、在商场、在竞技场上，机遇很重要，稍纵即逝，因此就不能犹豫不决。在战场上，即使是早到不多的时间，也能占据有利地形，取得主动；在商场上如果处置及时果断，就会赢得商机。反之，将失去机会，会给你带来无尽的悔恨。
孔子虽然把“言必信，行必果”放在了“士”的最后一个层次，但这是做人应有的品德。做人做事都需要这样。
“言必信，行必果”是孔子在论士时提出的标准，后来人们把它看成了做人的准则。讲信用的人就会受人家的尊重与信赖；言而无信，不履行承诺，就会失去朋友和群众。交友是这样，与人相处也是这样。另外，行事还要坚决果断。犹疑不决，会丧失机遇，事情就很难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