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工匠、磨房主、骑士、小贩，三教九流不约而同聚集过来，花很长时间重建了更辉煌的教堂，建完他们就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亲手在石头上雕刻一条龙、一个天使或者魔鬼，又或者一个圣徒。不论我是信徒还是异端，我都会与全世界一起建造这座大教堂，因为我是个工匠，必须学着在石头上画出脸、四肢与身体。我从不在意现世与后代的评判，我的名字不会刻在任何一个地方，但一小部分"我"会在这匿名的胜利中存活，不论我雕刻的是一条龙、一个天使或者魔鬼，还是-个圣徒。
--英格玛·伯格曼
多年以前，第一次读到上面这段话，我并不知道是伯格曼说的，它来自一群学中文的年轻人。他们整天想着当天才，用伯格曼的这番话演绎自己的梦想。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他们正经历着青春期，怀着发疯的激情，期望把砖放在一个位置上。
差不多也是那个年头，快70岁的伯格曼出版了自传《魔术灯笼》。他像个孩子似的回忆10岁那年的一个旋转铁皮灯笼："它由一个烟囱、一个汽油灯和永远不断重复的胶片组成，以后整整一年里，它是我唯一的玩具，我看着它制造着光影幻觉。"他还讲述了更早以前关于死亡的记忆："我被迫坐在教堂里听着冗长的布道，但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喜欢从窗户里透进来的音乐和光。我曾经坐在乐器边的阁楼上，从高处看着葬礼的整个过程，棺材、黑色的裹尸布、墓地，棺材缓缓沉到土里。我从没感到害怕，我迷上了这些景象。"不过更多时候，这个自传并不适合作为探求他电影主题的素材来源。
他的作品老是披着哲学的外衣，自传更多的是家常琐碎，比如拒绝亲他还打他的妈妈，总是互殴的哥哥，受气包妹妹，以及父母将他卖到马戏团去的恶作剧。可这些家常话迅速俘虏了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的心，他在1988年的《纽约时报》书评上称它们为"天才的声音"，并受这回忆的感染，忍不住说起了第一次看伯格曼电影时的情景："那时我十几岁，住在布鲁克林区，四处传言有个瑞典电影将在本地影院上映，里面会有全裸女人游泳。我很少半夜就等在路边好拔个头筹买电影票，但那个《和莫尼卡在一起的夏天》上映的早晨，一个红头发、戴黑框眼镜的男孩在电影院门口拼命推搡，好抢到更好的座位。"
这并不是伍迪·艾伦第一次公开向伯格曼示好。伍迪·艾伦曾戏仿《第七封印》，写成了剧本《死神摊牌》，与伯格曼一本正经地探讨生与死的不同，伍迪·艾伦的死神是个来时从窗子跌进去，时又被绊倒在楼道地毯上的毛头家伙，这并不是挑衅，倒像是撒娇。后来喜剧导演的几部不大成功的悲剧作品都在向伯格曼致敬，甚至在伯格曼隐居瑞典费罗岛后，伍迪·艾伦还跑去跟他一起住了一阵。表面看，他们的导演生涯也很像：都自己写剧本，都有点自传的性质，都是一把快手，每年至少完成一部片子，都有几个御用女演员和几段暧昧。伍迪·艾伦是公开的伯格曼的头号粉丝，在2007年7月30日伯格曼去世那天，报纸上甚至出现了"伍迪·艾伦最爱的导演死了"这样的字样。
"伯格曼改变了电影是个体力活和技术工种的传统，他发展了探索人物内心的电影风格，他的影片永远在搭建一个灵魂厮杀的战场。"伍迪·艾伦这样解释推崇伯格曼的原因。梦想与现实，肉体与宗教，孤独与欲望，背叛与救赎，生与死……正是这种宏大、艰涩的主题使伯格曼的电影让人既敬畏又着迷。可能是神化了的"严肃的瑞典人"的特点，《大英百科全书》这么记录这个民族："那些灵魂总是在倾听，一直被来自别处的一种无法抗拒的召唤所吸引，那个'别处'是随便哪里，既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和宗教上的。"而他最高产的时候（1955-1980），又逢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统治的稳定时期，人们生活舒适，道德自由化却生出了对生命意义的质疑，自杀率特别高。伯格曼"在孤独和团结中感受着宁静和责任，又有不适和悔恨"。伯格曼像个解剖自己的外科医生，直面恐惧，剖析人性，也许还打算寻找宽恕。那时候真是艺术电影的时代，是欧洲电影或者瑞典电影的天下。1972年，有一影评人对伯格曼说："我想，你身上肩负着责任，因为电影是当今最伟大的艺术，你又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导演，作为最重要艺术形式中最重要的人，你的责任得多么重大！"现在谁还好意思说这样的话？
1966年伯格曼搬到了费罗岛上居住，那是个阴冷、潮湿的地方，夏天短，春天来得也晚，每天早晨，海风吹着水汽给岛屿挂起了一层灰色。1983年电影导演正式隐退，他在岛上半隐居起来，真正开始了活在过去。伯格曼好像一直很善于远离一些事情来保持庄重，好莱坞是其中之一。虽然他拿过三次奥斯卡，但从没进入过好莱坞，只拍过一部英语片（《接触》）；"现代"是又一个。电影不再是最伟大的艺术，好莱坞打败了欧洲电影，技术纯熟的商业片淹没了艺术电影，他们轻易就能造一座凯旋门或金字塔，忘记了造出它们来不是为了让它们静立在那里，而是为了让它们动起来，变得咄咄逼人。
人们也撤回敏锐的目光，不再细致地斟酌和赞赏，一切只为娱乐。是啊，人要解放自己，何必非得去想象一些伟大而神秘的对象呢。隐退后，伯格曼还参与了许多部电视电影的制作，他的作品依然被当成艺术，却是被供奉而不是被凝视的艺术。伯格曼好像并不乐得被忘记，2005年还为自己的电影改编舞台剧《折磨》配音，可他被技术制造的不动感情的文化、真人秀引发的后现代传媒、网络带来的过分容易的论说评判给淹没了，没人听到他的声音。面对浮躁的现代，或许他也要生出这样的感慨：咱们是老派的人，咱们的信仰是旧式的信仰，咱们供奉的是过去的小神灵，说陈腐格言，渺小，黑暗，有点力量的神灵。
按现在的做法，一个名人死了，悼念是最好的使其再鲜活一把的机会，伯格曼也被拉进这个圈套。网上现在流传一个"伯格曼肥皂广告"视频，那是他在1951年瑞典电影业大罢工时拍来糊口的，为了宣传"微风牌"除臭香皂能让汗不臭，他设置了剧情，由真人出演细菌，典型的特写镜头摇动切换，拍了9部在电影院播放的广告片。这个视频在每个地方点击率都高得吓人，好像电脑屏幕后面有一大堆志得意满的脸，仿佛参与完成了对大师的悼念。"伯格曼肥皂广告"以时下最流行的方式传播，却显得更加过时和遥远。
也有无人喝彩的文艺青年的集体回忆，那是与艺术电影的私人约会：有人看了《费罗1979》决定去看从没看过的书，面对从不了解的灵魂；有人在两星期内看了《假面》8次，企图辨别电影开头结尾的那个小男孩的脸；有人被《野草莓》棺材中尸体的脸给吓着了却从此爱上电影；有人看着伯格曼写出了小说《阿姆斯特丹》……上世纪80年代末期伯格曼在中国尚有余韵，他的名字成了光阴老了、记忆却犹新的记号，生命、青春、信仰、死亡……这些永远也想不明白的问题，共同填满了化学的发疯形式的时光。他们共同怀念的不是伯格曼，而是与他有关的那个过去，那时候有这么一个静谧的地方，置身其间，可以缄默，可以了解一些事情，与喋喋不休又矫揉造作的当下无关，与亢奋的轻率油滑无关，与信息饥渴和焦虑无关。范·海伦乐队曾经写过一首歌向伯格曼致敬，那就是一曲时代错乱的吟唱："现在我禁不住悲哀，第七封印已被毁坏；再也没有圣洁，也没有无暇；没有纯真，感知也不再。所以带我去那处女泉，洗去我所有的哀伤。"只是那个像窗外噪音的"现在"声音越发响亮，撩拨得人探身观望，回响在房间里的伯格曼最终会被关掉。这是我与他们最后一次认识电影大师的机会。
